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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 | 2017,他们走了

 cxag 2017-12-30

又到了一年新旧更迭的关口

想必大家都在感慨时光匆匆

已经是2017年的最后一个周末

“最后”这个词

让人忍不住要停一停

回望这即将逝去的一年

再一起

向那些曾经塑造了我们阅读记忆的一个个背影

挥手告别

别了,2017

周有光

上帝终于想起了他——1月14日,刚刚过完112岁华诞、总说“上帝把我忘了”的周有光先生去天上与家人团圆了。在中国,德高望重的百岁老人被称为人瑞,一生“周全而有光”的周有光先生便是这样一个范本。他经历和见证了整整一个世纪复杂多变的历史,专业横跨经济、语言、文化三个领域,通晓四门语言,还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这为他带来了“汉语拼音之父”的桂冠,尽管这一不准确的称谓也一再被他本人否认,但在人们的敬爱面前,一切都显得不重要。能活成睿智的人瑞本身就是传奇,他的存在和离去,留给人们的都是温馨的记忆。

冯其庸

1月22日,红学家冯其庸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生前,冯其庸先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等职,他主持校注的《红楼梦》普及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新校注本(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是大多数人阅读过的《红楼梦》版本。并著有《曹雪芹家世新考》《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秋风集》等专著。在红学界,冯老享有威名。但他与另一位红学权威周汝昌先生确实存在学术论争,时至今日两位先生都已故去,但在红学界内部,讨论仍未有停息。

黄易

香港武侠作家黄易4月5日的病逝颇让人意外,毕竟65岁在这个时代并不算高龄。但这个消息却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阅读记忆,在“金庸之后无武侠”的20世纪90年代,黄易以玄幻、穿越、异侠为主要元素的男性英雄小说令人脑洞大开。《寻秦记》和《大唐双龙传》所展示的无所不能的男性主角、无穷无尽的美女环绕、大开金手指的各种情节,简直堪称后来网络男频文多种模式的开山鼻祖。而他在小说中惯用的“虎躯一震”,曾一度红遍网络成为热词。“今生缘尽,期诸来世”,黄易曾写道。来世,可有人识得“虎躯一震”?

杨益言

杨益言是谁?如果问一个中学生,Ta会说:“我知道。”作为当下中考必考书目,被称为“共产主义奇书”的《红岩》不仅是上两代人难以磨灭的阅读记忆,也在以这个时代的方式铭刻在新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中。对于《红岩》的作者们来说,这本以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写就的书,既带给他们巨大的荣光,也带给他们苦难——罗广斌因此受迫害而死,长寿的杨益言后来还写过一些作品,但都湮没在《红岩》的光华之下。2017年5月19日,在罗广斌去世40年之后,《红岩》的另一位作者杨益言在重庆去世,享年92岁。

吴清友

7月18日,台湾诚品书店创始人吴清友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享年67岁。此前,他曾多次提到自己的先天性心血管疾病:1988年曾进行过第一次开胸心脏手术,正是这次大手术危险让他开始思考重启生命,让从事建筑行业的吴清友创办了诚品书店。台湾诚品书店1989年开张,现代的装饰风格和温馨的阅读氛围成为诚品书店的特色。如今诚品书店在两岸三地都有分店,成为当地的文化坐标。吴清友先生辞世,为世界留下了诚品书店——这里不是贩售一本书那么简单的买卖关系,诚品提供了书店与人之间的默契与情感,也提供了美好生活的想象空间。

钱谷融

9月28日,钱谷融先生辞世,这天正是他98周岁的生日。这位老人被视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灵魂人物,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钱谷融的名字首先和1957年的一次讨论联系在一起,他因《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而遭到批判。钱谷融先生一生著述不是太多,据说他有一点老顽童的性情,豁达、散淡,深得学生爱戴。他的学生王晓明教授在悼词中谈到了钱谷融先生的示范作用,“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有他近距离地给我们示范:即便天地局促,人还是可以保持高洁的品性,涵养人之为人的大器之志。”

高莽

10月6日,高莽先生在平静中离世。年逾九秩,得享高寿。从一个在哈尔滨的教会学校读书、爱画画的少年,到痛恨日本侵略者、追求进步的青年,到陪同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出访的翻译,然后转向文学事业,成为翻译家、画家、作家,高莽先生的一生,丰富而精彩,他留下的大量作品,泽惠后人。所有认识高莽先生的人,都会感受到他那颗独特的“赤子之心”。这颗心不是孩童式的稚嫩,而是经受了生活磨难和时代变迁,却奇迹般的未受沾染,这是一颗纯净、欢乐、诚挚、善良的心,带给他完满的一生。

余光中

12月14日中国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逝世,享年90岁。1972年,44岁的余光中写下《乡愁》曾让无数中国人落泪,于是,“乡愁诗人”便成为余光中的标签。余光中的去世,怀念其诗歌成就的文章是绝大多数。也有少数文章将台湾文学史上的历史遗留问题拿出来讨论——即余光中曾打压台湾乡土文学,迫害台湾作家。然而这也是一次不在场的讨论了——受害一方的当事人之一陈映真也于2016年辞世,留下后人徘徊在“余光中”难题里:到底应当如何厘定他的成就或者作为。当文学界的思想论争扩展为历史的烟云时,我们应该如何论述逝者,也许是我们今天需要想一想的问题。

屠岸

12月16日,在2017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又送别了94岁高龄的屠岸先生。他是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从1973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曾任该社总编辑,他说自己在朝内166号找到了家一般的感觉。屠岸先生是不多见的兼写新诗和旧诗的诗人。在译诗方面,他最热爱英国诗人济慈和莎士比亚,“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他非常赞赏济慈的美学观点。他翻译的《济慈诗选》曾在90年代初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翻译奖。“我没有加入任何宗教,但诗是我的宗教。”屠岸先生度过了与诗歌相伴的一生,也为后人留下了他儒雅谦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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