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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这二十年，或许可以如此小结。人类学于我不仅仅是一个饭碗，一门学科，或者一个角度，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跌跌撞撞地穿梭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在文化、观念、价值的碰撞中破碎，也在破碎后的废墟中重建。同时，我越发能理解威廉亚当斯那句话：人类学最令人欣慰的悖论，也是她最激励人的特征，就是研究他者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生命旅程。 1997年我在糊里糊涂中进入民族学／人类学领域，上了贼船。3年的硕士课程完成后才算多少有点儿感觉，但实话说，我对学术研究的真正理解和真正地投入可能是在完成博士论文，拿到了那张博士证书之后的事情。 不过，虽然一路稀里糊涂的走下来，回想起来有几个东西还是很清晰的。一是对于生／死问题的深层关怀，尽管是比较隐性的。亲人离世以及自己人生经验中的一些事件，使得这个问题无法避免，尽管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已经被训练好如何将其掩埋和隐藏起来。因此，也就会有意无意地阅读和思考一些哲学问题，人生问题，何以生，如何生等等之类的问题。 二是对于文化差异性的敏感和兴趣，这大概与我大学宿舍里的生活经验有关，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触过回族或穆斯林，结果我一个宿舍7个人中有3位回族同学，这个冲击非常巨大。我们常说，文化自觉源自与他者的相遇。我这个经验大概就算是。 与此相关的则是对于宗教／信仰的关注。我注意到，尽管他们3位都是回族，但似乎对于伊斯兰的理解和自身的生活实践差别非常大。同时，我这时开始接触到基督教和基督徒。尤其是在生活中见到“活”的基督徒，人很正常，不疯不傻，而且为人亲善，这对我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为那之前所知道的基督教大概就是历史或政治教材中的形象：要么是穷或弱，要么是比较傻，当然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走狗和先锋”。 这可以说直接影响到后来对于宗教问题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不过，从研究进路来说，现在回头看的话，最开始主要是比较社会层面的探讨，无论是博士论文阶段完成的乡村基督教研究，还是后来做的关于城市教会以及农民工教会的研究，基本上都还是在这个层面上的调查研究，与宗教社会学的路子比较接近，因此来往和互动也比较多。 不过，从2004年前后我就有意识地增加了与历史学和哲学／神学相关领域的交流，试图在历史的脉络中展开研究，在哲学的深度上有一定的思考。当然，一直也有意识地将人类学所强调的“地方／地方性”(local or locality)作为我的关键词切入到宗教（学）研究中去，例如《地方性、历史场景与信仰的表达》（2008）、《地方文化与信仰共同体的生成》（2013）等。 大概在2013年前后，我们进而试图去处理到底一个宗教信徒是如何体认其信仰，如何实际感受和“成为”（becoming）一个宗教实践者的过程。这也就是最近几年和杨徳睿、陈进国等人一起在尝试的一个研究方向，做“修”或“修行”的探讨。其实扩展来说，也就是“学以成人”的这个哲学问题。简言之，我们的研究虽然目前主要集中于宗教领域，但确实并不仅仅是关注“修身成道”这样的“宗教”问题，而是“成人”这样的问题。 当然这还在非常初步的阶段，但从人类学学科的角度来说，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我们对于至少是宗教人类学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结构功能论的统治地位的感知，这些研究当然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并且仍然会是一个有益的研究进路，但如果局限于此，显然是不足够的，很多问题难以触及。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问题是，在我们的民族志作品中，具体的人基本被隐藏甚至消失于一些概念、框架及理论的分析之下，留下的是一个被抽空了的“人”。 另一个显然可以见的问题看起来则是相反的方向，那些看起来非常抽象化的理论讨论、学理分析，其实在很多时候又是非常琐碎的，纠结于一些细小的、局部的，甚至无聊的辨识和争论，而无法将民族志的写作提升到人类学的层面，从根本上放弃了经典人类学的最终关怀，将自己囚禁于对具体文化的描述和分析，闭口不谈对于人之为人的这样最为根本的探索。当然，奢谈人或人性的问题容易沦为流俗和空洞，并且也不是每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文章都必须扯到这里去，但是，我坚持认为，这过去是，也理当继续是学科性的最终关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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