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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我们已四十年。四十年来，他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医风一直鼓舞着我。在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的今天，我更加钦佩父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事迹。 父亲叫胡旺金宝，蒙医大夫，行医几十年。他医风独具，医技精湛，医德高尚，在方圆百公里的科尔沁左中西部大地享有很高的威望。当地老百姓称他为宝日很额木其，即“神医”。 父亲医风独具。父亲生前在舍伯吐卫生院工作，除了少量时间在卫生院出诊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行医。他有一面红十字旗帜，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每到一个村就是一个医疗点，父亲住上若干天，把该村和附近新老患者一一诊治。 回到家后，父亲把旗帜挂在房顶，昭示自己已回家。村子里和附近村屯的患者很快集中到家里。 骆驼和马匹是父亲行医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我们家大院中间立有一个高高的石柱，用于栓骆驼和马匹。院落内还有木桩，用于栓牛和驴。父亲出诊路途遥远和带的药械多就骑骆驼；患者病重，时间紧就骑马。骆驼有两三头，马常备有四五匹。这些交通工具都是各地奖励父亲用的，可以不断更换。那时，我们家门前常常门庭若市、车水马龙。 红十字旗帜是父亲为人民服务的象征，是战胜病魔、所向披靡的“苏力德”，是广大患者心中的丰碑，是医患之间的纽带，是他为人处世的独特风格。 父亲医术精湛。他从小在哲里木盟胡力海寺庙学蒙医。由于开始用藏文学习经典蒙医著作，所以基础较扎实。后来他在很多具体治疗方面又独具创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父亲非常注重辩证施治、药物内疗和针灸外疗的结合，主治疗药和辅治疗药相结合。在针灸等外治疗方面，不但挖掘传统的外治疗方法，而且将针灸、放血等疗法广泛应用于临床。父亲治疗疾病药量足，敢于探索新方法，实施逆向疗法，如寒热时灸疗，血虚时放血等，以毒攻毒。父亲之所以有“神医”之称，就是因为有很多清湛而独特的疗法应用于临床并收到很高的疗效。父亲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无论在日常工作岗位上，还是被派遣到红山水库、07402工程指挥部，都获得过很多嘉奖。父亲在行医生涯中从死亡线上拉回了多少人的生命，无法统计。 一九五二年，父亲参加全盟第一次蒙医专业考试，获得了哲里木盟行署盟长王色音巴雅尔签名颁发的《行医证书》。 老百姓说，没有胡大夫治不好的病，放进棺材里的“死人”也会被他治活过来。 父亲医德高尚。父亲为人憨厚，心胸豁达。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是他终身遵循的做人原则和职业道德。父亲从不以名医自居。相反，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父亲对待患者从来视病情的轻重缓急，而不看病人的贫穷贵贱。那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天灾人祸频发的年代。治病需要钱，但恰恰大部分农村牧区患者没有钱治病。父亲常常赊账垫资，甚至大部分由他买单，因此，在舍伯吐卫生院欠下了一堆债务。 父亲常年奔波四方。由于他服务的范围涵盖附近几个乡镇，一走就是几个月回不了家。母亲里外一把手，子女七八个，生活也不比别人强多少。父亲不但管不了多少家事，工资也很少往家里拿。父亲偶尔回家，父母两个人打架是免不了的事。 父亲救死扶伤的责任心和他善良的人格、家乡缺医少药、老百姓健康状况极差的现实，促使他日夜操劳，忘我地工作。 在历次“左”的运动中，由于喇嘛和骑兵身份，父亲都是被整的重点对象。尤其在“文革”中，父亲惨遭迫害，受尽了苦头。自“文革”开始到一九七三年，一直在舍伯吐公社或卫生院被批斗和劳动改造。期间，他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一九七三年父亲被释放出来，此时年近六旬，被摧残得遍体鳞伤，全身疾病。他百般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和工作，不顾一切地投入到了终身追求的为人民服务当中。 有一年夏天，父亲应邀赴07402修路指挥部行医，在一次出差途中摔伤腿骨骨折，赴甘旗卡治疗，冬天回家疗养。回到家之后，虽然腿骨伤尚未痊愈，父亲仍然没有停下为人民服务的脚步。他克服腿伤和疾病带来的困难，坚持走村串户看病。母亲焦急万分，常常劝他注意休息，但却无济于事。一九七四年初春的一天，父亲去诊治一位患者忙碌了整整一夜，把生命垂危的患者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第二天凌晨疲惫地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吃早饭，便脑溢血发作，三天后离开人世。 一位老百姓哭着说：“老天爷，可不能让胡大夫走，需要命有我们……” 在周围村屯里，虽然父亲那一代人基本都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后代依然铭记着父亲的恩德。每到清明节，仍有很多人自愿去父亲的墓地扫墓，代表他们的长辈表达对父亲的衰思和怀念。父亲的一生是戎马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为当地百姓造福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富，但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 父亲高大威武的形象，必将永存我们的记忆，思念到永远。 “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光荣灯曾让我们骄傲，必将照耀我们心灵，光荣到永远。 “为人民服务”的红药箱曾让我们崇拜，必将鼓舞我们意志，努力到永远。 红十字会旗帜曾让我们敬重，必将激励我们的精神，前进到永远。 父亲的红十字旗帜永远飘扬在我们心中！ 作者：胡满达 摘自《通辽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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