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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讯 上周五下午（2017年12月29日），由本报大皖新闻客户端徽派栏目联合合肥市作家协会共同主办、淝河镇人民政府承办的辞旧迎新文学讲座，特邀著名文学评论家、安徽大学王达敏教授开讲《从余华到莫言》。王达敏教授从两人的文学起点说到转折直至文学高峰，以精深的学术研究辅以趣味盎然的故事，把从先锋到新写实主义的脉络梳理完整，同时发散到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潮和忏悔的主题，让听者获益匪浅。
两人几乎同时出道同时出名 “这个题目是不通的，余华和莫言是同时代的作家，差五岁，几乎是同时出道同时成名，一南（浙江）一北（山东），余华是1983发表第一篇小说，莫言则是198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余华成名作是1986年创作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而莫言到1985年时，很多好小说都已经出来了，包括《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王达敏教授说起自己潜心研究多年的两位优秀作家，可谓如数家珍，“余华的代表作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如果把这两本拿掉，那就不必谈余华了。”王达敏认为，这两本书约27万字，奠定了余华在文学界的地位。“12万字的《活着》肯定会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余华32岁的时候代表作就出来了。”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靠《红高粱》和《蛙》，“莫言知道一个人一辈子干不了几件事，所以他一直盯着小说不放。莫言一直推一直推，2017年他出了一部话剧，两篇短篇小说。” 在王达敏看来，余华和莫言都是天才型作家，但余华兴趣广泛，1995年之后余华应《读书》主编汪晖之邀开始写文学评论，结果写完一篇发给汪晖，“汪晖看后说你这是中国最好的文学评论，受到鼓励之后，余华就开始大量阅读西方名家作品，每研究一个作家便写一篇评论，写了两本这方面的书，一直写到1998年左右。余华写的音乐评论也被作家和学者们称好。我说坏事了，果不其然，他后来的长篇小说便写得非常艰难。”王达敏觉得，余华除了是才子型作家，也是灵悟型的，但注意力的过度分散导致他后来《兄弟》出来之后褒贬不一，“我对这部长篇提出了批评。”王达敏介绍说，当年有朋友和余华说起自己，余华听后肃然起敬，“说明他看过我的东西。《余华论》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都是通过写作改变生存现状 王达敏教授以余华研究在学界著称，但他直言，“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人，我不行，我不能押在一个作家身上。”在他看来，余华和莫言都有很好的文学天赋，“想当作家的大有人在，写不出东西，只能研究。想到余华和莫言会叹气，他们刚开始写作时只有中学水平，这说明后天努力固然重要，但是有一个隐形的东西，（那就是）天赋在里面。”王达敏教授说，余华小学四五年级就遇上政治运动，1977年高考成绩不好没考上大学，卫生学校毕业后当了牙科医生。他看到有一个人老在镇上晃荡，问他是做什么的，怎么不上班，对方说自己在文化馆工作，每天晃荡，也是他的工作。还有这么快活的工作？余华想进镇文化馆这才开始写作，当时国内各大刊物都处于稿荒状态，余华投稿竟然第一篇就发表了，“后来又写了一篇小说给《北京文学》，北京打电话来让他去改稿，消息传开后县里人惊讶无比，他就不再拔牙了，直接进了县文化馆。” “而莫言呢，从小家里很穷，他那时候觉得一日三餐能吃到肥肉馅的饺子，已经是皇帝过的日子了。他后来通过写作也达到了这个目的。当时很多作家，希望通过文学写作改变生存现状，这动机一点都不崇高。但在成为作家以后再去追求崇高也是可以的。”在杭州，余华朋友买到了一本小说《卡夫卡小说选》，余华看了后很吃惊——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让朋友把这本书转让给他，“中国的先锋小说作者都是从阅读卡夫卡开始的，余华用厚厚的《战争与和平》，换来了朋友手中薄薄的小册子《卡夫卡小说选》，看后恍然大悟，于是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上世纪90年代初，余华小说创作开始转变。很多作家转不过来，“余华不露痕迹，便转过来了。跟现实达成和解，把人当做人来写，他写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其实《活着》出版的93年，陕西《白鹿原》《废都》等有五部小说打向全国，95年《许三观卖血记》遇见《长恨歌》，机遇都不是很好。直到后来得了卡佛文学奖，余华才火起来。他是国外先火，才火到国内的。”
评余华《活着》 充分的人道主义——保全生命 2000年前后，谢有顺等人批评余华的《活着》，说主人公福贵人生中的亲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只有他苟活着，那是阿Q精神，是没有意义地活着。“我觉得这种批评是不对的，我就认认真真在2003年写了一篇文章，表达我对《活着》的看法，我是期望有人反驳我的观点的，但是我没有等到。”在学校，王达敏为了说服同事和自己带的研究生，他继续一篇接一篇地写余华，结果写着写着，一本书就在向他招手，这便是《余华论》的由来。“福贵活得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是不是苟活，依然没有定论。余华的力道偏一点点，就两说了，以余华的年纪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其实当时很多批评都是启蒙的观点，觉得遇到困难和危难的时候，人要站起来反抗，但我觉得要给人留下生存空间。” “余华的作品，放在文学史上、放在世界文学史上来看，意义就凸显出来。文艺复兴之后，神的地位越来越低，人的地位越来越高；工业革命，人的地位达到顶峰了，觉得人能征服一切。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人类，有现代派作品、存在主义哲学，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几千万人死亡，之后对人的尊重得到改善了。”王达敏觉得，余华的《活着》就是在说底层百姓面对苦难和死亡，如何保全自己。“王安忆说，《活着》是写英雄的。这本书体现了余华对生命的尊重。人在无可反抗、反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时候，保全生命，是充分的人道主义。——这是我批评余华作品的要义。”下这样的结论，王达敏表示如果把眼光投到西方，自己心里是有底的，因为一连串这样的作品摆在那里：《辛德勒的名单》《美丽人生》和《钢琴师》，“那种情况怎么反抗？好好活着。我认为我把余华最好的东西发掘出来了。” 评莫言作品 把人当成人来写——不脸谱化 王达敏认为，余华自打推出《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而莫言自打《透明的红萝卜》和《白狗秋千架》开始就把人性打开了，“他们俩起点就不一样。” 王达敏表示，莫言86年的《红高粱家族》是赌气，当时正在读书的莫言，听了老同志“没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写不了战争”的论断之后，站起来讲了一句话：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他很快就写出了《红高粱》。这是一种颠覆。于占鳌，成了土匪又成了抗日英雄，土匪写成好人。”随之而来的上世纪90年代初，贾平凹有四部写土匪的小说，苏童也写过土匪，《白鹿原》也写土匪。 1995年《丰乳肥臀》源自美术欣赏课上来自母系社会时期的一尊雕塑，“哺乳的工具和繁殖的工具，那时的人对丰乳肥臀充满了崇拜。莫言想到自己生了八个孩子的苦难母亲。他用了90天时间，小说一气呵成，一个母亲不断生育，他养育着不同派系的后代。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最人类性的呢？丰乳肥臀，母亲和大地是永恒的。”王达敏表示，莫言的文学观念是这么一句话：“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把自己当罪人写。”不能把人脸谱化，总而言之，把人当成人来写。 评忏悔小说 《蛙》《古船》都讲忏悔——没到巅峰 在完成颇有见地的《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之后，王达敏开始思考，之后做什么？在研究莫言的日子里，他想到要讲忏悔。在王达敏看来，《蛙》是难写的，甚至解读都是困难的。王达敏认为，19世纪人道主义和忏悔主题的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巅峰，至今无法超越。“中国的《古船》 《水在时间之下》《黑骏马》和《蛙》都是忏悔小说，忏悔是主题。我认为忏悔小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知罪认罪，第二阶段赎罪，灵魂的搏斗，第三是人性的复活。中国最好的（忏悔）小说只走到第二个阶段。” “莫言自己最喜欢的是《生死疲劳》，写土改时期的小说还有一部张炜的《古船》，虽然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但陈忠实写《白鹿原》也是受到《古船》的影响。张炜的偶像是托尔斯泰，《复活》他每年要读两遍。先锋之后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方方是最好的，如果新写实主义选出一篇小说（代表作），那就是《风景》。方方在近期小说里，对历史的思考是相当深的。” 新安晚报 安徽网 大皖客户端记者 蒋楠楠 /文 陈群/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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