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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经历吕后专政的时代之后，进入了汉文帝刘恒和汉景帝刘启当政的文景时期。文景两代三十九年问，政局稳定，经济得到显著的发展，历来被看作安定繁荣的盛世的典型，通常称作“文景之治”。
从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总历程看，文景时代的成就，使秦以来的历史实现了一个大变化，由急峻转而宽和，由阴暗转而光明。
秦王朝行政，表现出严酷苛暴的特色。董仲舒曾经说，秦时民众承受的屯戍力役等负担，相当于古时的三十倍，田租口赋等负担．相当于古时的二十倍。当时普通民众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迫和剥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也因此受到严重的破坏。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的政治基点，是对秦王朝暴政的否定。
汉世政治语汇中，可以频繁看到“拨乱反正”的说法，《史记·高祖本纪》写道，刘邦去世，群臣赞美道：高祖出身低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刨立汉家帝业，功最高。于是上尊号为“高皇帝”。《史记·三王世家》也说，“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宣扬至德，平定海内。《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也有“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柞，成于汉家”的赞颂之词。《汉书.礼乐志》也说：“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
根据唐代学者颜师古的解释：所谓“拨乱反正”，是说“拨去乱俗而还之于正道也”。“拨乱反正”的说法，最早见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所谓“拨乱世，反诸正”。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写道：“《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拨乱反正”的原义，是指治理混乱的政治局面，恢复合理的政治秩序。西汉初期，最高统治集团确实在许多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努力，取得了“拨乱反正”的成功。
萧何是主持汉初政治体制成立的有作为的政治活动家。汉王朝建立之初，他利用民众对秦王朝残厉法制的不满，顺从民意，进行了政治改革。顺应民心以否定秦法，成为汉初政治的标志之一。
萧何之后，曹参接着作丞相，依然遵行萧何时创置的制度。历史上称作“萧规曹随”。曹参以为，确定“清静”作为行政的原则，那末民众自会安定。他选择身边作为助手的主要干部，专门任用不善于言谈的“重厚长者”，而部下有言辞激切，刻意追求个人声名的，都一律予以斥退。司马迁曾经以肯定的态度说道：曹参为汉相国，政风“清静”，使百姓在秦代酷政之后“休息无为”，于是得到天下民众的普遍赞美。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西汉统治阶层成就了世代称誉的“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的政治管理和秦王朝的政治管理相比较，有突出的历史性的进步。这种进步，集中表现为“文景之治”的成功。西汉王朝政治风格通过“文景之治”所体现的优异之处，于百年来一直为史家所瞩目。
汉初上层领导集团以崇奉黄老之学作为基本政治导向，努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黄老之学主张“无为无不为”，这一原则应用于政治范畴，就是强调行政上不妄为，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烦扰民，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这种政治风格是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进步的。
回顾历史，人们通常都会注意到，积极进取的精神对于政治成功往往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还发现，在某些历史背景下，中国带有原始朴素色彩的“重柔者吉”的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生活中，其实有时可以表现出神奇的力量。汉初政治的成就就是例证之一。
无为而治的思想．当时曾经占据着正统的地位。成书于汉武帝初年的《淮南子》一书，可以作为汉初思想的总结。其中《原道》篇所谓“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就阐述了这一思想原则。在行政实践中推行这样的原则，就应当作到如《淮南子·览冥》中说到的“除苛削之法，去烦苛之事”，以及《淮南子.齐俗》中说到的“上无苛令，官无烦治”。无为政治看起来有消极保守的倾向，从某种角度看，却透露出一种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精神。
秦法严酷。汉文帝对秦代刑罚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这样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这些内容：
(1)秦法规定，大多数罪人都没有确定的刑期，服劳役者往往终生不能解脱。汉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按照犯罪情节的轻重，规定不同的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则当免为庶人。
(2)秦法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甚至处死，轻者则没人为官奴婢。这一制度，称作“收孥相坐律令”。汉文帝明令宣布废除这一法令。
(3)秦法规定，对罪人按照罪行轻重，分别行施黥、劓、刖、官四种残酷的肉刑。汉文帝语令废除黥、劓、刖三种内刑，改以笞刑代替。汉景帝时代，又进一步减轻了笞刑。
上述法制改革的后两项内容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得以完全落实，但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的许多官员都大体能够执法宽厚，断狱从轻，于是狱事比较清明，刑罚比较简省，一般民众所受到的压迫可能较秦代有所减轻。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汉文帝出行，途经中渭桥，有路边行人突然冲犯其车马。汉文帝要求严厉惩处，但是主持司法的廷尉张释之却主张应当严格按照刑法规定，治以罚金之罪。汉文帝大怒，以为惩罚过轻。张释之则坚持说，所谓“法”，是天子与天下人共同面对的制度，自然应当共同遵守。现在法律条文规定如此，而处罚却要依据陛下个人的情感倾向无端加重，这样，必然会使法律在民众心目中的确定性和严肃性受到损害。事后，汉文帝承认张释之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个故事，说明当时一些重要的执法官员能够必公正为原则，而汉文帝以天下之尊，在盛怒之下也能够虚心接受不同的意见。
在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对边地少数民族也尽量避免战争，努力维护和平相安的关系。
在吕后专权的时代，有关部门提出严格控制关市，在铁器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流通方面对南越国实行封锁。南越王赵佗于是愤怒，采取和中央政府相对抗的态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又发兵北上，进攻汉王朝南边的长沙国。在吕后发军击南越以后，南越与汉王朝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因为气候条件的不适应，汉军不能越过南岭，两军事实上在南蛉一线相持了一年之久，吕后去世方才罢兵，于是出现了所谓“(赵)佗得以益骄”的局面。
汉文帝即位，对于吕后时代的政策多所否定，为赵佗在真定(今河北石家庄)的家族墓地置守邑，岁时祭祀，又尊官厚赐，优遇赵佗的亲属。汉文帝又派陆贾为使者出使南越，赐书致意，文辞颇为诚挚。赵佗为这篇言辞恳切，情感亲和的外交文书所打动，致书谢罪，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表示愿意长为藩臣，奉贡职，并宣布废去帝制。于是，自陆贾还报，一直到汉景帝时代，南越称臣遣使入朝。虽然据说在国内仍然暗自沿用旧的称号，但是使臣入见天子时，称王朝命如诸侯之礼。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与匈奴订立和亲之约。此后虽然匈奴屡次背约侵犯北边地廷，但是汉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守备，并不组织军队主动出击，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负担，使恢复不久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再次受到破坏。
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每当发生灾异时，皇帝令“秘祝”之官祈祝，让罪过和不幸转移到臣下和老百姓身上。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诏正式废除了这一制度，并且声明：百官的过失，都应当由我负责，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是公开张扬我的不德，实在是我不能赞同的。
汉史帝即位不久，就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以为这一罪名使得众臣不敢尽情直言，而皇帝也无法得知自己的过失。自此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的政见。
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他又诏令诸侯王公卿及地方行政长官推荐品学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亲自策问，接受他们合理的政治建议并且予以任用。
文景时代比较宽和的政治空气，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汉书·食货志上》说，“文帝即位，躬修位节，以安百姓”，对于当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在汉初经济恢复阶段，财政困难，物资奇缺，据说连皇帝的乘车也无法驾系四匹同样毛色的马，有的将相甚至不得不乘坐牛车。汉文帝是历史上著名的讲究节俭的帝王。他在位二十三年，据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等无所增益。起先曾经规划在宫中建造一座露台，召工匠预算，大约要花费百金，汉文帝得知后说道，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产业，我居住在先帝营造的宫殿中，已经常常感到惶恐羞愧，为什么还要建造新的台呢?
每逢灾荒之年，汉文帝往往令诸侯不必进贡，又解除“山泽之禁”，即开放以往属于皇家所专有的山林池泽，使民众能够通过采集渔猎及副业生产保障温饱，度过灾年，扭转经济危局。
汉文帝还公开宣布降低消费生活的等级，精简宫中近侍人员，以减轻社会的负担。
汉文帝还曾经多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平时常服用价格平易的黑色织品，所宠爱的慎夫人也衣不曳地，宫中的帏帐不施纹绣，为天下做敦朴节俭的榜样。
汉文帝力倡节俭的极端表现，是在营建他的陵墓霸陵时，提出了薄葬的原则。他明确指示，埋葬时所用随葬器物都用陶器，地官不用豪华的装饰，陵上地面不筑封土，以求俭省，不致烦扰民众。临终时，他在遗诏中又重申薄葬的意愿，并且具体规定了减省葬祭之礼的内容，明令霸陵山川都维持原有制度，不许更改。
根据后来霸陵也曾经出土珍宝之器的传说，有人疑心汉文帝霸陵薄葬只是一种虚伪的政治宣传。其实，霸陵因山为陵，没有动员大量民众从事土木工程，是确凿无疑的。墓中随葬品的等级和数量，可能因入葬时情形之复杂，有与汉文帝个人意愿不尽相合的情形出现。
还有一种因素也未可排除，这就是汉景帝的母亲孝文窦皇后是在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方才去世的，而与汉文帝合葬霸陵。也就是说，霸陵随葬品即使丰富，也有汉景帝的母亲窦皇后在汉武帝时入葬霸陵的因素。西汉皇室女性地位相当高。其时天下空前富足，在汉武帝已经成年的情况下，祖母逝世，也是不可能迁就汉文帝二十余年前的遗制实行薄葬的。以这一思路考虑汉文帝霸陵是否薄葬之谜，可能是有益的。窦太后之女馆陶公主寡居，后来近幸董偃，金钱恣其所用，曾经命令财务管理部门：董君所使用，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再向我报告。而这位老太太去世后，最终正是与董君会葬于霸陵。看来，后来盗掘霸陵之所以多获珍宝，有可能是陵园中其他从葬者的随葬品。
汉初，西汉政府比较清醒地认识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对征发兵役和徭役有所自制，又曾经多次对农民减免田租。
汉文帝时代，曾经多次下诏劝课农桑，还在农村乡里设“力田”之职。“力田”作为最基层的农官，经常和“三老”、“孝悌”同样得到政府的赏赐。
西汉王朝以这样的方式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汉文帝时代，直接从事耕作的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曾经两次宣布将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公元前167年)还宣布全部免去田租。三十税一成为汉代的定制。汉文帝时代，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少到四十钱。
汉初统治者一改秦时徭役繁重之苛政，注意以“省徭役，以宽民力”作为执政原则。比如，都城长安修筑城墙这样重要的工程，直至汉惠帝时才开始经营。
《汉书·惠帝纪》记载，汉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春正月，修造长安城墙；三年(公元前192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同年六月，又调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公元前190年)春正月，再次调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承担长安筑城的劳役，三十日解除。
这就是说，修筑长安城墙这样重大的工程项目，调用民力其实是十分有限的，劳役人员来自长安六百里内，人数最多十四万六千人，工期也以三十日为限。 
汉文帝时，徭役征发制度又有新的变革，一般民众的负担减少到每三年服役一次。
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即正式成为征发徭役对象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傅籍，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是二十三岁。汉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诏令诸侯王丧葬，包括开掘墓圹、修治墓冢及送葬等事，征用民役不得超过三百人。
汉初统治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重要的作用。
贾谊曾经向汉文帝提出重视发展农耕的建议。他说，驱使民众归于农耕，就意味着让社会生产的主力用于培植国家经济的根本。如此，则可以使天下百姓各食其力。贾谊以为，这样的话，就“可以为富安天下”。
这位有识见的思想家“为富安天下”即通过发展经济以保障安定的政治设计，在文景时代基本上实现了。
当时，一系列合理的经济政策促进了战乱之后农人回归于农耕生产实践。汉初功臣封侯，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说，诸侯实力较大的，不过万家，小者则只有五六百户。可是，到了文景时代，流民逐渐返回故土，户口也逐渐有所繁息，列候实力较大的，可以拥有三四万户，小国与先前比较，也往往户口倍增，经济富足的程度，也大致如此。户口的充分回归与迅速繁息，是社会生产逐步走向安定有序实现正常化的反映。西汉王朝的国力．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充实。
荀悦《前汉纪·文帝二年》引述了晁错这样的话：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直接劳作者不过二人，其能够耕作的田地不过百亩，百亩农田收益的谷物，不过三百石。有的学者据此推断，当时农业生产恢复并且得到发展，粮食亩产已经赶上并略超过战国后期的水平了。有的学者估计，当时亩产量折合现今计量单位，达到每亩产粟二百八十斤以上。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一段关于当时经济形势的记述，形象具体地反映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充沛和民间经济生活的富足：从汉初经历文景时代至于汉武帝即位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没有经历严重的政治动乱，又没有遭遇严重的水旱灾荒，于是民间家给户足，城乡的大小粮仓也都得以充实，而朝廷的财政也历年有所盈余。京师的钱财累积至于千百万，以致钱贯朽坏而没有办法清理点校。国家粮仓太仓的存粮年年堆积，陈陈相因，至于满溢而堆积于露天，导致腐败而不可食用。民间太小民户都风行养马，阡陌之间驰游成群。人们竞相逞示富足，骑乘母马的人，甚至没有资格参与乡间聚会。
农耕经济的空前发展，使得粮价普遍降低。楚汉战争前后，有一石米价格值万钱的记载。而汉文帝时，谷价仅一石数十钱。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的说法，当时粮价甚至有曾经达到每石粟仅仅十余钱的历史记录。
《史记·孝景本纪》说，汉景帝刘启在汉文帝刘恒的儿子中，既不是长子，也不是少子。为窦姬所生。刘恒在代地时，代王后曾经为他生了三个儿子，王后和这三个儿子都先后去世，于是刘启得以继立。
《汉书·外戚传上·孝文窦皇后》的记载略有不同。说到代王王后生子四人。王后在刘恒尚未即帝位时就已经去世，此后所生四子都病死。在选立太子时，窦姬所生刘启年龄最长，于是得立。窦姬随即也成为皇后。
窦姬是清河郡(郡治在今河北清河东南)平民女子，吕后当政时，以良家子身份被选人官。吕后决定出宫女赐诸侯王，每位诸侯王五人，窦姬也在名单之中。因为出身清河，希望能够前往赵国(首府在今河北邯郸)，可以离家乡近一些，于是请求所侍奉的主人嘱托主持此事的宦官：将名籍一定安排在前往赵国的五人之中。不料主事宦官疏忽遗忘，误置名籍于代国，并且得到了吕后的批准，已经无法改动。窦姬悲伤涕泣，埋怨宦者，不愿前往，被迫方才成行。
但是来到代国之后，代王刘恒最为宠幸的就是窦姬。在窦姬为刘恒生了女儿刘嫖之后，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刘启降生了。
人们都熟悉汉元帝时因后宫画师作弊，王昭君嫁为匈奴阏氏的故事。窦姬的遭遇，也是因为宦者的有意或无意的疏误而引起的。不过就她个人的生活道路来说，却是由不幸而幸。就历史的发展路径来看，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当时那位宦官偶然的失误，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景帝，可能也就不会发生后来汉景帝时代的若干历史变化了。
东汉开国帝王汉光武帝刘秀，是汉景帝的儿子长沙定王刘发之后。刘发的出生，据说也是由于后宫中偶然的历史误会。这是汉景帝时代的事。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要说到。
汉文帝是公元前180年从代地入长安，继承帝位的。
仅仅几个月之后，刘启就被立为太子。太子之立，曾经有百官请立而汉文帝推辞的过程。
被立为太子的刘启，当时只是一个九岁的儿童。
关于刘启的儿童时代生活的资料，我们所知道的过于简略。目前只能够推测，从很快就被朝廷百官以所谓“敦厚慈仁”的印象立为太子的迹象看，他或许与汉文帝刘恒同时，或者在稍后不久就来到了长安。西汉长安在今陕西西安西北，而代国的首府晋阳，地在今山西太原西南。对于一名八九岁的贵族儿童来说，千里驰行的旅途经历，应当说是极不寻常的。而两汉帝王中在儿时有这样的行旅生活经历的，可能也只有汉景帝一人。
长安宫廷中绮阁金门、锦衣玉食的生活情景自然可以想象。能够引起人们特别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司马迁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记载，汉文帝当政时，吴太子曾经晋见，与皇太子刘启宴饮博戏。博戏时双方发生争执，吴太子性格蛮横，言行有失恭敬，皇太子愤怒，以类似于棋盘的“博局”掷击对方，竟然致死。皇家贵族少年游戏时骄悍相争的态度，描述得十分生动。
吴王刘濞是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二十岁时，曾经从刘邦平定黥布反叛，被刘邦立为吴王，封地有三郡五十三城。
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封刘濞，刘濞已拜受印，刘邦又召刘濞近前，仔细端详其面相，说道：看你的面容有反叛之相。心中亦不免暗自悔恨，但是已经举行过仪式，不便悔改，于是手拊其背，又说道：再过五十年。有人将在东南方向发起变乱，难道就是你吗?不过，你要记住天下同姓为一家也，一定要老老实实，不得反叛!刘濞顿首保证说：不敢。
刘启少年时因六博游戏争道，以博局相掷击，误杀吴太子，自此与吴王刘濞结怨。
吴太子棺柩被送回吴国，吴王愤愤地说：天下刘姓都是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宣称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罢了，何必归葬!于是吩咐将棺柩送还长安埋葬。刘濞此后心中深埋怨恨，于是不再遵守藩臣的礼节，借口患病，不再往长安朝见天子。
京师推想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的原因，一定是因为吴太子的缘故，于是审问吴国使者，刘濞内心恐惧，逐渐滋生反叛之心。
后来刘濞派使者到长安向天于致礼，汉文帝又询问使者。使者答道：其实，吴王现今确实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但是朝廷多次审讯吴使者，吴王心中惶恐，因此称病。《文于》说，“察见渊中鱼不祥。”察见臣下的隐私，会使忧患萌生，导致不祥。请求陛下忘记吴王以前的过失，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于是释放了吴国使者，又赐予吴王几和杖，以其年老，准许他可以不必上朝。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时，曾经以“博局”掷杀吴太子的汉景帝刘启年三十四岁，时吴王刘濞已经拒绝上朝二十余年，可知吴太子因博争道而致死时，尚是少儿。
《后汉书·孔融传》说，孔融五十六岁时被曹操处死，当时，女儿年七岁，儿子年九岁，因为幼弱得以保全。而孔融被拘执时，据说两个孩子正在“弈綦”。由孔融子女“弈棋”事迹，可以知道“博”以及“弈棋”一类智力竞技形式，曾经是当时上层社会儿童游艺生活中主要内容之一。
考占工作者在汉景帝阳陵南阙门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件陶质汉代围棋棋局残件。这件围棋棋局，虽然不是皇家贵族用物，但是因为出土于汉景帝陵园，也很自然地会使人联想到汉景帝刘启少时与吴太子争博的故事。
皇太子刘启因游戏时的争执竟然出手伤人，致死人命，是中国古代宫廷史中引人注目的一则史例。这位后来成为一代明君的历史人物在少年时期形成的性格特征，也通过这一故事有所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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