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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南朝一百七十年（４２０～５８９年），刘宋占了六十年。宋文帝元嘉年间（４２４～４５３年），又占了六十年的一半。南朝的皇帝，除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外，宋文帝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后人对他的治绩评价较高，有“元嘉之治”的说法。 少帝义符即位时年十七岁，他守孝不遵丧礼，召集乐工伶宫，歌唱奏乐；在华林园开店，亲自沽卖……总之是一味游戏，不像一个继位为君的人物。徐羡之等商议废立，依序应立南豫州（历阳）刺史庐陵王刘义真（就是当年从长安逃出来的那一位）。但是义真与文士谢灵运、颜延之、僧人慧琳等交好，说过“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做西豫州（寿阳）都督”的话，徐羡之等要保持权力地位，自然不愿意立他做皇帝。少帝景平二年（４２４年），他们利用少帝本来和兄弟不和睦，先废义真为庶人；然后召南兖州（京日）刺史檀道济和江州刺史王弘到建康，把废立的计划告诉他们。五月，他们让檀道济领兵在前，自己跟在后面，进入内宫，把少帝“扶”（应是“拖”）将出来，废为营阳王。六月，他们一面让傅亮到江陵迎接刘义隆，一面令人把义符、义真两人杀掉。这两个纨绔少年，一个十九岁，一个十八岁，只为了事情牵涉到帝王的位子，便送掉了性命。徐羡之等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面对先帝的两个爱子下此毒手，当然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徐羡之可能有点担心，他不等刘义隆动身，便任命谢晦继任荆州刺史，作为外援。 八月，刘义隆到建康即位，把景平二年改为元嘉元年。他一即位，便恢复庐陵王的封爵；用荆州旧人王华、王昙首做侍中，到彦之做中领军，主管军政。他没有立即动徐羡之、傅亮，并让谢晦到荆州上任，暂时稳住这三个人。元嘉二年（４２５年），徐、傅两人上表“归政”，文帝还故作姿态，等他们上了三次表，才答应他们的请求，亲自处理政事。同时，对徐羡之辞官的请求，仍不同意。这样一来，傅亮大概不会很紧张了，徐羡之一向认为自己“赤心为国”。更加不担心了。 解决了徐、傅、谢的问题后，文帝着手整顿吏治，派散骑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到各地视察地方行政，了解民间疾苦。三年五月，他亲自到建康华林园的延贤堂审理案件，并且规定每年举行三次，以表示重视刑狱，力求主持公道。 铲除了谢晦的势力后，宋文帝刘义隆正式开始了他元嘉年间的统治。 首要的任务是解决民生问题。南北大战结束不久，江南的流民又有增多的趋势。宋文帝在即位初年便花大力气继续施行刘裕时期以来的“土断”政策，清理户籍，并抑制地方豪强。 所谓“土断”，按现在的话说呢，有点像临时户口转正。这个政策的产生源于永嘉之乱后大量中原流民涌入江东地区。东晋年间，政府为了安顿流民，采取了侨置州、郡、县的手段。比如说你是冀州来的流民，而真正的冀州已经掌握在北方政权手中，那么就虚设一个冀州，并在你的户籍上注明“白籍”，说明你不是居住地的土著，而只是侨居于此。凭借这样的侨户身份，流民就可以获得“优复”，豁免调役的负担。由于白籍人口渐多，东晋政府为了简化管理，增加税收，就要废除优待白籍侨户的政策，于是推行“土断”，逐步撤销侨置的州、郡、县，让白籍侨户直接并入所在地的州郡，受当地政府的管辖，与土著居民一样缴租纳税，接受徭役。 这样就造成了另一个问题，侨户原先享受的优待政策完全取消，很多人为了继续逃避调役，就投靠豪强大户。为此，政府又同步采取措施，对各地户籍进行盘查检对，严惩隐报冒报的情况，并重点打击豪强的势力。 早在刘裕之前，桓温曾在晋哀帝时期推行过一次土断，称为“庚戌土断”，比较彻底。而刘裕掌权时隔六七十年，江南经过了大小战乱，户籍重组正是时机，这次土断开始于东晋义熙年间，刘宋统治期间一直大力推行，因此也称“义熙土断”，其主要特色是法令严厉，收效显著。 在强制推行“土断”的同时，宋文帝也推行安抚的政策。即位当年，他就宣布一律免除老百姓拖欠政府的租税和债务。之后，他又多次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减免税收；对于鳏寡孤独，没有劳动能力的百姓，给予药品、粮食以及额外的关照；对于灾荒地区，由政府出面赈济，送粮送药，并发放粮种以备来年。 宋国服役政策沿袭旧制，男丁年满十三服半役，年满十六服全役。侍中王弘提出人的体质有强弱，很多人十六岁还在发育，更不要说十三岁基本还是个孩子，这样的政策很不合理，以至于一些年轻人逃役在外，对社会安定不利。他建议以十五至十六岁的男丁服半役，十七岁以上服全役。宋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经过一番调整，南方百姓的生计得到了很大的保障，政府也得到了丰厚的税收回报，可谓“双赢”。 安民之外，宋文帝大力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并从士族中提拔了不少人才，比如前面提到的“三王”：王华、王昙首、王弘，都是琅琊王氏的成员；像殷景仁是陈郡殷氏一族；谢弘微、谢灵运等则是陈郡谢氏一族。宋文帝选拔的，基本都是文士，处理朝政正是用他们所长。另一方面，对于兵权，宋文帝是牢牢把持的，除任用到彦之这样的早年旧部外，他将几个弟弟及堂兄弟刘义康、刘义恭、刘义宣、刘义季、刘义庆（就是编《世说新语》的那位）封为刺史，各自镇守一方。 宋文帝本人也很愿意体恤民情，他对处理民间的诉讼纠纷尤其重视，元嘉三年（公元426年）他就前后三次到延贤堂听讼审案，解决冤狱，后来又经常去听讼。一般官员十分头疼的事情，他却亲历躬为，既建立了在官员当中的威信，树立了榜样，又大大提升了在百姓中的形象，一举多得。 宋文帝喜欢咏诗书法，对于文化教育很是重视。自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起，他先后开设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大学馆，由当时的名士讲学，并亲自莅临听讲。这些学馆招揽了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也聚集了不少求学的学生。宋文帝又到国子学当面考核这些文化人，对优秀人才进行赏赐并授予官职。几十年中，江南一带文风大盛。 根据《宋书·良吏传》的描述，文帝元嘉年间，“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这是自汉末大乱孙氏占据江东以来南方最安定最繁荣的一段时期。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气氛中，年轻的宋文帝燃起了雄心壮志，他要一扫北方乱世，统一全国。 宋文帝初年，宰相不是特定官职，凡是经常与他议论政事，委以机密任务的，都是宰相。侍中本来是宰相的官名，但当时也有官居侍中而不是宰相的。大体说来，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侍郎、给事中，在当时都是要职。王弘、王昙首、王华都出于琅邪临沂王氏。他们和殷景仁（殷氏是陈郡长平大族，殷浩也是族中成员，景仁又名铁）、谢弘微（陈郡阳夏谢氏的成员，本名密）、刘湛（字弘仁，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都是元嘉初年极受信任的大员。这几个都是出身名门的人物，与当年刘裕初起时的一群冒险家大不相同。文帝常与王华、王昙首、刘湛、殷景仁四个侍中宴饮，宴罢，四人退出，文帝目送良久，叹道：“这四位贤士是一时之秀，同时做我的喉舌，后世恐怕难得再有了。”笔者在前面说过，那些文绉绉的士大夫和能够亲自执刀冲杀的刘裕合不大来。元嘉时情况不同了，文帝本人博涉经史，善于隶书，他自然与文臣有说不完的话了。 三王都在元嘉初年去世。王华在元嘉四年（４２７年），王昙首在七年，王弘最迟，也只在九年。王弘死时，政局已有变化，即朝政已经落到了彭城王刘义康的手中。刘义康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比文帝小两岁。他做过荆州刺史，颇能称职。元嘉五年，一个七十多岁阅历极深的老人范泰（东晋著名学者范宁的儿子）劝王弘说：“卿兄弟掌权日久，应当考虑退步。彭城王是天子的兄弟，宜征召入朝，共参朝政。”王弘猛然醒悟，便乘大旱疾疫的时机，引咎辞官，文帝不准。五年正月，再次要求让贤，文帝乃以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与他共同辅政。其时王弘身体不太好，又牢记范泰远离事权的劝告，凡事都请义康作主，从此朝廷大权都在义康的手中了。 刘义康入朝后，文帝以江夏王刘义恭继任荆州刺史。刘义恭是刘裕的第五个儿子，比文帝小六岁，从小最受刘裕宠爱。刘裕很节俭，义恭的几个哥哥小时候都不敢向父亲讨好吃的东西，讨也讨不到，只有义恭讨什么就给什么。他任荆州刺史时年才十七岁，文帝对他不太放心，特地写了一封《诫弟书》，提出十一条注意事项，要求他随时注意。这封信首先提出“守成不易”的总纲，然后列举礼贤下士、切勿兴修园池堂观、审慎刑狱、生活节俭、经常引见属员等，有一条具体到一个月自用不可超过三十万钱，少些更好。这封信，《宋书·武三王传》和《通鉴》都收载了（《通鉴》稍略）。元胡三省注《通鉴》至此写道：“详观宋文帝此书，则江左之治称元嘉，良有以也。”这是评论得很中肯的话。 殷景仁与刘湛的关系问题使政局更加复杂起来。殷、刘在元嘉初年本来很友善。刘湛曾任外官，因殷景仁的推荐回朝。他见景仁的地位比自己高，又深受文帝倚重，便生出妒意，想靠义康的力量排挤景仁。义康听刘湛的谗言，在文帝面前攻击景仁。文帝不听，对景仁更加信任。元嘉十二年（４３５年），景仁称病辞职，文帝不准，让他居家养病。刘湛想派人假扮强盗，杀害景仁。文帝风闻有此阴谋，命把护军府（殷景仁任中书令、中护军）移到宫禁附近，刘湛才不敢动手。景仁从此不再上朝，文帝便使后将军司马座炳之与他联系，传达旨意，密件往来，有时一天多达十余次，像做地下工作一般，竟瞒过了刘湛。 元嘉七年的北伐徒劳无功，宋文帝刘义隆本已非常郁闷，不想这时宋国又出现了人才的断档。前面说过，他的荆州亲信王华、王昙首，以及王昙首的哥哥王弘，都是他初期统治的得力助手，担任侍中一级的人物，其中王弘更是身兼司徒、录尚书，是最主要的辅政大臣。 可是这几位的年纪本来就比宋文帝要大出两三轮，活得又都不长。王华和王昙首四十来岁就去世了，还没赶上看到宋军的北伐。王弘多活了几年，也是终日提心吊胆，常以徐羡之、谢晦等人为前车之鉴。王弘兄弟身居权要，王弘这个人又性情狭隘，没什么气度，朝中大臣对他们多少有些嫉恨。左光禄大夫范泰是一名三朝老臣，很有政治头脑，私下里提醒王弘说：“天下之事重大，权要之位难居。你兄弟二人太显摆了，不好，不如表现得谦恭退让一点。彭城王乃是皇上的弟弟，应该将他征召入朝，共辅朝政。” 王弘深以为然，便向宋文帝上表，以民间大旱、自己身体不佳为借口，请求辞职，并将权力转交给彭城王。宋文帝起初还不肯，后来见王弘的确疾病缠身，也就松了口，于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将王弘的侍中、司徒、录尚书事的职务全部转授给了自己的弟弟彭城王。 这位彭城王，就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刘义康。刘义康比宋文帝刘义隆小两岁，自小就十分聪慧，更让人佩服的是，此人博闻强记，凡事过目不忘。刘裕很喜欢这个儿子，宋王的治所在寿阳，入建康受禅时，他就把刘义康留在寿阳镇守。刘裕若能再多活几岁，改立刘义康为太子也是很有可能的。现在王弘推荐他还朝辅政，刘义隆也表示赞同，这都是看中了他超强的处事才能。 刘义康入朝为政后，表现果然不让人失望，史载他“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莫不精尽”。可以说是朝中大小事务，皆决于他。王弘也乐得退居二线，把事情委托给他，避开旁人的耳目。而且他的“运气”也不错，死的时间“选”得好，享了三年清福，就在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去世了，成为参与那起废立事件的主要人物中唯一得到善终的一位。 王弘死后，刘义隆朝中的侍中，就只剩下殷景仁和刘湛两位了。刘裕时期，手下是猛将如云；刘义隆前期，手下猛将是数不出来了，但文臣还是有那么些的。到了这时候，被杀的被杀，病死的病死，朝野的有识之士，真是少得可怜。殷景仁被宋文帝任命为尚书仆射，刘湛在外为官，殷景仁又向宋文帝请求征召刘湛入朝。不久，刘湛也被任命为尚书仆射。 刘湛博览群书，自比管仲、诸葛亮，还没当官时就以才气闻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避当地政府的征召，简直比当初的诸葛亮架子还要大。直到刘裕当了太尉，征他出来当自己身边的参军，他才勉强出山。不过，他出山以后的表现证明，他不但比不上管仲、诸葛亮，而且连“小诸葛”之类的美称都不配，完全是个眼高手低的人。
其实那个年代眼高手低、目中无人的人还真是不少，而且多为士族之后，这可能源自东晋以来文人放荡不羁，思想自由的一种潮流吧。元嘉年间被刘义隆征召为官的谢灵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应该说，从文学修为的角度来看，谢灵运的确是一个大家，他开创山水诗派，自成一家。他的诗歌意境颇似陶渊明，乍读起来，都是隐士的风格，所不同者，一为山水隐，一为田园隐。然而，陶渊明一生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隐，其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气概，为后人所称道。谢灵运的诗歌虽然轻灵自然，却只停留在字面而已。诗背后现实中的谢灵运，是个一心想要大展宏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趋利小人。他与刘义真结交，目的就是想帮助他夺权篡位。宋文帝欣赏他的文采，让他做秘书监，整理藏书，又命他编撰《晋书》（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本《晋书》），这也算是人尽其材了。可这个谢灵运却一个劲地想着被重用，看不起分配给他的任务，也看不起宋文帝亲信的三王、殷景仁等人，愤愤不平，整日里要么请假不上班，要么消极怠工。结果，《晋书》没写成，宋文帝也看不下去了。宋文帝想，你这种人，还是自己回家逍遥自在去吧，于是就暗示他自己解职。谢灵运便上表，告病还乡。回乡之后，他依然故我，终日游山玩水，留了不少诗，也得罪了不少人。先是在地方上与有司发生冲突，兴兵拒捕，犯了死罪，刘义康坚决要杀他，宋文帝惜才，免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到广州。其后又有人告发他在广州参与谋反，这才被宋文帝下诏斩首。诗才横溢的大文豪，却因为过于猖狂，终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同样是尚书仆射，殷景仁很为宋文帝所器重，刘湛便看不过去，甚至一度想暗杀他，宋文帝闻得风声，下令把殷景仁的府邸迁到皇宫附近，保护起来，刘湛才放弃了阴谋。刘义康镇守豫州时，刘湛曾任长史，关系很密切，于是这两位打成了一片。如此一来，朝廷里面殷、刘两个尚书仆射的争斗，便演化成了宋文帝和刘义康之间暗中的较量了。
刘义康人虽聪明，却不识大体，按现在的话说，属于那种“智商高而情商低”的人。他觉得兄弟至亲，不需要在乎什么君臣之礼，常常率性而为，毫无顾忌。面对宋文帝这样一位靠着诛杀大臣巩固皇位的皇帝，他的这些行为便是大忌；试想王弘战战兢兢、一步一个脚印地退居二线，才保住晚节，你一个位高权重且能力超强的皇弟，怎能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刘义康私自豢养了六千多家奴，并不上报朝廷。各地进贡的特产，一等佳品都到了刘义康府上，皇帝那里只能收到二等品。皇帝不知道也就罢了，可有一次，宋文帝品尝进贡上来的柑，对刘义康感叹说：“今年的柑形状味道不行啊。”刘义康一想我吃得就有好的啊，便回答：“今年有好柑呢。”赶紧让人去府内取柑，拿来一看，竟比宋文帝吃的大出三寸。宋文帝当时也不言语，心中与刘义康之间已有了裂痕。 明争暗斗的第一颗苦果很快产生了。宋文帝一向身体不好，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就时不时得场大病。（靠武力一点点打下江山的皇帝，似乎都有这种传统，就是儿子质量都很一般，尤其身体素质比较糟糕，比如刘邦的儿子刘盈、朱元璋的儿子朱标，等等。刘义隆大概也是给英武老爸害的，小时候这个根儿不够强。）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宋文帝久病不愈，眼看着是要病危了。刘义康和刘湛背后一嘀咕：恐怕要出大事。
他们担心的正是拥兵在外的大将檀道济。檀道济在历城之战后全军返回，得到宋文帝的嘉奖，镇守在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南），是整个宋国威望最高的武将。他手下统领的，也是北府兵的最后一点余脉。他不仅自己牛，几个儿子也很有才气，薛彤、高进之两员副将更是勇武无敌，时人比作张飞、关羽。 刘湛对刘义康说：“皇上一旦驾崩，我们这些人哪里制服得了檀道济？”刘义康一想，没错，就向宋文帝进言，说檀道济的坏话。宋文帝的处世哲学，便是“天下无人可信，除了我自己”，当皇帝的寂寞，也多半伴之而生。次年，他乘着还有一口气，就下诏将檀道济召入朝中。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檀道济这个人政治头脑不足，哪里想过谋反。倒是他的妻子颇具见识，十分担忧：“功名盖世，必遭嫉恨，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朝廷无事相召，恐怕大祸临头了。” 檀道济耿直地说：“我领兵抵御外寇，镇守边疆。我不负国家，国家怎会负我？”（千古忠言，掷地有声！）于是坦然赶往建康。 檀道济在建康呆了一个多月。宋文帝屡次在病榻召见他，两人基本上只谈了一些勉励之言。宋文帝身体渐渐好转，疑心病自然也就轻了不少。最后也不想对他怎么样了，毕竟是一员虎将，还得留着对付索虏呢，便让他回去继续上任。 檀道济松了一口气，带着随从上了回寻阳的船，准备出发。正在这时，忽然岸上来了朝廷的廷尉，对檀道济宣读了最新的逮捕令。原来宋文帝病情忽然加剧，刘义康就假传诏书，以私散财物、图谋不轨的死罪逮捕檀道济。 檀道济闻听此言，目光如炬，一把摘下头巾，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吼道：“你们又搞这一套，这是毁坏自己的万里长城啊！”檀道济在这一刻大约想起了当年的战友王镇恶、沈田子、王修等人因内讧死在关中的情景吧。
檀道济和他的儿子们，以及薛彤、高进之等勇将没能在战场上与敌人拼到最后一刻，却被自己人所枉杀。世人但知岳飞、袁崇焕，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岳飞之前七百年的另一个宋朝，也有一位如他一般伟大忠诚的武将，死于渺小自私的同胞。历史的教训，常常被人扔到角落中，一幕又一幕悲剧，总是重复着上演。檀道济的死，令亲者痛，令仇者快，消息传到北魏国都平城，拓跋焘手下的将士们击掌相庆：“檀道济一死，南方的那些鼠辈不足惧啦！” 宋文帝杀宿将檀道济，连带杀死他的儿子和时人比为关羽、张飞的部将薛彤、高进之，是犯了个大错误。道济被捕时说的“乃坏汝万里长城”，千古流传。这件事也和刘湛有关。宋文帝猜疑檀道济是事实，但不见得会起杀机。是刘湛见文帝有病，对刘义康说：“如果宫车一日晏驾（皇帝若死），道济不复可制。”恰巧文帝病危，义康便要求召道济入朝。道济到建康后，文帝病势渐轻，就让道济回江州，船都准备好了，不料病势转剧，义康便假传诏书，说道济谋反，把他杀了。檀道济既死，刘裕时的宿将一个都不剩了。
刘湛见文帝多病，与亲信商量，打算一旦文帝病故，便以“天下艰难，宜立长君”为理由，拥立义康。义康不知道有这回事，文帝倒打探到一点消息，义康的地位便动摇了。
刘义康被软禁在江州豫章，宋文帝本有意命手下秘密将其处死，亏得这家子兄弟姐妹还有一个主事的“家长”——大姐会稽公主。 这位公主就是在讨伐司马休之的战役中阵亡的徐逵之的妻子，当年刘裕想让女婿在战场上好好出出彩，没曾想却教他送了性命。会稽公主就此守了寡，身边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徐湛之和徐淳之。刘裕尤其喜爱徐湛之，对他很是照顾，在他几岁的时候就给他封了县侯的爵位。刘裕崇尚节俭，他专门把自己贫贱时妻子亲手为他缝制的旧衣服“纳布衣”（应该是类似百衲衣一类的打了补丁的衣衫）留给会稽公主，叮嘱她说：“后代子孙若有骄横奢侈的，可以拿这件衣服给他们看，好好教育他们。”会稽公主将衣物用锦囊包好，默默记下父亲的教诲。 刘湛一党获罪，徐湛之也因受到刘义康的宠爱而被牵连，眼看要问死罪。会稽公主当即入宫，见了弟弟宋文帝，也不施礼，放声痛哭。宋文帝不明就里，正欲询问，会稽公主忽然从怀中取出包有纳布衣的锦囊，一把扔在地上，对文帝说：“你家原本穷得很，这是我母亲给你父亲做的纳布衣。你倒好，今天能吃上一顿饱饭了，就想要残害我儿子！”宋文帝处置刘义康一案，出于权力之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想到这里，他竟也悲伤地哭了起来。徐湛之于是得以赦免，后来还被任命为太子詹事。
刘义康外放，会稽公主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就特意将宋文帝请到家中，以宴会招待。酒酣宴欢之时，公主离席，对着文帝连磕几个头，悲不自胜。宋文帝不知道她又想干什么，亲自扶她起来。公主抽泣道：“车子（刘义康小名）将来必不为陛下所容，臣妾特为他求情，请留他一条性命。”说着又号啕大哭，宋文帝也不得不一面痛哭，一面安慰她不必忧虑。公主不信，文帝便指着埋葬了父亲刘裕的蒋山起誓：“大姐切勿疑虑，如若违背誓言，就是对不起父皇陵寝。”然后下令将自己喝剩的酒赐给刘义康，并且附言：“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以表明心迹。 终公主一生，宋文帝没有再动刘义康一毫一发，可惜这位性格泼辣、可亲可敬的公主在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就去世了。仅过一年，范晔（《后汉书》作者）与刘义康的几位心腹谋划政变，重新迎立刘义康。徐湛之知晓内情，提前向宋文帝告密，范晔等人被杀。刘义康丢了官衔，被废为庶人，一家人远迁安成郡（今河南汝南）。二十八年，魏兵南侵，文帝恐有人拥义康起事，竟把他杀掉。刘义康留下的司徒、录尚书事的职位，由五弟刘义恭接任。刘义恭以刘义康的失败为戒，行事极为谨慎，终于没有再惹权力风波。
从上文所说的史事来看，元嘉十五年以后便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事情了。至于元嘉末期，非但没有较好的治绩，而且局势搞得很糟。二十七年（４５０年）。文帝想经略中原，大举攻魏。由于兵力不足，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从符（命令）到之日起，限十天之内准备完毕，不得逾期；又因军费不足，令扬、南徐、南充、江四州富民家资满五十万钱、僧尼满二十万钱者，“借”四分之一。民间负担已极沉重。而北伐失败，魏军进抵长江北岸，长江以北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军民死伤惨重，旧史说“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司马光把称赞元嘉之治的一段话，放在元嘉十五年，想必也是由于元嘉下半期无可称道的缘故。然而其中所说“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户口蕃息”，仍然是溢美之词。最低限度，太平岁月是不满三十年的，“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更不见得。事实是：自从刘裕死后，魏军逐步南侵，宋朝版图日益缩减。它的颓势，绝非起自北伐失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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