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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中国书店上拍了《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和第二册，其成交价高达20余万元，不知蒋抑卮地下有知，他对该事会做何想？因为该书出版后，鲁迅特意提出将一册赠给蒋抑卮，可惜这册名家签名本竟然差点儿被毁。孔宝定所撰《鲁迅与蒋抑卮》一文中，录有蒋抑卮之子蒋庚声所说的一段话：“鲁迅先生亲笔题词的《域外小说集》也被当作废纸扔入废品堆中。不过，后来听说废品收购站有一位同志见到鲁迅先生亲笔题词，就把此书救了出来，转赠给鲁迅纪念馆了。如果这果真是事实，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不用说，这段历史背景只能是“文革”时期。
“积善坊巷10号”确实变成了快捷酒店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外国人想取得中国铁路的修筑权，于是各地掀起了保路风潮。1905年7月，浙江的一些商人共同组建了浙江全省铁路公司，而后对外招股。在两年的时间内，这个公司就筹到了2300多万元，而那时这些款项分别存在了上海、杭州的一些私人钱庄中，这给资金的结算带来了不便。浙江全省铁路公司的总理是浙江名士汤寿潜，这位汤寿潜跟蒋家是姻亲关系，他正在为这笔资金发愁之时，蒋抑卮因病回国，于是他找到蒋商议，希望能成立一家专业的银行。
然而私办银行于当时而言，是一种新生事物，很多人都处于观望的态度，于是蒋抑卮说服父亲，率先购买了一大批股票。在其带头下，很多大商人纷纷出资，于1907年10月，在杭州成立了浙江兴业银行，此银行为浙江省第一家私营银行，而蒋海筹为此行的三大股东之一，于是他出任该行董事。两年之后，蒋抑卮代替父亲出任此职，而实际上，他是该行的实际控制人。
看到了入口处 既然蒋家是该行的主要出资人，那为什么蒋抑卮不出任此行的董事长呢？章立之在《忆浙江兴业银行两位创办人——蒋抑卮、叶揆初》一文中，首先讲到了蒋抑卮的身体状况：“蒋抑卮在留学日本时就患耳病，终身重听。中年又跌伤股骨，不良于行。病胃，健康不良，瘦骨嶙峋。为人深沉强干，不多言笑，不事酬酢，而精于理财，富有远见。”看来，这位蒋抑卮很有管理才能。可惜他身体状况不好，再加上他的耳朵听不清别人说话，于是：“蒋抑卮于外界不善应酬，所以一直没有担任董事长一职，而由叶揆初当了浙江兴业银行的终身董事长，长达40年。”
该巷历史介绍牌 有意思的是，叶景葵也是一位大藏书家。浙江兴业银行的两位掌门人都有藏书之好，想一想真让人羡慕。更为难得的是，他二人经过仔细地商议，对公司的业务做了一系列的改制，而难能可贵之处则是他们能彼此看重对方的优点，宋宪章在其文中说道：
股东大会选七人组成银行董事会，三年一任，连选连任；董事会行总办事处制，举三人为办事董事（常务董事），三人中再选一人为董事长，负责对外，并掌全行重大事物的裁决权；总办事处内设书记长一人，下设各部。叶揆初、樊时勋、蒋抑卮为办事董事，蒋抑卮以叶揆初为人耿直、胸襟豁达、识见宏通、不矜细行、惟务远大、自奉俭约、待人惟诚，力举叶出任董事长，朋友、同事论及此事，多赞抑卮虚心让贤，难能可贵。 也是汉庭快捷酒店的一部分 两位藏书家掌管的浙江兴业银行，果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章立之在其文中写道：“解放以前，在上海私营银钱业数百家中，浙江兴业银行以其历史、规模、实力、信誉等方面著称，居第一流之列，列为‘南四行’之一。该行的票据交换号码为第4号，次于1号中央银行、2号中国银行、3号交通银行之后，为私营行庄的第一名。直至1952年整个金融业改造为止，营业实际达45年之久。”
蒋抑卮有着经营实业的雄心，1933年8月，浙江省成立了钱塘江大桥工程委员会，此委员会请了桥梁建造专家茅以升设计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但是建造此桥需要大笔的资金，而那时的浙江兴业银行是当地最著名的财团，如果该行不出资，别人就不敢跟进。蒋抑卮跟叶景葵仔细地商议了一番，最终决定与中国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联手出资，共同投资200万元，而浙江兴业银行承担其中的一半。 新建的棚顶不和谐 这座大桥在1937年9月建成通车，当年是极其轰动的一件大事，可是让人没想到者，则是这座投巨资建起来的大桥，仅使用了几个月就接到命令要将其炸毁，因为日军南侵，很快会打到杭州，为了阻止日本人迅速推进的步伐，众人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座刚刚建起的大桥在一声巨响中被烧毁，当时蒋抑卮的心情可想而知。
到了1953年，茅以升在原址之上又重新修建起了钱塘江大桥，可惜的是，在此之前的13年，蒋抑卮已经去世了，这个遗憾真的无法予以弥补。而我从杭州前往萧山之时，在这座大桥上往返过许多回，每当驶上此桥，我都会想起蒋抑卮，那种隐隐作痛的心情，无法向人诉说。 小桥流水 蒋抑卮的藏书处名为“凡将草堂”，其“凡将”二字应当是来自于《凡将篇》，此书的作者传说是西汉的司马相如，而《说文解字》曾引用过该书的内容，看来这部书属于小学类，蒋抑卮以此来起为自己的堂号，可见他也喜欢音韵之学，《蒋君抑卮家传》中写道：“令君出就名师，习举子业，君以商籍应童子试，补钱塘县生员。……君厌弃帖括，性又不喜为官，乃锐意学问，喜读深奥繁难之古籍及清儒声韵训诂书，从章太炎，服膺所著书曰《文始》。” 看来，蒋抑卮不喜欢当官，却喜欢研究音韵之学。而章太炎在晚年正是教授此类学问，于是蒋抑卮拜其为师，难怪他有这方面的特殊之好。
关于凡将草堂的藏书情况，周退密在《上海藏书纪事诗》中写道：“家有凡将草堂藏书，大部为钱塘汪氏万宜楼旧藏，一般学者参考用书应有尽有，约5万册。先生与叶景葵、张元济等实业界巨擘为多年挚友，合众图书馆筹建之初，即慨然许以藏书相馈赠，并延请顾廷龙先生为之整理，陆续检送，并捐助基金5万元，实为赞助该馆创办之第一人也。” 简洁的扶手 5万册书以古代的分册方式来说，应该在10万卷以上，可见其有着不小的藏书量，但他却能将这些书捐给了叶景葵所办的合众图书馆，而其具体的捐赠数量，周退密在文中写道：“先生曾言：‘捐书必及身为之，否则后人将视为财产，不克实践。’然未及两月而先生病逝，哲嗣仰体先生遗志，重理前诺，即请叶景葵先生亲往其家取书。景葵据旧目将原标识留阅者及重复之本留归其子孙嗣守，余者纳馆，得经史子集、丛书各部共2584部，合众图书馆为之编《杭州蒋氏凡将草堂藏书目录》一册。”
对于蒋抑卮所捐之书，陈梦熊在《<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中引用了蒋世显给陈梦熊在信中的说法：“凡将草堂藏书楼藏书约5万册，大多数捐给当时的合众图书馆，少数给蒋庚声（蒋抑卮的长侄）。”而陈梦熊在此文中还引用了蒋俊吾给他的来信：“蒋抑卮生前藏书，身后由其子蒋俊吾、蒋铁八、蒋息九、蒋世显、蒋世承于1948年6月20日与1953年4月23日，先后两次捐献给上海合众图书馆，遗书计35500余册。根据叶景葵所写《蒋君抑卮家传》中说，除捐赠遗书外，捐助该馆基金5万元。”可见，蒋抑卮在捐书之时还留下了一些给他的后人。叶景葵在《卷盦书跋》中有《复堂日记》：
故友蒋抑卮旧藏初印六卷本，桐庐袁忠节公评点。忠节与复堂深交，凡所揭櫫者，撷其精要，无或遗漏；正其疵类，不稍假借，洵不媿直谅多闻之选。壬午仲春过录一通。此后印八卷本，亦抑卮故物，随大部分捐送合众图书馆者，其自行选留以贻子孙者，定名为凡将草堂藏书。易箦前尚未选竣，余本其意旨，继续成之。此忠节手迹，则抑卮生前自行选留者也。八卷本已有采用忠节评本改正处。后学叶景葵记。 一楼的走廊 叶景葵的这则跋语写的很有意思，他说蒋抑卮藏有《复堂日记》的初印六卷本和后印八卷本，而蒋将八卷本捐给了合众图书馆，而六卷本则留给了子孙，并且六卷本中有名家批校，于是叶景葵从蒋的后人处借来了六卷本，而后将上面的跋语过录到了八卷本上。可见蒋还是将善本留给了子孙，仅凭这一点就可得知，蒋抑卮对目录版本学颇为内行。
蒋抑卮旧藏《音学五书》三十八卷，清康熙六年张绍符山堂刻本 叶景葵的这段跋语还有一个疑惑之处，就是关于蒋抑卮的堂号——凡将草堂。叶在此明确地称，蒋抑卮捐书之后剩余的部分才叫“凡将草堂”。那么，在捐书之前，蒋抑卮的堂号是什么呢？我未查到文献的相应记载。如果叶景葵所言无误的话，那么将蒋抑卮的凡将草堂总藏量称之为5万册，显然不正确，因为所余部分绝不会有这么多，按照周退密的说法： 当时与顾廷龙先生共同理书者，尚有先生之侄蒋庚声，先生嘱其若有可用之书，可先挑选去。庚声遂选书15箱，储于自家书房，大都为经先生句读、批注之物。“文革”中不幸被抄，先是封存于一车库内，后又由“红卫兵”启封，继而辇往废纸收购站，以3分钱一斤尽秤而尽，得人民币78元，于一饮食店中挥霍殆尽。幸其曾侄孙蒋见元闻讯赶到，于忙乱中抽得图籍若干，凡将草堂今日方有此劫余图籍百余册，以作永久之纪念。
看来，分给蒋抑卮侄子蒋庚声的书总计有15箱，可惜这些书大多被红卫兵毁掉了。蒋抑卮旧藏之本流传至今者绝少见到，这些年来，我仅得到了其中之两部，那部明嘉靖本的《史记》乃是著名的刻本，而另一部《音学五书》则是音韵学史上的名著，由此也可看出蒋抑卮选书之精。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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