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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缘》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点上方绿标即可收听主播朗读音频
母亲打扫卫生，从东屋收拾出整整五箱书，几百斤重，从幼儿园插画到大学专业课本，排列整齐，布满了灰尘。纸箱底发了霉，我与母亲托底将一箱箱书抬了出来，疲累的母亲絮叨我执意留下这些无用的书，占用空间、费时费力，又用商量的口吻问我能不能把它们都卖了，我摇摇头直言说：不! 书被一本本摊展在院子里的通风阴凉处，笔画间积攒的岁月味便弥漫开来，年少青葱的记忆也跃然纸上，浓烈泛黄，历历在目。从小到大，我都没有丢书、弃书、毁书的习惯，虽然那些无用的书常常被我遗忘在某个角落不再拾起，但我总舍不得扔掉卖掉，因为许多时候，它们曾编织了我的记忆、承载了我的历程，又像益友良师，始终伴我左右，助我成长。 幼儿园(当时称“育红班”)时接触最多的书是彩色插画，正方形的书本，画多字少，大都讲述德育体美有关的内容。年纪尚小，内容理解不知多少，只记得各式活泼的小人物、小动物，有趣极了，在那个彩色电视机少见的年代，这样的书本独撑了幼小童年的一片彩色天空。 当时，幼儿园条件极差，唯一的一间教室由村委会老办公场所改建而来，老师由村里识字多的年轻女性担任。幼儿园只提供学习用的桌子，板凳则由每家孩子自带，如此一来，上幼儿园便有了几样标配：旧衣服拼剪改做的书包、高脚的板凳以及彩色的插画书。每天放学，常嫌弃厚实的板凳沉重便不带走，但仅有的两三本插画书是必定要带回家的，将有褶的边角摊平，小心翼翼地放进书包里，再扣上书包上的纽扣，响亮地拍两下，向他人明示“这就是我的”似的，才放心大胆地回家。到了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把书包放在枕边，小小年纪里，总担心这样的好东西隔夜再见就再也见不到了。 小学时代，书多了起来，学校发放的课本多了，自己也懂得去买书亦或者向哥哥姐姐们借书了。那时起，算是我真正对书产生浓厚兴趣的时候。 老家东屋是我读高中以前的卧室，卧室的陈设，除了满足基本休息睡觉的要求外，我一直盼望着能有一张自己的书桌或者橱柜，为此向父母提出过几次请求，但都被拒绝。可总还是要为自己喜欢的书找到一个安置点的，于是我用家里的一个长方体铁笼子、两块石板及一块布搭建了自己的小书桌，放上了整整两排书，直至今日，搭建的小书桌仍在。 小学时代，除自己搭建小书桌之外，与书的缘分便体现在了“护书运动”上。 那时，一家三口及个别亲朋好友上脚的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千层底儿。母亲有一本书，16开本普通黑白的杂志书，是母亲专门用来存放“鞋样儿”的。所谓“鞋样儿”，指的是用纸裁剪出来的每个脚掌大小的样片儿，是纳千层底儿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直接关系到鞋合不合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鞋样儿”，每个人年龄阶段不同又有不同的“鞋样儿”，棉鞋单鞋又是不同的“鞋样儿”，这样一来，母亲需要的纸张便多了起来，那时农村里报纸不常见，唯一派得上用场的便是我读过的书。母亲常常要求我给她几本书让她裁剪“鞋样儿”，我从没答应过，偶有几次趁我不在家“偷”得一本被我识破，我便要大哭大闹上一番，几番之后，母亲也便不再“偷”书，又吓唬我说不再做鞋给我穿，可最终的事实是：书保住了，我穿的鞋还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千层底儿。 抵住母亲用书做“鞋样儿”简单，抵住自己的玩心却是难上难的事情。小学时，课间或放学后便要约“摔牌”，比一比谁的牌多牌好，比一比谁的牌技好运气好。“摔牌”是80后、90后一代最熟悉的游戏，也叫打宝、打面包、摔四角、摔牌角，用烟盒硬纸盒或者书纸做成“宝”、“面包”，一人把“宝”放在地上，另一人用自己的“宝”往对方“宝”旁边用力砸，靠气流把它冲翻，也有直接往“宝”上砸的，打翻了别人的宝就算赢。赢了固然好，可一旦输了，特别是输光了手中所有的摔牌，就要想方设法制作，纸便是制作的材料。那时，并不在乎书本的同学往往拆了书制作成摔牌，输光了再拆书，循环不止。在这件事情上，那些同学无疑是最快乐的，而我当时内心是纠结的，既想满足自己的玩心又不舍得拆书，仅有一次狠下心拆了一本破旧不堪的书，可每输一个，心疼无比，自此便不再拆解任何一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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