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元太祖成吉思汗的祭祀活动，发端于元太宗窝阔台汗时代，完善于元世祖忽必烈汗时代。自从元世祖颁发圣旨，开始向成吉思汗之灵四时献祭、规定祭礼的详文细则，委派了主持祭祀的八大牙门图德以来，时至今日，悠悠七百余年，蒙古民族的同胞对此道圣旨一直恪守不渝。像对于成吉思汗的祭奠这样，能够在如此漫长的年代，保持其原有定例而不敢稍改，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中华民国二十八（1939）年，国民政府为了避免成吉思汗灵柩陷于倭寇魔爪，决定将其尽快西迁。听到圣主灵柩即将西迁的消息，达尔扈特们和附近各盟旗的蒙古族同胞都赶了来，云集大伊金霍洛，日夜悲泣哭啼，举佛灯、献哈达，昼夜不息的祭奉，奉命前来迁灵的国军士兵，眼见聚集于伊金霍洛的鄂尔多斯牧民在圣主英灵起灵时，不分老幼，皆尽泪流满面、叩头膜拜、珍重相送，都议论赞叹：“原来蒙古族人民对自己的祖先是这样的尊敬，怪不得成吉思汗当年能打胜仗，原来他拥有多么愿意世代忠于他的臣民！”······目睹此情此景的一位《旅行者》杂志的记者，曾经这样记述道：“成吉思汗的灵柩，
是在伊克昭盟蒙民的泪海中，离开伊金霍洛圣地向前进发的。”
当年， 元世祖忽必烈降旨，
圣主成吉思汗是在壬午（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从天而降，世祖忽必烈又是在壬午（至元十九年，1282）年对天许愿，全体蒙民开始举行四季大奠供奉圣主的在天之灵，并委派达尔扈特牙门图德负责献祭诸事和守护八白室。忽必烈并宣布向成吉思汗献祭是“全体蒙古人之公役”。
到了清代，达尔扈特人仍然尊奉忽必烈的旨意，从未违背对成吉思汗“守常孝”的礼法。所以，清廷下诏明确规定，凡清帝驾崩全国人民都应该戴孝，惟达尔扈特人可以免除，不论清代哪个皇帝驾崩，守护供奉成吉思汗陵寝的达尔扈特人从未参加过对已逝清帝的追悼活动，而只对成吉思汗常年累世“守常孝”。帝王去世后能被作为圣人来祭奠，成吉思汗在世界上还是惟一的一个。祭祀是对祖先进行崇拜的产物，对成吉思汗的祭祀历史悠远，从元太宗窝阔台开始迄今已长达近八百年；对成吉思汗的崇拜可以说是多元多层次，不分民族、国家和地域，崇拜成吉思汗的人越来越多。对成吉思汗的祭祀时间延续之长、祭祀人数之多，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