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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探讨“天鹅处女型”故事类型为何被布里亚特蒙古人当作族源传说的原因。本文认为人与动物婚配的异类婚故事在一些民族中被提升为建国神话或族源传说，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故事类型满足了建国神话和族源传说叙述模式的需要。而包括布里亚特蒙古在内的北方古代民族的萨满教可以将异类婚故事中的动物配偶纳入到自己的神灵体系当中，从而在部落祖先和天神之间建立血缘纽带。 一、问题的提出 “天鹅处女型”故事是世界上许多民族中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类型。但是居住在贝加尔湖边的布里亚特蒙古人中，“天鹅处女型”故事不是以民间故事的形态流传，而是作为解释祖先起源的传说来被讲述和代代相传。本文主要探讨“天鹅处女型”故事类型为何被布里亚特蒙古人当作族源传说的原因，并对以往的研究做一个基本的梳理。 第一个对蒙古“天鹅处女型”故事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学者是蒙古国著名学者呈·达木丁苏伦（Ts.Damdinsuren）院士。达木丁苏伦院士在其主编的《蒙古文学概要》（第二卷）里发表的长篇论文《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与蒙古文学的关系》中对蒙古民族中流传的“天鹅处女型”故事包括布里亚特蒙古的族源传说与世界各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进行了详细比较，其中广泛涉及到古代印度的佛经文学、藏族的《诺桑王子传》、《满州实录》记载的满族族源传说、朝鲜的《金刚山八仙女传说》、中国的牛郎织女故事，直至芭蕾舞剧《天鹅湖》，可以说是蒙古学者研究“天鹅处女型”故事的最杰出的论文。[1]达木丁苏伦院士的结论是“天鹅处女型”故事最早起源于图腾信仰，其代表就是布里亚特的族源传说。[2]达木丁苏伦先生的这个观点后来被几乎所有研究蒙古族族源传说的学者所接受和沿袭。如满都呼教授在其一篇有较大影响的论文《蒙古突厥语族民族族源传说比较凡说》[3]中也从图腾崇拜的角度对布里亚特的“天鹅处女型”传说进行了分析，并与哈萨克族传说做了比较。满都呼教授的论文中把天鹅图腾信仰归结到北方民族萨满教的“苍天”崇拜，在达木丁苏伦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步。笔者在2008年出版的《蒙古民间文学》一书中对布里亚特蒙古人的这个族源传说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提出了该传说与萨满教信仰的关系。[4]而考察前人的研究，我认为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基本上多是转引俄罗斯或蒙古国学者论著中对该传说内容梗概的转述，而很少有人直接引用布里亚特口头流传的族源传说的完整记录文本；二是，在布里亚特蒙古人的族源传说中，除了“天鹅处女型”类型外，还有与女萨满、青牤牛、桦树等有关系的传说，对此学者们虽然一直深感兴趣并进行研究，但是没有把这些传说文本互相联系起来探讨各文本之间的内在关系；三是忽略了布里亚特蒙古与突厥语族民族在历史上的迁徙和接触关系与族源传说之间的联系。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进行了如下工作：首先，直接根据布里亚特语的传说将其全文翻译成中文，对完整的传说文本进行分析，这样避免了过去只根据片段的转述文本进行不全面分析的缺点。[5]其次，用联系的观点把布里亚特蒙古人中流传的几种族源传说文本联系起来探讨，并与相关的突厥语族民族传说进行比较，探索这些传说中的共同因素和结构模式。 二、布里亚特蒙古族源传说类型及其内在关系 布里亚特学者С.П.巴拉达耶夫搜集整理的《布里亚特民间文学集》（布里亚特文）中记录的霍里·布里亚特的天鹅族源传说中讲道： 在阿尔泰山的北边，在呼辉山的后面，住着一个叫巴儿虎·巴特尔的人。巴儿虎·巴特尔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分别是也留德尔·图日根、布里亚岱·莫日根和霍里岱·莫日根。三个儿子在阿尔泰山和灰辉山中狩猎，猎得水貂、鹿等猎物来生活。 在巴儿虎·巴特尔去世以后，长子也留德尔·图日根与两个弟弟吵架，于是离开他们迁徙到西边去生活。由也留德尔·图日根繁衍的部落是阿尔泰山南边生息的杜尔伯特、辉特和土蔑特等部落。布里亚岱·莫日根就住在大海（指贝加尔湖——引者）。而霍里岱·莫日根则迁徙到大海的南边。 霍里岱·莫日根经常在春天和秋天来到贝加尔湖边打猎鸟禽。有一次，霍里岱·莫日根狩猎的时候看见，天上的三位仙女飞来，在湖边脱去鸟衣，恢复人形，变成三个美丽的仙女，到海里游泳。霍里岱·莫日根看见三个仙女就爱上了她们，于是悄悄地把其中一个仙女的鸟衣偷过来，藏起来。三个仙女游完泳，上岸，其中两个仙女穿上鸟衣就飞到天上去了。剩下的天女因为找不到鸟衣，就哭着喊： “请把我的衣服还给我！我是天上的仙女。请不要折磨我，让我看见你。如果是老人，我就让你当我的父亲，如果是年轻人，我就让你做我的丈夫。” 藏在树丛里的霍里岱·莫日根见到仙女，爱慕之情倍增，就抱着仙女的鸟衣出来，但是没有把鸟衣还给仙女，而是把仙女带回家，给仙女穿上其他的女人的衣服，把仙女的衣服藏到永远找不大哦的地方。仙女因为找不到自己的鸟衣，就灰了心，做了霍里岱·莫日根的妻子，与霍里岱·莫日根过日子了。 霍里岱·莫日根和仙女幸福地生活，生育了六个儿子。有一天，仙女说想看看自己的鸟衣。霍里岱·莫日根也心里想，既然已经和我生活生了六个儿子，能跑到哪儿去呢？于是就把仙女的鸟衣找出来交给仙女。 仙女一见到自己的鸟衣，就泪流满面，穿上鸟衣，试了试翅膀，就飞到布里亚特蒙古包的天窗上。看了最后一眼自己的六个儿子，看了最后一眼共同生活多年的丈夫，就从天窗飞出去。当仙女从天窗飞出去的一瞬间，霍里岱·莫日根一跃而起，捉住了仙女的脚，但是仙女还是飞走了。从此开始，天鹅的腿就变成黑色的了。 霍里岱·莫日根等待仙女回家，但是等了很久也不见回来，于是再娶了第二个妻子，这第二妻子生了十一个儿子。这十一个儿子成了一部分布里亚特部落的祖先。[6]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传说中讲述的并不是布里亚特蒙古的第一个祖先的起源，而是霍里岱·莫日根的异类婚故事。在霍里岱·莫日根之前已经有他的父亲巴儿虎·巴特尔，霍里岱·莫日根是巴儿虎·巴特尔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因此，这个“天鹅处女型”族源传说讲述的是布里亚特蒙古第二代祖先的故事，由这第二代祖先霍里岱·莫日根繁衍了第三代祖先——霍里·布里亚特十一个部落的祖先。如果说“天鹅处女型”族源传说是布里亚特蒙古第二代祖先的传说，那么，第一代祖先是如何起源的？ 在布里亚特蒙古历史古籍《色楞格蒙古布里亚特达尔罕·太师丹必·吉勒沁·隆布策仁著蒙古布里亚特历史》中也记载了祖先起源的传说，包括“天鹅处女型”故事母题，但是与上面的口头传说有所区别。祖先人名和部落名称与上面的传说有出入，或者交错，故事内容有一些变化，说明这些族源传说在口头流传和书面记录写进历史书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唯一文本： 蒙古成吉思汗的庶民卫拉特、布里亚特有源的女萨满阿绥罕·埃土干在贝加尔湖边遇到一头青牤牛口吐白沫对着自己咆哮，于是心里想：“青牤牛不可能对着人发情，想必是天意。”而且正好女萨满没有丈夫，于是就和青牤牛交配了。后来，女萨满怀孕了，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布里亚岱，小儿子叫霍里岱。 布里亚岱在山上狩猎的时候从桦树洞里找到一个女子，于是把她带回家做妻子，生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大的叫埃黑里特，小的叫布拉噶特。他们成了布里亚特各部落的祖先，而且他们一直有一个习俗，用白色和红色母牛的乳汁向山献祭祀，并说：“青牤牛父亲，桦树母亲”。 霍里岱在贝加尔湖中的岛上见到三个仙女从天上飞下来，脱去鸟衣在湖中游泳戏耍的时候藏起其中一个仙女的鸟衣，并祈祷阿绥罕·埃土干母亲。于是刮起大风，冻僵的仙女自己钻进霍里岱的怀里，被霍里岱捉住，就做了他的妻子。霍里岱和仙女生育了十一个儿子。他们老了之后，有一天仙女提出要求看看自己的鸟衣，霍里岱也想都老成这样子还能跑到哪儿去，于是就把鸟衣还给仙女。不料，仙女穿上鸟衣就变成天鹅飞走了，因此霍里·布里亚特人在春天天鹅飞来和秋天天鹅飞回南方的时候都用乳汁和奶酒向天鹅举行洒祭仪式。[7] 这个传说是一个复合型传说，由主题明确的三个文本共同构成。这种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该传说原来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形态；二是写历史著作的人进行了加工，把原来互相独立的三个文本整合成一个文本。传说首先讲述的是布里亚岱、霍里岱的传说，是他们的母亲女萨满阿绥罕·埃土干在贝加尔湖边遇到一头青牤牛以后与之交配，生下了他们。他们是女萨满和青牤牛相结合而生下的，青牤牛是他们的父亲，而且用女萨满的话来说“这是天意”。其次是布里亚岱在山上狩猎的时候从桦树洞里找到一个女子，做妻子，生了埃黑里特和布拉噶特两个儿子，他们成了布里亚特各部落的祖先。从树洞里发现日后成为部落首领的婴儿或妻子的传说广泛流传在蒙古和突厥语族民族中。而且树洞里的婴儿是天女所生，因此是天神的外甥。[8]另外，布里亚特蒙古在历史上与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等突厥语族民族曾经有过历史接触关系，因此有共同的族源传说母题不足为奇。再次是霍里岱的传说，是“天鹅处女型”故事。在这个“天鹅处女型故事”中还出现了阿绥罕·埃土干。 在该传说的三个部分中，布里亚岱在树洞里找到妻子的母题在蒙古卫拉特部族和突厥语族很多民族中都广泛流传，霍里岱传说中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更是世界各民族中广泛流行的民间故事著名类型。而女萨满阿绥罕·埃土干在贝加尔湖边与青牤牛交配生下布里亚特蒙古祖先的传说母题在其他蒙古部落和其他民族中并不广泛流传。因此，也可以初步断定，这三个文本之间具有本土起源和外来母题相结合的可能性。  从这个传说的结构可以看出来，传说中讲的实际上是第二个层次不同部落的起源。 这个传说也说明了“天鹅处女型”故事在布里亚特蒙古族源传说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布里亚特最早的祖先起源的传说并不是“天鹅处女型”故事。那么，我们只能到女萨满阿绥罕·埃土干的传说中去寻找。 三、布里亚特族源传说与萨满教 С.П.巴拉达耶夫搜集整理的《布里亚特民间文学集》（布里亚特文）中记录的霍里·布里亚特的族源传说的梗概是： 在大海的岸边，住着十户阿塔干部落和二十户浩特根部落。两个部落各有一个六十岁的女萨满，这两个女萨满都没有丈夫也都没有子女。当地有一个古老习俗，如果一个女人一生没有生儿育女，那么到了一定年龄以后要处死她们。 有一天，全部落的人集聚在一起，准备处死不生育的两个女萨满。两个女萨满就向上苍腾格里天神诉说她们的痛苦，向大地母亲诉说她们的苦恼，跳起萨满舞来，唱起萨满神歌，呼唤各自的翁滚神灵。阿绥罕埃土干唱道：“我会从牤牛刨出的坑里得到一个儿子。”呼绥很埃土干唱道：“我会从海边的地缝里得到一个儿子。”部落的人们相信两个女萨满的话，于是祭祀了腾格里天神，回到各自的家。 两个女萨满向扎雅·查干·腾格里神献了牲畜，举行了求子仪式。这时候来了一头青牤牛，牤牛身边放着一个铁摇篮，里面躺着一个男婴。阿绥罕埃土干抱起孩子就回家，做出生孩子的声势，把部落的所有人请到家里来，当中宣布自己已经生了一个儿子，接着举行了盛大宴会。因为儿子是从牤牛刨出的坑里得到的，所以给儿子起名叫布拉噶特。 布拉噶特长到五六岁，到海边玩的时候，从大海里出来一个小孩子，一起玩耍到天黑。这个秘密被两个女萨满发现以后，还没有孩子的呼绥很埃土干就想捉住从海里出来的孩子做儿子。于是两个女萨满酿上酒，准备好丰盛的食物，带上桌子，去海边，布拉噶特和那个孩子一起喝酒吃肉，然后躺在桌子上睡觉的时候把桌子连同两个孩子抬起就往回跑。在她们跑的时候，大海的儿子就惊醒了，于是大声喊叫： “高高的苍天父亲啊！宽广的大地母亲啊！”听到孩子的叫声，大海就起浪，追赶两个女萨满，但是因为女萨满跑得快，大海始终没有追上。 呼绥很埃土干抱着孩子回到家，大声呻吟和喊叫，做出分娩的声势，做出生了孩子坐月子的女人的姿态，然后召集全部落的人来到家里，宣布自己生了儿子，举行了盛大宴会。因为是从海边得到的儿子，所以起名为埃黑利特。 布拉噶特和埃黑利特长大成人，都娶了妻子，生养了很多儿女。布拉噶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布拉干·哈喇，小儿子名叫布扎干·哈喇。这两个儿子繁衍了布拉噶特部落；埃黑利特只有一个儿子叫宗黑，由他繁衍了埃黑利特部落。[9] 在这个传说中，布里亚特各部落的祖先与女萨满有关系，高祖母是女萨满。而布拉噶特是女萨满通过祭祀腾格里天神的萨满教仪式，从牤牛刨出的坑里得到的，是青牤牛送给女萨满的，因此这个孩子也是腾格里天神的儿子，而由其繁衍的子孙理所当然地与天神和女萨满有关系了（而在另一个传说中，女萨满阿绥罕·埃土干在贝加尔湖边与冲她发情的青牤牛交配后怀孕生了两个儿子，繁衍了布里亚特各部落。）。而另一个女萨满的儿子则是从海子也就是布里亚特蒙古人世代生息在其周围的贝加尔湖得到的，是天神父亲和大地母亲的儿子，而非凡人。而且，两个女萨满的两个非凡的儿子之间具有先后的关系，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祭祀仪式的顺序。那就是阿绥罕·埃土干通过青牤牛得到了腾格里神送给她的儿子，再由这个腾格里神的儿子引出贝加尔湖里的“大海的儿子”，其实他们之间具有一种先祭祀腾格里天神、再祭祀贝加尔湖山水神灵的顺序，而且天神崇拜与山水崇拜之间具有内部的潜在联系。在该传说中，不管是部落祖先是青牤牛刨出的坑里得到的，是青牤牛替腾格里神送给女萨满的，还是女萨满见到冲自己发情的青牤牛以后理解为天意而与青牤牛交配后繁衍了部落祖先，其中最主要的是女萨满通过跳萨满舞得到的孩子或者自己生育的孩子，都与蒙古民族最古老的原始信仰萨满教的最高神——腾格里神——苍天有关系。而部落的祖先归根结底最后还是追溯到“苍天有根”。这实际上是北方民族普遍有的萨满教思想的产物。 在这里，青牤牛或者直接把躺在铁摇篮里的孩子送到女萨满跳萨满舞的仪式场所，或者女萨满与青牤牛交配是因为顺从了天意，青牤牛实际上是天神的使者。这里，与其说青牤牛是图腾不如说青牤牛是萨满的翁滚更准确。在布里亚特蒙古的萨满教中萨满教的神或者翁滚之一布哈诺颜（青牤牛）就住在贝加尔湖的蒙达尔哈高山上。同时住在这座高山上的还有诸天女和其他神灵。[10]可见，在现实的萨满教信仰中，青牤牛是萨满供奉的翁滚神灵，因此女萨满通过青牤牛得到儿子，实际上就是女萨满通过其翁滚神灵得到儿子。因此，青牤牛就是天神和女萨满之间的中介，而动物的形态则是翁滚最常见的形态。因此，青牤牛祖先的传说可以概括为女萨满通过其翁滚神灵得到了苍天之子。而且在这个传说中，女萨满并不是布拉噶特的亲生母亲，她是把孩子抱回家以后举行了模拟生产的再生仪式，因此这个传说也可以看作是女萨满主持仪式选举部落首领的仪式。由青牤牛显灵确认或者天神送来的“苍天有根”的儿子通过女萨满的分娩仪式最终被确认为部落首领，从此成了部落的祖先。另一个祖先埃黑利特也是通过两个女萨满举行仪式，从贝加尔湖请出来，再通过生产仪式成为了另一个部落的首领和祖先。因为，女萨满所在的部落里还有其他部落成员都生了孩子，惟独两个女萨满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因此遇到被处死的危险。 四、“天鹅处女型”故事成为布里亚特族源传说的原因 霍里·布里亚特族源传说的核心内容是“天鹅处女型”故事。“天鹅处女型”故事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而在布里亚特蒙古却成了部落祖先的传说，人们对传说内容的真实性深信不疑，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一直保持着向天鹅祭献乳汁的风俗习惯。在这里，天鹅与部落祖先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真实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类型缘何成了布里亚特蒙古人的部落祖先传说。 就上文所分析的部落族源传说而言，其核心主题无疑是想说明部落祖先的起源与萨满教的天神有关系，说明部落的起源是“苍天有根”的。而且，部落祖先与某种动植物有关系的族源传说也不是蒙古民族所特有，而是古代北方信仰萨满教的许多民族特别是突厥语族民族所共有的。[11]在突厥语族民族当中，也有关于天女与凡人相结合以后把孩子送到人间来的说法。譬如，《先祖阔尔库特之书》中有牧羊人用抖风打落天上飞的天女，并且与其结合，后来天女把孩子送到部落里来的母题，只不过这个故事是独眼巨人的引子而已。 布里亚特的“天鹅处女型”族源传说在结构上与女萨满阿绥罕·埃土干和青牤牛的族源传说正好相对应：当人类祖先是女萨满的时候，其配偶是非人类的青牤牛，不管是异类婚配还是青牤牛把婴儿送给女萨满；而当人类祖先是非萨满的男性祖先时，其配偶是化成天鹅的天女。而青牤牛或者萨满教的翁滚布哈诺谚和天女都居住在贝加尔湖的高山上，他们都属于布里亚特蒙古萨满教的神灵万神殿。 青牤牛族源传说已经说明了部落首领是经过女萨满——高祖母与翁滚神灵的结合或特定仪式确认的，因此他们与天神之间具有特定的血缘联系。而他们的下一代实际上也是部落十一个氏族的祖先，他们必然也与天神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就再次要求他们的父亲与非人类的母亲的婚配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从树洞里找到的妻子的传说也证明了这个假设，既父亲是人类（虽然苍天有根）的时候母亲是非人类的，被子孙尊称为“青牤牛父亲，桦树母亲”。这里的桦树母亲相当于天鹅——天女母亲。最后，氏族祖先是通过天鹅——天女母亲，再次巩固了“苍天有根”的与天神的血缘纽带，证明了自己是天神的外甥。因此，可以说“天鹅处女型”故事在布里亚特蒙古族源传说中是为了延续和强调“青忙牛族源传说”的主题而出现的。 由此可以总结出，如果想证明祖先是苍天有根的，那么凡人祖先的配偶必须是非凡的，而不是普通人。这种解释模式就是为什么“天鹅处女型”故事能够成为布里亚特族源传说的原因所在。同样，世界上许多帝王的神话传说也都是用这种模式来叙述的，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我们认为，布里亚特“天鹅处女型”族源传说与朝鲜的檀君神话有相同的性质。那就是，熊女传说或者熊与女子婚配的故事类型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包括朝鲜在内的北方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广泛流传。但是惟独在朝鲜或者韩国，熊女的故事提升到祖先神话或者开国神话的高度，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朝鲜文化中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把该熊女故事提升到国家神话的高度，将其提炼成国家神话的资本。而在布里亚特蒙古，“天鹅处女型”故事与萨满教信仰结合，被提升到了族源传说的高度。故事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祖先与天神的血缘纽带。“天鹅处女型”故事是布里亚特蒙古人族源传说的资源。 总的来讲，人与动物婚配的异类婚故事在一些民族中被提升为建国神话或者族源传说，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故事类型满足了建国神话和族源传说的叙述模式的需要。而包括布里亚特蒙古在内的古代北方民族的萨满教可以将异类婚故事中的动物配偶纳入到自己的神灵体系当中，从而在部落祖先和天神之间建立血缘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布里亚特蒙古萨满教信仰和族源传说的范围内，与人类祖先婚配的动物与其说是图腾，不如说是萨满教的翁滚神灵更准确。 参考文献 [1] [蒙古]呈·达木丁苏伦、达·程德编：《蒙古文学概要》（西里尔蒙古文），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1976年，第411-48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回鹘式蒙古文版，第800-933页。有关呈·达木丁苏伦研究蒙古“天鹅处女型”故事的评论见陈岗龙：《天鹅处女故事的研究与呈·达木丁苏伦的比较文学研究思想》（蒙古文），《内蒙古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 [蒙古]呈·达木丁苏伦、达·程德编：《蒙古文学概要》，西里尔蒙古文版第484页，回鹘式蒙古文版第933页。 [3] 满都呼著，陈岗龙译：《蒙古突厥语族民族族源传说比较凡说》，《民族艺术》1998年第2期。 [4] 陈岗龙、乌日古木勒著：《蒙古民间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72页。 [5] 传说全文请见陈岗龙、乌日古木勒著：《蒙古民间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72页。 [6] С.П.巴拉达耶夫搜集整理：《布里亚特民间文学集》（布里亚特文），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图书出版社，乌兰乌德，1960年，第330-331页。 [7] 那顺乌力吉、毕力格整理注释：《布里亚特历史文献》（回鹘式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83-284页。 [8] 满都呼著，陈岗龙译：《蒙古突厥语族民族族源传说比较凡说》，《民族艺术》1998年第2期。 [9] С.П.巴拉达耶夫搜集整理：《布里亚特民间文学集》（布里亚特文），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图书出版社，乌兰乌德，1960年，第327-329页。 [10] 那顺乌力吉、毕力格整理注释：《布里亚特历史文献》（回鹘式蒙古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85页。该书第161页把布哈诺谚解释为成吉思汗大将哲勒蔑的儿子，是错误的。 [11] 满都呼著，陈岗龙译：《蒙古突厥语族民族族源传说比较凡说》，《民族艺术》1998年第2期。 (原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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