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女金婉如的记忆中，晚年的载振除了听戏几乎足不出户，家里很安静，没有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高朋满座”。他只是喜欢养蝈蝈、摆弄一些小玩意儿；他还喜欢把房间里的三四个小座钟，调到不同钟点，这样，无论在哪一个时刻，总会有苍茫的钟声回荡在这座庆王府中…… 被误传的王府生活 几十年后，对于当初庆王府内的生活，人们仍然有着很多的兴趣和好奇。但在89岁的金婉如老人心中，那段在庆王府里曾经的岁月往事，曾经的祖孙同堂，经过岁月的沉淀，如今已变得平淡而朴素，却一直镌刻在她的生命中。 1925年，最后一代庆亲王载振，从最后一位太监总管小德张那里买下了这栋房子，举家搬来天津。4岁的爱新觉罗· 毓宜（金婉如）也是在这时第一次来到了天津，走进英租界这个大宅子。从那时起到出嫁，她与祖父载振，还有父母叔伯、兄弟姐妹，在这栋庆王府内，过着最后的王族生活。 在今天很多关于天津庆王府的介绍文章中，总会提及载振一家当初的奢靡生活。被描述最多的就是庆王府里的锦衣玉食珍馐美味；府内自酿的“香白酒”，还有常常往来于府中的各界人物。在人们的印象中，庆王府应该是热闹的、豪华的、奢侈的，毕竟生活在这里的是曾经的王爷，最后的贵族。 然而，凡是人们认为很神秘的事物，当被当事人揭开面纱后，总会有一种“不过如此”的感叹，曾经的庆王府亦如是。在金婉如的眼里，载振的身份虽然特殊，但经历了个人、家族及时代命运转折后，避居天津的载振，身份虽然还是“庆亲王”，但真实的生活状态已和其他寓公没有两样。 末代庆亲王载振在生命中的后半段里平淡悠闲。府里虽也是奴婢成群，但与当初在京城定府大街的那个庆王府实不能比。金婉如坦诚地说，载振虽是皇族，但生活上并不是很讲派头，他不喝酒，只喝茶。日常三餐也只是四个菜。来天津后，虽然家里也有汽车，但他除了听戏外，哪都不去。就连皇族子弟们最喜欢的打牌他也不喜欢。他平日里生活的主题就是听戏，此外就是养蝈蝈、养鸟。载振出使外国时，人家送给他一只外国鹦鹉，这只鹦鹉好看极了，红色的羽毛，机灵可爱。金婉如记得这只鹦鹉一生只会说一句话，就是每当载振起床，仆人们喊“太爷爷起来了”时，这只鹦鹉也跟着喊：“太爷爷起来了”，金婉如说，如果有人专门教它说话，说不定这只鹦鹉也会像《红楼梦》里的那只一样，成为王府的精灵。 曾有文章介绍庆王府里整日热闹非凡，高朋满座，寓居天津的各界人士都频繁往来于庆王府，成为这里的座上宾。此说与金婉如的记忆又有差异，因为在她的印象中，来到天津的庆亲王已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那时常往来于载振家的只是他儿子的岳父那桐一家，就连他女儿所嫁的朱家都很少往来。至于在那份客人名单中常常出现的小德张，金婉如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工作原因去小德张家，才第一次见到这位卖房给她家的人。 杨翠喜：王府里的过眼云烟 载振的一生曾与很多大人物的名字有过关联，但却因天津的一位女伶发生了重要改变。光绪二十二年，刚刚年过30岁的载振正值人生最得意的时刻。彼时，他在朝中大权在握，更得到慈禧太后的信任，任农工商部尚书要职。据他的儿子溥铨所写文章中介绍，当时，上海信成银行发行的纸币，币面都印有载振的半身像。 然而，一年后，风光无两的载振却因歌妓杨翠喜阴沟翻船，并成为永远伴随他的轶闻。据溥铨所记，光绪三十三年，载振奉旨赴吉林督办学务，途经天津，因接受直隶道员（另一说为天津南段警察局总办）段芝贵为贿谋黑龙江巡抚之职花巨金买的歌妓杨翠喜，被御史赵启霖上疏弹劾，此事轰动京都，经奉旨查办，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御史赵启霖则以谎奏之罪被夺官。载振之父奕劻也责令他上疏辞职，从此，载振退出大清历史的舞台，也走上了前往天津避居的路。 尽管如果没有杨翠喜，载振或许还会因其他事而发生命运的改变。然而，客观上说，杨翠喜对于载振，是个无法回避的名字。几年后，当载振全家搬来天津，庆王府上下对于杨翠喜这个名字，虽不避讳，但却已是过眼烟云，再无提及的必要。 几十年后，当与金婉如谈论起杨翠喜时，对于这位曾影响祖父命运的女子，老人不躲闪不避忌，但也实无可说之处。她告诉记者，在庆王府，大家都承认有杨翠喜这件事，但家中的长辈却从来不谈起，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杨翠喜对于庆王府，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以戏为乐 戏如人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载振的三子溥铨曾写下文章《我的父亲载振》，长达万字的文章详细记载了载振在天津庆王府内的生活。从现在来看，这篇文章虽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写，但所记内容也真实地记录着最后一位庆亲王的人生。在溥铨对父亲在天津的生活描述中，这位王爷对戏曲情有独钟，其中有一段讲道：“我父最喜观赏京剧，尤其爱听尚小云、谭富英的戏，当时尚小云、谭富英来津多是在春和大戏院演出。尚小云每次来津，都到府里拜见我父，他见到我父总是请跪安，我父让他坐，他才就座。我父有时送给他一些礼物，如玉器、牙雕、古玩等，有时也给钱，用信封装，数目多少我不清楚。尚、谭来津演出，我们全家几乎每晚都去看戏。中国大戏院落成后，每逢有名演员来津演出，我家固定订下头、二级包厢，各一个。我父也很喜欢看李少春的戏，认为他是难得的文武全才。李来津演出，经常到府里拜望我父。我父很喜欢同他交谈，还和他一起照过相。李少春来津演出，常住惠中饭店，我父总是让厨师做几样精致的宫廷菜肴和小食品送到饭店。由于李少春来津常与我父见面，外间传闻李是我父的干儿子，实际并无此事。抗战胜利后，由于我父年事日高，再加上时局动荡不安，就不去看戏了。当时府内有一间客厅，四壁挂满了这些著名演员赠送的剧照，有不少是报刊未刊出过或外面看不到的。我父死后，我一直保存着这些照片，可惜在‘文革’期间都作为‘四旧’烧掉了。” 采访中，比三叔溥铨还长一岁的金婉如讲述的祖父听戏的故事与上面所记并无二样。金婉如告诉记者，那时，因为载振的限制，庆王府里的孩子都不准外出看电影，只准听戏。也因为这样，无论是载振的儿子们还是他的孙女金婉如，后来都成了资深的京剧票友。 第二代庆亲王奕劻有三个儿子，除长子载振外，还有二子载黻、五子载纶。奕劻死后，载振承袭王位，成了最后一代庆亲王，1924年北京政变后，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天津，载振一家此前曾住在32号路（今南京路）的一处房子，后来搬进现在的庆王府。而他的两个弟弟分别住在德租界和英租界，在金婉如记忆中，那时，载纶住在香港路上，离他们很近，所以他们和五爷爷载纶一家还有走动。就在采访的前一天，金婉如还与载纶的女儿在一起叙旧，聚在一起的还有溥铨的爱人。几十年后，庆亲王一家如今在天津居住的只有这几位了，当三位均已年届九十岁的老人在一起回忆个人和家族的岁月时，前尘往事，皆已淡然…… 专家支持 金彭育 撰文 本报记者 苏莉鹏 摄影记者 姚文生 (责任编辑：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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