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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庆亲王载振事略>---------爱新觉罗溥铨
逊清庆亲王族的豪华奢侈生活
我父载振承袭了我祖父的庆亲王爵衔，他和我二叔载 、五叔载抡也继承了我祖父的巨额遗产，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享受生活。
北京的老庆王府坐落在西城定府大街，原是乾隆时权臣和珅的旧居。嘉庆时和坤被诛，没收其宅第，赐给第一代庆亲王永璘为府邸(另有一说，该府第原为道光大学士琦善的故宅)。这座府邸，占地半华里见方，共分五大院落，大小房屋及厅堂计数百间，我祖父奕劻在府内还修建了 字楼、戏楼。我祖父去世后，我父载振、二叔载 和五叔载抡，在府内分隔了三个院落，各自另过。我父载振住府内西头一大部分，载攘住中间，载抡住东头一部分。府内每幢房屋都高悬匾额：我父住的房屋是“契兰斋”和“乐有余堂”；我大哥溥钟、二哥溥锐分别居住在“爱日堂”和“承荫堂”。此外，客厅、书房、住房匾名还有“静观堂”、“识道堂”、“约斋”等等。外围群房有回事处，茶坊、库房以及男女奴仆的住房。1923年载攘住的中间部分被大火烧光，后来三兄弟相继迁到天津居住，北京旧王府留下了部分奴仆看守房屋。1928年被方振武的军队占据作司令部，住了一年多，府内存放的衣物、家具、器皿等被方振武的士兵盗窃一空。日伪时期，这所府第卖给了华北行政委员会，售价是伪联币45万元，售款三房平分。这所豪华的王府，在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在北京老庆王府西，有一所朝南的三合院， 内有上房五间，旁边有几间平房，这里原是庆王府的马圈。这所房解放后由人民政府重新修建，于1950年11月拨给京剧大师梅兰芳一家居住，1956年我去北京，应雍鼎臣(当时是天津市政协委员)之约，参加他请梅先生一家在谭家菜晚餐，饭后同去梅先生家，梅先生风趣地说： “我现在的住房，是当年振贝子府的一小部分，您到此可以说是旧地重来。”现在这所梅先生故居，已成为梅兰芳纪念馆。1984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定府大街老庆王府和梅兰芳故居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溥仪逊位后，我祖父和我父曾携眷避居天津，分别居住在德租界和英租界自置宅内。不久又迂回北京府内。我父载振又在城内后海李广桥东购置一处别墅，取名“怡园”，园内曲径游廊，幽静典雅，花木竹石，亭台掩映，林木茂盛，别具情趣。当时我父嫡福晋已故去，他带着三位侧福晋在怡园居住，每隔二三天进府向我祖母问安。我父迁津落户后，这所别墅卖给了外国教会。
1924年，溥仪被迫出宫，转年我父即率全家迁居天津，将英租界的两处住房卖出，购买了太监小德张盖的英租界39号路一幢大楼(今重庆道55号)。这位逊清第四代庆亲王，就在这里度过晚年的寓公生活。
天津的庆王府，占地七亩多，是一所中西合壁式的三层楼房，后又加盖一层，作为“影堂” (祖先堂)，包括外围平房共有一百二十多间。中间为一大厅，四周一圈是正式住房，房外有围廊。我们全家二十多口，分住在一，二楼，楼东有一大花园。楼外群房和地窨，由男女仆人及其家属约百人居住。天津的庆王府，室内布置富丽堂皇，一楼大罩棚是天井式方形大厅，面积约有四百平方米，当中悬挂三块御笔匾额—“宝胄蕃厘”、 “徽猷诩赞”、 “天锡纯嘏”。大厅高顶的 正中挂着一对西洋古典玻璃大吊灯。厅堂内摆有两个紫檀雕刻大长条案，四面摆置镶嵌螺甸八仙桌椅和日本七宝烧大瓶等。正中为紫檀雕刻大围屏一座，两旁分摆大红雕漆刻人物圆插屏一对，前面设有一座硬木雕花螺甸宝座，旁有一对宫灯，这里好似王府的银安殿。前面的客厅，过堂除摆设瓷器古董外，壁上挂有康熙和乾隆御笔的大条诗幅，还有盖有慈禧玉玺的“嘉祉”、 “福寿”大字书幅的镜框等。府内大厅中，有一座小戏台，宽三米，进深二米，适宜演曲艺节目，平时可以将木料拆散存放在地窨里，用时再搭起。我们家迁入后，从未搭用过这座戏台，每逢喜庆生日举办堂会时，就在大厅内铺地毯演出。
在天津庆王府，我父载振一家继续过着锦衣玉食，奴仆成群的生活。我父每天总是下午两点左右起床，管事人在院中大喊一声“起来啦!”男女仆人立即各执其事。我父洗漱后，就到佛堂烧香拜佛，然后吃早点。食毕，吸食鸦片烟之后，天气好则到花园内闲逛，玩赏鱼鸟花草。他曾养过龙睛鱼、金鱼、 ：天鹅、野鸭、虎皮鹦哥等，特别喜爱养蛐蛐、金钟子，不惜重金选购，还买了很多精致的蝈蝈葫芦，有的是象牙雕刻的盖。到了冬天，特制了铜质放葫芦的箱子。后来他还养了几十种热带鱼，雇有专人喂养，到日伪统治末期，由于经济关系，把这些东西陆续卖掉。
我父每晚九时吃饭，饭后喝牛奶吃水果，然后再吸一次鸦片烟。我们晚辈们，每天在他起床后先后进去问安，男的请跪安，女的请蹲安，晚饭后再到他屋里一起聊聊天，不外是一些家常话。如果外出看戏就提前吃饭，一同前去，夜间一点再吃—次点心即入睡。他在天津二十多年，一直保持这种生活方式。1946年以后，国民党政府颁布戒烟令，我父年已七旬，他怕国民党官吏借机敲诈，遂决心戒烟，把多年储存的—上等烟膏全都倒进抽水马桶和地沟里，把心爱的贵重烟枪，烟具一并毁掉，不留一点痕迹。
我父最喜观赏京剧，尤其爱听尚小云、谭富英的戏，当时尚小云、谭富英来津多是在春和大戏院(今工人剧场)演出。尚小云每次来津，都到府里拜见我父，他见到我父总是请跪安，我父让他坐，他才就座。我父有时送给他一些礼物，如玉器、牙雕，古玩等，有时也给钱，用信封装，数字多少我不清楚。尚，谭来津演出，我们全家几乎每晚都去看戏。中国大戏院落成后，每有名演员来津演出，我家固定订下头、二级包厢，各一个。我父也很喜欢看李少春的戏，认为他是难得的文武全才。李来津演出，经常到府里拜望我父。我父很喜欢同他交谈，还和他一起照过相。李少春来津演出，常住惠中饭店，我父总是让厨师做几样精致的宫廷菜肴和小食品送到饭店。由于李少春来津常与我父见面，外间传闻李是我父的干儿子，实际并无此事。另外常来我家的还有奚啸伯、张君秋、马连良、白玉薇、李金鸿等名演员。抗战胜利后，由于我父年事日高，再加上时局动荡不安，就不去看戏了。当时府内有一间客厅，四壁挂满了这些著名演员赠送的剧照，有不少是报刊未刊出过或外面看不到的。我父死后，我一直保存着这些照片，可惜在“文革”期间都作为“四旧”烧掉了。
每年我父和我兄嫂过生日，大多是在府内大厅演出曲艺，早年总是请刘宝全，金万昌等名曲艺演员演唱，如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大西厢》，金万昌的梅花大鼓《老妈上京》，乐队伴奏是五音连弹。后来就请常连安、小蘑菇、赵佩菇、小彩舞、石慧儒等演出。我和我爱人二旬整寿，就由常宝堑等演出，我家还请稽古社科班演出过一次，剧目是张春华的《时迁偷鸡》。
1935年是我父六旬整寿，生日那天，在劝业场六楼“天外天”举办，寿堂设在共和厅内，并请著名京剧演员演出助兴，主要剧目有：朱小义、张德发的《四平山》，谭富英、尚小云的《四郎探母》，大轴是杨小楼、尚小云等全部《长坂坡》，最后送客戏是扎金奎的《风云会》。晚餐就在共和厅内，亲朋宾客二百多人。尚小云曾送给我父一座雕刻精致的戏台木雕模型，高约五十公分，宽约九十公分，凡舞台上用的桌椅、台帘、幔幛、各种乐器，包括打击乐锣鼓、各种声乐胡琴、二胡、月琴、南弦、九音锣以及笙、管、笛、箫等乐器模型，共七八十种，精巧剔透，形象逼真，据说是由名琴师徐兰沅和杨宝忠精心雕制的，只做了这一台。我父非常喜爱，一直摆在厅堂上，保存完好。]953年由我出名献给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府内的男女仆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共一百余人，统由府内开支，其中有侍候男女主人的佣人，丫头及厨师，花匠等。府内楼房西边的平房是大厨房，主管厨师姓徐，南方人，他手下有十几人，分别负责面案、墩上和灶上，承担我们全家和佣人的膳食。每遇家里人过生日，便由厨房师傅自办筵席，遇有喜寿大事，还请大饭庄如登瀛楼的厨师到家里来做。我们家里人从不到厨房去，吃饭时都由佣人伺候端送。楼房东边的平房是成衣处，师傅姓董，带有三、四个徒弟。我们全家的四季衣服都由这个成衣处做，府内围桌椅靠等都由他们拆换。遇有喜庆大事，全家人以及佣人都做一套新成服，男的是袍子马褂， 女的是长衫。活多时，临时从外边请成衣师傅来帮忙。院内西部有汽车房，我父到天津后，买了两辆汽车，我父外出看戏，兄嫂外出都乘坐汽车。府内回事处、传达处有两个负责人：一人叫张文元，原是六国饭店的茶房；另一人名吴宝庆，充当管事。
府内一切日常生活管理，统由我大哥、二哥夫妇负责。大哥溥钟，生于光绪二十三年，二哥溥锐，生于光绪二十四年，都是我父嫡福晋索绰罗氏生，幼年都被赏过头品顶戴。我两个嫂子都是清大学士那桐的女儿。
我父对晚辈的教育，一直沿袭着**王朝的封建方式，平时除—同去戏院看戏外，不准随便外出，避免我们与外界、特别是军政界接触，也不让后辈们去学校读书，就在府内上家塾请两位老学究教课，课程由《三字经》、 《千字文》到“五经”“四书”。上学先拜孔圣人，见了老师要作揖，下课见了父亲也要作揖，而我父对我们的学习情况却从不过问。
王府生活的经济来源
我父载振既不懂经商，又不会办什么企业，只是靠银行存款利息和变卖遗产过着不劳而食的奢华生活。1928年经人介绍结识了高星桥，高星桥是煤行出身，又以建房出卖出租谋利，天津人称为“吃瓦片”的。当时高星桥与正金银行买办魏信臣两家合资，购得英商先农公司两块地皮，兴建了天津最大的商场劝业场和交通旅馆，共计投资九十万元。因款项不足，通过关系向法国汇理银行借了一笔低息贷款，他托人要我父投资，我父即投资约三十万元，归还了这笔贷款。后来魏信臣退了股，只剩高和我们两家，高占总额的三分之二，我家占三分之一。高家用“积庆堂高”名，我家用“钟锐铨”哥仨人名，成立了新业公司设于劝业场六楼，管理劝业场所属企业。业务经营由高星桥负责，我父从不过问，我家每年按期拿利息，比银行存款利息高得多。我父一向不到劝业场，只由我哥哥溥钟、溥锐每隔一、两天到劝业场事务所与高家父子见面，场方每月向我家报送月报，属于四柱账册一类，每月都由我们抄写留底。劝业商场地点适中，落成后各类商户纷纷到那里租摊营业，商户要在场内得到一个好摊位，不但要交高额租金，而且要交付一笔数目可观的进场费。从1930年到1940年的十年间，是劝业场的鼎盛时期，场内有自营的“七大天”，天华景戏院，天宫影院、天纬球社、天乐戏院、天露茶社、天会轩、天外天屋顶游艺场，劝业场外还有交通旅馆和龙泉澡塘，营业都很兴旺。约在1935年，用劝业场几年的盈利盖起了渤海大楼。在劝业场六楼事务所里挂着一幅贯顶字幅：“劝吾胞与，业精于勤，商务发展、场益增新”，横看是“劝业商场”四字，不知出于谁的手笔，场前巨大匾额“天津劝业场”，为天津著名书法家华世奎所书。
天华景戏院的兴旺是由赵美英、陈莲舫、梁一鸣、朱小义、张德发等演出连台本戏《西游记》开始，当时轰动一时，场场客满，后来成立稽古社科班，是由载洵(溥仪的叔叔)根据“华承稽古”命名的，而且“稽古社”这三个字也是他写的。稽古社第一科学员以“华”字命名，第二科为“承”字，后又改为“春”字，后来成名的张春华即为第一科学员，李元春为第二科学员。该社曾邀请尚和玉、程继先、程永龙等著名演员作教师，为京剧界培养了不少人才。至日伪统治后期，由于物价暴涨，劝业场的营业逐渐衰落，我家即不能按期拿利息。抗战胜利后，高星桥涉汉奸嫌疑跑到上海躲避，由其子高渤海管理，由于货币一再贬值，场内商号不能按时付租，业务更是一落千丈，稽古社科班也报散，几家“天”字号，有的停业，有的勉强维持，负债累累，周转困难。1952年高渤海被捕入狱，我家股金也折价抵债，从此这座巨型商场，变为全民所有获得了新生。
我父在津，长期依靠银行存款和利息来维持王府的巨大开支， 日伪后期，伪联币贬值，存款一折再折，失去了经济收入来源。抗战胜利后，局势不稳，物价飞涨，王府坐吃山空，经济越来越困难，只得不断变卖珍存的古玩珠宝来维持王府的生活和开支。
我父载振逝世后的情况
由于府内经济日趋困难，时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因此我父积忧成疾，常和家里人闹气，于1947年冬旧历十一月上旬病情加重，经西医潘经荪和中医孔伯华诊治服药，均未见效，于十一月二十日下午病故，终年七十一岁。丧礼是由天津“大事全”赁货铺魏子文操办的。由于王府条件今非昔比，丧事不能办得象过去那样奢华。灵堂设在大厅内，诵经有僧、道、番(喇嘛)三种，喇嘛是专程从北京请来的。晚间按期举行放焰口仪式。我们家属每天早、午、晚三祭，糊制了一些纸人器皿等。亲友们接到报丧讣文，都送了祭吊礼，有送经的，送钱的，更多的是送挽联挽幛，由于我五叔载抡与当时国民党官员有所往来，国民党高级军官上官云相由载抡陪同到家来吊祭，灵堂中间挂有李宗仁送的横幅书额；曹汝霖、杨味云、朱作舟等送了挽幛；韩慎先送的自作的一幅挽联，下联是“九泉逢故主，那堪涕泪话山河”。丧事期间，经曹汝霖、朱作舟等人商议，鉴于我父自清帝逊位，历经民国政府、军阀混战、国民党南京政府、日伪统治时期均未出山，为我父私谥曰“贞”，于是在他的灵牌上写的是“庆贞亲王载振”。我父载振的棺木，是他自己在二十多年前选制满族沿用的金丝楠“葫芦材”，棺身红色绘有金色花纹，棺盖隆起，两边是斜坡，中装一个木质大葫芦头。按清室亲、郡王例，应用八十杠夫，当时只用了六十四杠。丧期是二十一天。由于棺柩不能运往王府的老坟地，即暂时浮厝于海口路万国公墓内。皇帝的坟地称“陵”，王爷的坟地叫做“园寝”。御赐庚亲王府的园寝，在京郊昌平县的羊城五峰山下，占地很大，共有大小建筑七处，形成一个墓葬群，坐西向东，有神桥、月河、墙圈碑楼，享殿和宝顶式的墓穴。第一代庆僖亲王永磷薨逝后，即在此立祖。第二代绵？(三子)，绵悌(五子)、绵性(六子)去世后，也都在此建坟埋葬。第三代庆亲王奕劻于1917年病故后，又建立了碑亭、宫门、红墙、享殿和大宝顶一座。在此前一年我父嫡福晋索绰罗氏去世，我父出巨资，历时六年在北宫北侧修建园寝一座，除安葬嫡福晋外，还有意安排自己百年后的归宿，他于1931年曾笔记其事：“园寝之制，所以安体魄、辨等威、事綦重也。溯自乾隆朝，我曾祖庆僖亲王受封分封以来，洎于余身，传袭已及四世，我祖我考，际遇承平，寿域规模、咸尊程式，罔敢或有愆越。余之袭封，已在改革之后，亲藩体制，虽胥沿袭旧章，而时势迁变，物力艰难，步武先型，力实有所未逮。适于丙辰(1916年）冬，余之福晋又不期先我而逝，此事尤不可缓，故余之亟亟卜筑佳城也。举凡享殿桥道之荦荦大者，悉依定制，修建具体而微，于因时制宜之中，仍寓恪遵成宪之意，惟石券碑楼二事，工费过巨，不得不略事变通，以故生圹之营，不用旧制，俾符亲土之义。碑楼则易以牌坊，上饰‘贞珉’，用备将来摹刻御赐碑文，以承光宠，庇材鸠工，经始丁巳(1917)冬季，迄于壬戌(1922年)之冬，乃克竣事，需时六载，用银十二万五千元有奇，惨澹经营，心力交瘁，余之所以不惮勤劬者，非第图一己安荣，盖欲以昭示后昆，且免贻子孙之累也。后嗣视此，尚其思祖考缔造之艰，敬承先志，毋俾废缺，有厚望焉。辛未年(]931年)正月上擀庆亲王记并书。”当年我父和我兄嫂还亲往祭祖和视看工程。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这一带经常发生战事，就不能去了。那时，每到年节，护管园寝的负责人到天津府内报告情况，记得那人叫厚伦，可能姓王，每当他来府总要带些当地土产，如柿子、核桃、栗子、桃等，也不断带来墓穴被挖掘、建筑遭破坏、殉葬品被盗等消息。到日伪时期，就根本不通音信了。
我是1923年(民国12年)生人，未到园寝去过，只见过碑楼、红墙、享殿的照片。我父曾对我们说：“这就是我将来的家。”他这一愿望未能实现。1983年夏，经我的侄孙金恒绩与昌平县民政局联系，我与大侄毓定(金静轩)和其二子恒绪、恒绩一起乘车前往昌平县白羊城宫上村原园寝遗址。那里前有香炉山，背靠五峰山，墓穴上的宝顶均无，当中主坟已成空洞，棺椁无存，洞内积满碎石瓦砾。地面的建筑北神桥完好无缺，我祖父园寝内的一座碑楼尚存，后面改为一所小学校。此外还剩有几间房屋，一对石狮子，部分砖墙和角门等。1980年昌平县政府公布这处墓葬群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在东郊北顶东侧娘娘庙附近，还有一处庆亲王的坟地，占地不大，地面也无建筑物，原有两座坟墓。听家里老人说，祖父奕劻在未纳侧福晋时，曾和一女仆发生关系，后来这个女仆怀孕了，按清制，王爵的私生子不能入宗籍，我祖父把女仆关在东厢房，不让见人，同时让福晋把腹部垫起来，对外说福晋怀孕啦!后来女仆生了个女孩，就说是福晋生的“格格”。因为这个女仆一直被关在东厢房内，府里人便称她为“东厢房”，她于光绪二十四年病死，不能入园寝就埋在北顶坟地内。另一座坟墓是谁，我不清楚。1944年我父三侧福晋病故，1947年冬我父去世，他们的灵棺先后暂厝在天津万国公墓(今海口路公园)。1957年公墓改建公园，需将灵棺迁出，经我大哥溥钟在京与在北顶居住和附带看管坟地的王庆宽联系，将他们的灵柩运到北顶坟地下葬。1947年冬，父亲的丧事结束后，我们弟兄仍在一起居住。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物价暴涨，大家庭越来越难维持。冬天勉强升起暖气锅炉，一天需一吨半煤，负担过重，只能一天天凑合。我们陆续遣散了一些佣人，最后只剩下不到20人。1648年秋，由外地调来的国民党军队及家属，看中了这所王府，强令我们立即搬出。我们哥仨被迫分别以高价租赁房屋，各自携带几个佣人匆匆迁出。事出仓促，大宗家具陈设都来不及变卖。1949年1月天津解放，军管会接管了王府。1950年起，这座旧日王府成为中苏友协天津分会会址。
几则佚事
我父载振与溥仪的关系 我父迁到天津后深居简出，尽量避免与各方尤其是军政界联系。溥仪出宫在天津日租界张园居住期间，我父只在每年溥仪的生日那天，率我大哥溥钟、二哥溥锐到张园祝贺万寿。日本侵占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建立溥仪傀儡政权。1935年溥仪30岁整寿，我父派溥钟、溥锐前往“新京” (长春)，临行前父亲再三嘱咐要谨言慎行，尽量少和各方面接触。后来我父与溥仪便无来往。我父和其它方面的联系 我父由于喜听京剧，除经常和许多著名演员见面外，和其它方面则极少联系，亲朋故旧家中有喜寿大事，也只是派我大哥、二哥去。我父初到天津时，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每到年节都来我家拜见我父。1940年，伪华北行政委员会王揖唐曾派人来，想请我父出山，我父予以谢绝。送慈禧太后殉葬品事 慈禧生前曾派我祖父把她所珍爱的一件宝物，即用珍珠做的一座珠亭，送到她的陵寝，作为将来的殉葬晶。1978年10月，我随天津市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去东陵，发现慈禧殉葬珍品清单中，并未列有“珠亭”一项，我即向同去参观的明清史学专家郑天挺同志述说了我祖父为慈禧送殉葬品之事。据郑老分析，慈禧一生最爱珍珠，出于她的私欲，派自己的亲信送殉葬品到万年吉地，是很有可能的，而清单中未列此物，不能说明问题真相。参观回来后，我曾填写了《满江红》词： “一代陵群，俱凝结人民血汗。忆往昔干戈动乱，生灵涂炭，大好山河遭洗劫，残垣断壁真堪叹，莽神州满目尽疮痍，何时旦?红日照，乾坤换东风劲，阴霾散，喜古老山陵，青春重焕。翠柏苍松多蓊郁，朱甍碧瓦争光灿，回天力腐朽化神奇，齐歌赞。” 花已经起毛了。原来大名角所穿的行头也不是崭新的！这时梅兰芳和姚玉芙进来了，他们摘下鸭舌帽，脱去西服就立刻扮装。梅兰芳的《金山寺》，那天好象添了一些砌末，就更显得情景逼真，精彩异常。大轴是杨小楼、余叔岩和梅兰芳的《摘缨会》。 《摘缨会》本不是名角唱的戏。那天是第一次由杨、余、梅合演。以后在北京第一舞台义务戏中，也曾这样唱过.杨家那次堂会戏到的人不少，今天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这也是假地那家花园唱的最后一次大堂会戏。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的王公后裔，获得了新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都愉快地参加了工作，不少人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很多过去隐瞒自己满族成份的人都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成份，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落实，我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又有很大的变化和捉高。我先后在工业企业和民主党派机关工作，并被选为天津市人民代表，天津市民主建国会委员。我的女儿、侄子、侄女等，有的是干部，有的在商业部门工作，有的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载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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