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概念，是认真的概念。严格地说，知识的概念是从西方传进中国的。那么如何解释，钻木取火，勾股定理，圆周律、火药、指南针等，这些成就呢？其实，它们都是“经验”的材料结果，用俗话说，叫“摸索”而来。这有两个意思，一是它们是我们从周围世界，从生活中遇到的事件中搞定的；二是它们是自己“碰巧”撞上了，也就是机遇的产物。遇到了，就研究研究，搞成多少算多少。以后有人碰到了还可重头搞起，没有什么继承性和发展性，或只有有限的继承性，如中医世家，陶瓷师傅，酿酒师傅等。有传儿子不传女儿的，仅传自己选定的人的。当然如果后代被传入家宝，就认为自己非常幸运了，哪里还谈得上批评，建议或修改。而是像当祖宗神明一样贡起来顶礼膜拜了。 相比西方的知识来源，有很重要的一条是，从毕达哥拉思“数是世界本质”的思想，从柏拉图抽象“形式”的思想，和亚里士多德“全称概念”出发。到了欧几里德，发展成公理体系的几何系统。从公理，公设，定义，来推出定理1，定理2，...定理n等。后人根据欧氏第五公设作相反假设，有推出了“非欧几何”。 西方人这种获得知识的主要方法，运用数学，逻辑，和经验数据的结合，是科学的起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仅仅靠人类认识开始时靠运气发现唯一一个事件，既，不仅靠运气，而是推而广之，引进了逻辑和数学，发现了掩藏在前提中的定理，既自然规律的真理。并不是说机遇是不重要的。没有机遇就没有开始，如牛顿被苹果砸了脑袋，问题在于不满足与机遇，和扩展这些机遇所蕴含的更多的“潜在机遇”。比较一下，同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之平方等于相邻二边平方之合”的毕达哥拉思定理和勾股定理，前者有多少其他的相连的数学推导结果，而后者则是“裸体存在”。 中国的古人没有这种逻辑扩展的思想，那么又靠什么掌握更多的知识呢？靠猜测，或叫“顿悟”，“猜得对吃我的药，猜的不对分文不取”。悟的着就悟，悟不着就睡觉好了。找寻事物逻辑关系，形式逻辑，因果规律，归纳和演绎推理，三段论，辨证诘问等——这些都是理性认识的特点。而凭借一时感觉，凭借当下的心情，“灵机一动”，“突发奇想”，和任何没有事先思索过的判定，都是感性认识的特点。理性认识，是人类思维成熟的认识阶段的象征，而感性认识是人类认知能力还处在幼稚时代的特征。例如，想想小孩子的认知过程。一个集体也同样无法跳脱自己有认知幼稚的时代。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崇拜祖先，却不崇拜真理，没有逻辑学和实证哲学。虽然有很多领先世界的成就，然而只停留在一定阶段，很难上升到一定高度，形成系统化、体系化。犹如中国古代有许多好“世界第一”的成就，却没有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 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科技成就 范文澜曾经沉痛的指出，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成了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需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也有大量的哲学家涌出，百家争鸣就是最好的例子，因为那时文人的发展方向比较多元化，所以比较容易被世人接受。例如道德经中开篇的第二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意思是，无是宇宙的开始，而出现第一个有时，那个有就是孕育万物的母亲。大家仔细推敲一下，这个说法是不是与宇宙大爆炸理论有着神似之处？中国在先秦时期，也不是没有先进的思维方法，只不过后来传承时候走形变样了，被后人玩坏了。 在表达上，理性与感性认知方法的区别在于，理性通过符号表达逻辑的方法，找寻事物条件相连性质的逻辑关系和因果规律，如形式逻辑，数理逻辑，符号逻辑，数学公式，条件的逻辑定义等所表达。感性认识主要是通过例子的方法来表达，如同对待孩子的教育一样。这些例子包括讲故事，某个历史事件的解释，道听途说的传说等等。从语言上看，理性以陈述句为主，因为它主要是事实的陈述。而感性认识常常是以比喻，隐喻，暗喻等文字修辞方法为主。如中国人常见的标题：“某部发言人说，日本记者一提问其他人都笑了”，这种非事实陈述，自我陶醉，掩盖自己缺乏逻辑思维的感性语言，在国人中比比皆是。中国人靠撞运气为常用的求知方法的思想，只能导致神秘主义泛滥，弄虚作假成风，主观胡思乱想，与真理的客观性无丝毫联系。 既然是思维方法，就是文化中笼罩一切领域的习惯思维。这就是为什么神秘的《易经》是“百经之首”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国人今天仍然钟情算卦和的原因。用神秘冒充高深，掩盖思维逻辑的贫瘠。古人需要这样一个“易经魔方”，来拉大旗作虎皮，包自己吓别人——这是传统文化的糟粕之一。 今天的知识分子，如果还将自己的思想禁梏在这样过时的传统文化思维泥潭中，只能是中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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