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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城市竞争力的新一轮发展：市长推动创新区发展的作用》报告，提出创新区建设正在从根本上转变美国城市既有发展模式。 所谓“创新区”，是指城市中顶级锚机构（研究型高校、研究院所、三甲医院和旗舰企业等）和创新企业集聚、伴有创业公司、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的新经济空间，而且经济密度高、交通便利、提供混合住房和丰富生活服务设施，主要包括中心城区的创新街区和郊区具备完善城市生活功能的科技园区。 在新一轮全球城市竞争升级背景下，上海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应积极调整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强化城市空间对创新的主动响应，研究、制定并推行创新区建设规划，引领上海新一轮发展。 创新区建设正在改变美国城市发展模式 当前，创新区建设正在成为美国城市推动新一轮发展的关键战略。美国大多城市都大量存在废弃工业用地和发展水平较低区域，这些区域的再发展为美国城市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大多数情况下，城市政府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并通过与适当的私营部门合作，协同推进城市发展新战略的实施。通过创新区建设计划，以功能定位、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形成有利于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新经济空间。 随着住宅和商业的增长，先进的研究型大学、医疗综合体以及创新和创意公司集群推动创新创业活动在中心城区进一步集聚，同时创新区建设需要多样化的用地和集聚创新创业活动。创新区创造的就业机会，既包括创新创业、风险资本和智能制造等高端行业岗位，也包括大量餐饮、娱乐和零售等传统行业的升级版岗位。 创新区多元化的经济活动，使得这些区域的经济充满弹性。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环境友好的、空间需求少的智能制造可以在创新区集聚，不再需要与办公室或住宅邻里显著隔离。 智能制造、实验室和研发空间对创新创业企业而言，使用成本极低，但作为创新创业的重要环节，这些场所却改变着创新区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成为吸引创新创业企业集聚的关键，为开发商提供开发动力。 创新区建设离不开私营部门的开发主体作用。大多数创新区，主要由私营部门开发商与公共机构或机构合作启动开发。开发商作为开发主体，推动区域建设详细规划和总体规划获得政府批准。 例如：位于剑桥的肯戴尔广场创新区的开发建设，就经历了多次空间拓展，主要参与者就是MIT投资管理公司和波士顿地产。↓ 而西雅图的南湖联盟创新区计划则由威肯（Vulcan）房地产主导，对于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大面积的可用城市土地提供了难得的商业机会和巨大的经济潜力。↓ 当然，创新区的开发建设与所在地块的既有用地属性并不一致，因此，典型的过程是，开发商只是执行公共部门的长期愿景，将建筑环境保留并通过基础设施完善连接起来，推动城市对该区域实行新的土地管理办法。 城市政府是创新区计划实施的关键角色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这些城市政府特别是市长在推动创新区建设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召集者、督促者和催化者，对创新区计划的顺利实施起着关键作用。 1：作为召集者（convener） 召集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协商并主导提出创新区建设计划。地方政府或城市市长在认识到创新区的积极作用后，可以作为召集者尽快启动关于创新区的相关研究，并召集城市中重点研究机构、高校和重要企业等组织的领导者，对创新区建设的成本、收益和风险等展开讨论，最重要的是协商后能形成关于创新区建设计划的可行性方案，并推动尽早执行。 美国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市长埃洛萨（Jorge Elorza）就较早地认识到创新区建设的必要性，为强化该市生物医药创新、“海洋科技”以及设计领域的比较优势，决定推动创新区建设。 埃洛萨先后多次召集该市的重要高校如布朗大学的校长、教务长以及该市重要医院高层等，共同研讨推动创新区建设的可行性，并通过努力最终赢得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协同推进实施创新区建设战略，并最终获得成功，吸引了剑桥创新中心、强生公司、通用电气等先后入驻。 2：作为督促者（champion） 坚定推动创新区建设计划实施。地方政府或城市市长在形成推动创新区建设的共识后，可以作为督促者公开宣布创新区战略愿景，并对关键利益相关者进行放权，制定落实战略愿景的创新区建设行动方案，并竭力推动创新区建设计划实现包容性发展。 西雅图南湖联合创新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虽然主要由私营实体威肯开发，但市长在支持创新区建设中仍发挥了关键作用。 前市长尼克斯（Greg Nickels）看到创新“将作为城市和地区的经济驱动力”后，通过实施分区规划调整来支持生命科技的土地利用，并投资新的有轨电车线路和公园等公共设施等，来坚定地推进创新区开发建设。最终该创新区成功吸引亚马逊总部入驻，推动创新区开发建设进入良性轨道。 3：作为催化者 市长作为催化者举全市之力保障创新区计划。在宣布实施创新区建设计划后，地方政府和行政长官可以通过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方式，特别是通过众创空间、创新中心、加速器和孵化器等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塑造，来坚定地推动创新区建设。 波士顿在遭遇了经济衰退后的高失业率后，研究确定了创新区建设计划，主持了市政厅大开挖(Big Dig)项目的波士顿市长梅尼诺（Thomas Menino），在2010年宣布实行一项新的城市倡议：在南波士顿滨海的海港地区建设创新区，并通过实施“公共空间 ”规划来强化创新区建设。 “公共空间 ”规划包括一系列城市工作生活环境改造升级措施，包括：
为确保创新区建设，2015年市长沃尔什（Marty Walsh）推行了一个新经济发展项目：创业汇（StartHub Program），其负责人被市长任命为“创业沙皇”（Startup Czar）。 创新区计划促进上海创新空间迭代升级 从美国各地城市的最新实践来看，创新区作为推动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关键动力，已经在研究探讨、政策制定和地方实践等多方面得到重视。 当前上海正在从规模扩张向存量优化的内涵式发展转型，市区各级地方政府应重视对创新区的研究，召集地方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商讨创新区建设的可行性，形成推进创新区建设的愿景共识，尽早制定推出创新区建设相关计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加快推进上海市级和区级创新区建设，推动上海市域创新空间载体的迭代升级，引领上海新一轮发展。 与世界上其他大都市相比，上海拥有两大战略空间：繁华的主城区和广阔的外围郊区。协同提升原有两大战略空间的创新功能定位，是上海全面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关键突破口。 作为第一战略空间的主城区，在强调服务五大中心的同时，应积极响应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根据内部各区差异化的要素条件，推动科技创新要素和活动的集聚，促进主城区发展路径的多元化。 作为第二战略空间的外围郊区，需要强化自身在科创中心建设中的核心载体作用，形成上海新一轮发展的战略空间。 一是推进中心城区创新街区建设。中心城区应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契机，以城市更新为抓手，以创新街区建设为突破口，提升中心城区创新功能。 对创新资源相对优越的区域实施“示范创新街区计划”，如升级拓展杨浦的创智天地和徐汇漕河泾等，可在全市范围形成街区创新发展的示范效应； 对城市更新范围集中的区域，实施“创新街区培育计划”，如在黄浦、虹口和普陀规划一批小型创新街区等。 创新街区建设具体路径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既有型，即发挥既有锚机构（研究型高校、研究院所、三甲医院和旗舰企业等）的带动作用，围绕锚机构实行区域联动开发来建设创新区； 另一类是植入型，即在市区的某些面积较大且亟待改造更新的区域，通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活环境等的改造升级，打造顶级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吸引创新创业企业集聚，进而实现创新区的建设愿景。 二是完善郊区科技园区的城市功能。贯彻“三生（生产、生态和生活）融合”理念，增强科技园区的生态生活功能。 要调整思路，打破郊区原先城镇功能与园区的隔离，改变传统园区开发模式，建议在郊区工业地块的存量调整中，与周边实行联动开发，建设产城融合、城市化的科技特色小镇； 或在已有国际风情小镇的优质生活基础上叠加科技创新功能，向科技特色小镇转型。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入方面应体现全市公平，降低或取消对郊区基础设施的配套融资要求，避免人为提高郊区土地、人力等综合商务成本，以路径多元和模式多样，来全面推进上海郊区的创新区建设。 具体来说，建议着力构建上海“1125X”创新空间新格局。充分发挥多层次、不同功能创新要素力量，着力推进上海两大战略空间关系的再调整，形成1张创新网、1个创新核心、2条创新集聚带、5个创新极、多创新热点（1125X）的市域创新空间格局。 1张创新网，指以大张江“1 18”园区所形成的创新网，重点在于科技创新活动集聚和产业化落地。 1个创新核心，即张江科学城，通过创新功能的提升和城市生活功能的完善，打造成为上海面向世界的科技创新核心功能区。 2条创新集聚带，是指结合上海创新资源与产业空间布局，打造“杨浦-张江-临港”“桃浦-漕河泾-紫竹”两条创新轴线。 5个创新极，是指杨浦大创智功能区、徐汇漕河泾科技园区、闵行紫竹科技园区、嘉定科技城和浦东临港产业区等形成的上海五个科技创新极核。 多创新热点，推进上海全域响应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主城区创新街区及以众创空间为主的城市创新综合体建设、郊区科学城和科技特色小镇建设，形成遍布上海全市域的科技创新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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