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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之
余对上博简《恒先》一文作了释读讲解，将其语序进行了调整，基本顺畅地展现了其逻辑思路，明白了文中大意和主题思想。现在，我们对其写作年代作一番考证。 首先，根据拙作《中庸新解》的结论，将《恒先》中的“甬”读作“庸”，可指代帝王、天子、诸侯，可引申为最好的、最高的、至高无上的、最高境界等。因为文中有“明王、明君、明士”的表述，所以，解释为帝王、天子均不合适，只有解释为“圣人”最为妥贴。这样的解读非常顺畅，完全符合文中意境，逻辑清晰，行文流畅，当没有任何疑问。 而拙作《中庸新解》还有个结论：“庸”可解释为“庸器，最高规格的乐器组合县鼓、和钟（大师之县和编钟）、编磬（玉磬，编组而成，如同编钟，故名）、笙的全称，象征最高权力，可以指代帝王、天子、诸侯，引申为最好的、最高的、至高无上的、最高境界，古国名，地名，姓”。凡可以解释为以上解释其中之一的文章，必是写作于秦始皇焚书统一文字之前；反之，必是定作于其后。 因此，这成为证明《恒先》一文必是写于秦始皇焚书统一文字之前的第一个有力证据。 其次，从《恒先》一文的逻辑结构的混乱无序情况分析，上博简《恒先》当是抄录之作而非原本，且抄录时原本竹简已经散乱无序；不仅如此，抄录者当是有些字不认识不解其意，这是导致抄录后的语序混乱的根本原因。抄录者明显觉察到了这一点，却因能力水平所限，只能整理到如此状态。 这表明上博简包括《恒先》在内的出土竹简虽确定是秦始皇焚书统一文字之前的，但《恒先》一文的写作时间却要远早于这个时间。 再次，从《恒先》一文的用字来看，其中许多字比《道德经》中的用字要古老，比如“知既”，“（恒+止）”。因此，其成文要早于老子的《道德经》。比如，《恒先》中的“详”字。余虽同意将其改为“祥”，但并不认为这个字本身的意义有多么重要，因为文中这只是表示一个概念而已，其意义对于本文来说并不重要，尽管这可能对理解其他古籍文章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字更接近于甲骨文的写法而不同于金文的写法。这表明，《恒先》一文至少是西周中期以前写作的。 再比如“详”后面的“利”，也是金文中的写法之一。而后面的“主”，似乎并不是主，也不同于甲骨文、金文中的“巧”，义不明。这表明此字极少见到，后人不解其义。再比如“宜”，解释为事、义、安等，信解释为“真、诚”，“甬”解释为“圣人”，“知既”可以解释为“知几”，也可以解释为“知止“等等，而《道德经》中则明确的出现了“义、祥、真、诚、圣人、知止、知几”等，总之一句话，凡是《恒先》文中出现过的字，都可以在《道德经》中找到，或者可以用更接近现代意思的字来代替；而《恒先》中出现的字《道德经》中却可能没有，甚至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为何意，比如前面提到的（恒+止）。有的虽然现在也用，却早已不是最初的本意，比如“既”；有的意思虽然在用同一字表达，其写法却更古老。还有，《道德经》中出现了很多“道”字，而《恒先》中的“道”却是用（恒+止）来表示。《道德经》中说“吾不知其名，强为字之曰'道’，强为名之曰'大’。”这就是说，《道德经》作者创造了“道”字，音定为“大”；《道德经》中既有“道”，也有“恒”。 似乎有段时间《恒先》一文失踪了，太史儋在写作《老子》之时并未见到过《恒先》一文的文字版，否则就不会舍（恒+止）一字而又造出一个“道”字来。而且，两者有很多相同的内容和相似的表述，说明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 很有可能，整理《老子》的太史儋是知道《恒先》一文的内容的——难道《恒先》有一段时间也是口口相传?当初抄录《恒先》一文的人也是在整理出土的古简？ 伏俊琏、王晓娟考证认为，“《老子》最初由老聃口述大义，……且以口传为主，没有完全定型，……太史儋是《老子》流传过程中最重要的阐释者，他整理加工《老子》，并将其分为上下篇；《老子》有了写本，……韩非《解老》、《喻老》篇……其次序与帛书本相同。今本《老子》的成书时间应该比帛书本更晚，但至迟在司马迁之前已经定型。这期间又经过了不知名的道家后学的加工和整理。”“太史儋西见秦献公的时间在公元前374年”。（伏俊琏、王晓娟：《老子》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而王帆的《关于《老子》创作年代的再考证》则认为“《老子》一书主体内容的编定问世年代当在《孟子》之后，《管子》之前，即战国中叶略偏后期，具体年份为公元前300年左右。”（《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以上证据表明，《恒先》一文比《道德经》，也就是《老子》要早，应该写于太史儋之前，即公元前374年之前。 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中说：“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历史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 柳诒微著《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梁漱溟先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差不多又都从孔子那里出来。” 钱穆先生也认同以上观点。这意味着所谓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等等都是在孔子思想上成长起来的。孔子没有创立什么儒家，老子也没有创立什么道家，这都是后世的人给联系在一起的。 拙作《中庸新解》也证明了以上观点。 而这些证据再次表明，《道德经》的确要比孔子、孔子的“中庸”晚好多年，道家并不是和孔子的思想并列的，而是要晚的多。 现在，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先秦历史并不是过去文化界、学术界所解释的那样，现在是时候还原历史真实的了，我们必须正视真实的历史，勇敢地用新视角去重新审视历史，而不是盲目迷信权威，固守旧见，在错误的学术研究上越走越远。 古人早就在《恒先》一文中借最后一句话明确警告我们：一定要“知止”，只有“知止”，才能做到“妄思不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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