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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边疆】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及影响因素

 無情360 2018-01-09

Survey Mental Harmony of the Minority Members in the Borderland of Southwest China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作者简介】 罗鸣春,心理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李春波,教授, 云南民族大学教务处处长。


【摘要】 和谐社会的外在表现是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安定,内在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谐。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的外在表现是民族和谐,是民族和谐边疆稳定的重要心理基础。云南和广西抽取的2877名民族居民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心理和谐是当前中国西南边疆民族居民的主流心态,近三成( 29. 50%) 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程度较高; 六成( 60. 10%) 民族居民心理基本和谐; 还有一成(10. 40%) 民族居民心理不和谐。从心理和谐“四和一调适”的五个方面来看,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己和分数最高,地和分数最低,说明社会和谐是影响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的主要矛盾,人口社会学因素对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水平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 心理和谐; 西南边疆; 民族居民; 影响因素

    中国西南边疆是沿边和多民族地区,云南、广西两省区边界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与印度、泰国、柬埔寨等国相邻。在这两个省区的国境线两侧居住着约20 个跨境民族。西南地区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造成这一地区民族众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形态多样性。在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在西南地区有34个,其人口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 。西南边疆亦是西北少数民族南下、西南少数民族北上的迁徙走廊,在这一地区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料。云南东部与贵州、广西壮族自治区为邻,北部同四川相连,西北隅紧倚西藏自治区,西部同缅甸接壤,南同老挝、越南毗连,是我国陆地边界最长、毗邻国家的跨境民族最多、同时地缘环境也最为复杂的边疆省区之一。云南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一种多民族大杂居、单一民族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下长期保持着多元和谐的发展态势。广西南临北部湾,面向东南亚; 西南与越南毗邻,东邻粤、港、澳,北连华中,周边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等省接壤。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唯一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是华南通向西南的枢纽,是全国唯一的具有沿海、沿江、沿边优势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全国约有95%的壮族人口居住在广西,其余分布在云南、广东、贵州、湖南和四川等省。

    从地理位置看,西南边疆北依广袤的亚洲大陆,南连位于辽阔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东南亚半岛,连接着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是中国进入印度洋和东南亚各国的重要陆海通道。东南亚、南亚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政治敏感地区,也是各方势力争夺的热点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国际合作和面向南亚、东南亚“桥头堡”建设的稳步推进,为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营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但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受毗邻“金三角”毒源地的特定地缘环境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陆续出现了毒品、艾滋病等一系列突出的社会问题,不仅对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干扰和冲击,有的还在全国范围内的同类问题中居于突出地位。另一方面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演进,致使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问题逐步凸显出来。由于这些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东南亚部分国家和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相对突出。

    心理和谐是边疆安全社会稳定的重要心理屏障。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民族和谐,边疆稳定,把西南边疆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需要进行心理和谐的基础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这不仅对于维护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以及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和谐稳定与国家安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在促进国民幸福和谐领域有着独特的学术价值。

    心理和谐是个体心理的平衡状态及调适过程;即个人在自我、他人、社会和环境关系的交互作用过程中的主观体验和总体心理感受的平衡与调适的动态过程,是基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提出的全新概念。心理平衡是心理和谐的基本状态,自主调适是心理和谐发展的基本方式。个体良好的心理平衡状态表现为“四和”: 与自然和谐(天和) ,与社会和谐(地和) ,与他人和谐(人和) ,与自己和谐(己和) 。个体的心理和谐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是一个从不平衡、不协调到平衡、协调的自主调适过程; 不能实现自主调适就会出现心理失衡。心理不和谐,对内表现为心理冲突; 对外表现为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和他人的不协调,严重时与其他个体、群体或社会发生冲突,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心理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心理基础,也是民族和谐边疆稳定的重要心理基础。为此,“边疆少数民族心理和谐研究”课题组于2011年7月至2012年3月对西南边疆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2877名成年民族居民进行调查,以探讨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状况及影响因素,提出促进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的对策建议。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一) 调查对象及其人口学特征

    按性别、年龄、民族、居住地、宗教信仰、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收入等人口社会学特征分层,采用多阶段分层取样法选取调查对象,以使样本有较大的覆盖面从而保证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发放问卷3000份,收回2960份(回收率98. 67%) 。剔除数据缺失超过5%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2877份(见表1) 。

    (二) 调查方法

    调查工具。(1) 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人口社会学数据。(2) 课题组参照相关研究开发的民族地区成年人心理和谐量表( MHS-EA) ,包括己和、人和、地和、天和、调适5个维度26个题目。采用1~5分5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 26 个题目的总平均分代表心理和谐的总体情况: 完全不和谐= 1分,基本不和谐=2 分,不确定= 3分,比较和谐= 4分,完全和谐= 5分,得分越高,心理和谐程度越高。MHS-EA的内部一致性系数0. 736~0. 829,分半信度0. 697~0. 802,重测信度0. 785~0. 926,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

    (三) 调查实施

    为确保客观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专门在云南民族大学和广西大学选取熟练掌握汉语和本民族语言的“双语”大学生作为专业调查员,由研究者统一组织培训,规范调查程序和方法; 培训考核合格后作为调查员,利用寒暑假社会实践的机会,在自己居住的社区进行入户式问卷调查。被调查者为边疆民族地区年满18 周岁以上的社区居民,调查员入户现场发放问卷,被调查者现场填答完成后收回。如遇文化程度低或不识字的被调查者,则由调查员将题项内容和反应选项转译为本民族方言告知被调查者,调查员按被调查人的真实意愿代为填写,经与被调查人核对一致后现场收回。外出务工者在春节返乡过年时进行调查。测试前征得被调查者知情同意,测试后致谢。

    (四) 数据分析

    采用EpiData3. 1 软件建立数据库,SPSS17. 0 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及回归分析。

二、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现况及影响因素

    (一) 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状况

    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状况具体表现在自我和谐(己和) 、人际和谐(人和) 、社会和谐(地和) 、天人和谐(天和) 及自主调适( 调适)五个方面(见图1 ) 。五个分量表中己和得分( 3. 93±0. 70分) 最高,其他依次为人和( 3. 77±0. 66分) 、天和( 3. 67±0. 82 分) 、调适( 3. 57±0. 64 分) ,地和得分最低( 3. 33±0. 65分) (见表2) 。

    自我和谐现况。包括“大部分时间我的身心是宁静和谐的; 与家人生活让我感觉愉快; 我对自己的身心健康状况感到满意; 我乐意接受自己的长相; 我相信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 我就是我,我能悦纳自己”6 个题目,平均分反映个体的自我和谐程度。调查样本中,五成半( 56. 70%) 民族居民( 1630人) 自我和谐水平为“比较和谐”和“非常和谐”; 近三成半(34. 50%) 的民族居民( 994人) 自我和谐程度为“基本和谐”; 自我“比较和谐” 及“基本和谐” 的民族居民超过九成( 91. 20%) ; 另有近一成(8. 80%) 的民族居民(253人) 自我“不和谐”和“非常不和谐”。

    人际和谐现况。包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舒心地生活( 反向计分) ; 我有一个和睦的家庭; 我和周围人的关系融洽; 我很难和左邻右舍和睦相处( 反向计分) ; 我能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应付人际关系经常让我痛苦不堪( 反向计分) ”6个题目,平均分反映个体人际关系和谐水平。调查样本中,有近四成半( 44. 50%) 民族居民(1280人) 人际和谐程度为“比较和谐”和“非常和谐”; 近四成半( 44. 80%) 民族居民( 1289 人)人际和谐为“基本和谐”; 人际“比较和谐”和“基本和谐”的民族居民近九成( 89. 30%) ; 另有一成( 10. 70%) 的民族居民( 308人) 人际和谐水平为“不和谐”和“非常不和谐”。

    社会和谐现况。包括“社会环境中的不良因素干扰了我( 反向计分) ; 我对居住的社区/村社非常满意; 我对自己的生活条件很满意; 现行的体制和政策让我心里感到很踏实; 复杂的社会关系带给我心理负担( 反向计分) ; 目前的生活就是我想过的生活”6 个题目,从社会环境、居住状况、生活条件、政策体制、社会关系、生活满意度方面来评价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平均分反映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程度。调查样本中, 超过一成半( 16. 70%) 的民族居民( 480 人) 社会和谐程度为“比较和谐” 和“非常和谐”; 接近六成( 59. 20%) 的民族居民( 1702 人) 社会和谐水平为“基本和谐”; “比较和谐”和“基本和谐”的民族居民达七成半( 75. 90%) ; 另有近两成半( 24. 20%) 的民族居民( 695人) 社会心理“不和谐”和“非常不和谐”。从具体项目看,西南民族居民的社会关系和谐分数最低,社会关系“非常不和谐”(336 人,11. 70%) 及“基本不和谐”( 796 人,27. 70%) 的民族居民占到近四成( 39. 30%) , “不确定”的民族居民( 906 人,31. 50%) 占三成, “比较和谐” ( 635 人,22. 10%) 和“非常和谐” (204 人,7. 10%) 的民族居民不到三成( 29. 20%) 。

    天人和谐现况。包括“我的生活环境很好;我对自己生活的环境很满意; 我喜欢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或工作; 我的生活环境很安全”4 个题目,平均分反映天人和谐程度。调查样本中,四成半( 45. 10%) 民族居民( 1298人) 天人和谐程度为“比较和谐” 和“非常和谐”; 超过三成半( 37. 30%) 的民族居民(1074人) 天人和谐水平为“基本和谐”; “比较和谐”加“基本和谐”的民族居民超过八成( 82. 40%) ; 还有近两成( 17. 60%) 的民族居民( 505人) 天人和谐分数为“不和谐”和“非常不和谐”。自主调适现况。包括“我有能力改善我的生活环境,我有足够的精力应付日常生活,当心绪不宁时我能主动调节,当内心有冲突时我长时间无法恢复平衡( 反向计分) ”4 个题目,调适平均分反映个人自主调适水平。调查样本中, 超过三成( 32. 60%) 的民族居民( 937人) 自主调适水平“比较好”和“非常好”; 超过五成( 53. 70%) 的民族居民( 1544人) 自主调适水平“一般”; 调适能力“一般”加“比较好”的民族居民超过八成半( 86. 30%) ; 还有近一成半( 13. 80%) 的民族居民( 396人) 调适能力“不好”和“非常不好”。心理和谐总体情况。心理和谐的总平均分表示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的总体水平。接受调查的2877名民族居民,心理和谐总均分( 3. 66 ±0. 53分)处在不确定到比较和谐区间内,总体心理基本和谐。近三成( 848 人,29. 50%) 民族居民心理和谐总体水平“比较和谐”和“非常和谐”; 六成( 1730 人,60. 10%) 民族居民心理“基本和谐”;心理和谐总体水平“比较和谐”加“基本和谐”的民族居民接近九成( 89. 60%) ; 另有一成( 299人,10. 40%) 民族居民总体心理和谐水平“不和谐”和“非常不和谐”(见表2) 。

(二) 影响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的人口社会因素

    性别。女性心理和谐水平高于男性( 3. 69±0. 52 分Vs 3. 63±0. 54 分,P = 0. 002) ,己和、地和、天和、人和、心理和谐总分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2) 。

    年龄。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新的年龄划分标准:44岁以下为青年人; 45岁到59 岁为中年人; 60至74岁为年轻的老年人; 75岁到89岁为老年人;90 岁以上为长寿老年人。本研究中的边疆民族成年人划分为青年、中年、老年三个年龄段。青年组( 3. 64 ±0. 52分) 、中年组( 3. 75±0. 55分) 、老年组( 3. 79±0. 59分) 相比,心理和谐水平逐步升高(见表3) 。

    民族。不同民族居民在己和、人和、地和、天和、心理和谐总均分有显著差异( P < 0. 000) (见表4) 。边疆汉族在己和、人和、调适及心理和谐总均分均显著( P < 0. 05) 高于少数民族。

    居住地。农村居民( 3. 61±0. 52 分) 和乡镇居民( 3. 61± 0. 51 分) 心理和谐程度基本相同;城市居民( 3. 78±0. 54 分) 心理和谐程度显著高于( P = 0. 000) 农村和乡镇居民(见表5) 。

    宗教信仰。信教居民在地和( t = 4. 162,P =0. 000) 、天和( t = 3. 720,p = 0. 000) 得分显著高于不信教居民; 在人和( t =-5. 679,P = 0. 000) 、调适( t =-3. 050,P = 0. 002) 的分数显著低于不信教居民; 在己和( t =-1. 594,P = 0. 111) 、心理和谐总均分( t = -0. 626,P = 0. 532) 上没有差异。是否信仰宗教以及信仰何种宗教对居民心理水平有一定影响(见表6) 。

    职业。不同职业的民族居民心理和谐水平组间差异显著( P <0. 001) (见表7) 。退休(健康) 居民心理和谐水平( 3. 87± 0. 59 分) 最高,政府/事业单位人员( 3. 82 ±0. 56 分) 次之; 外出务工居民( 3. 58±0. 49 分) 心理和谐水平较低,丧失劳动力的居民( 3. 44±0. 65 分) 心理和谐程度最低。

    婚姻状况。已婚居民( 3. 71 ± 0. 54 分) 心理和谐水平显著高于未婚( 3. 61±0. 51分) 、丧偶( 3. 50 ±0. 62分) 、同居( 3. 61±0. 51分) 居民; 分居的居民( 3. 24±0. 37分) 心理和谐分数最低(见表8) 。

    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 。不同文化程度的民族居民心理和谐水平差异显著(见表9) 。从文盲( 3. 40±0. 48分) 、小学( 3. 58±0. 52 分) 、初中( 3. 67±0. 53分) 、高中( 3. 67±0. 52分) 到大学( 3. 72±0. 52分) 、研究生( 3. 73±0. 79) ,伴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心理和谐水平逐步上升。

    家庭经济状况。不同家庭月收入的民族居民心理和谐水平有显著差异(见表10) ,伴随着家庭月收入增加,居民心理和谐水平上升,家庭月收入6000 千元以上的民族居民( 3. 89±0. 54 分) 心理和谐水平最高,家庭月收入500 元以下居民( 3. 57±0. 54分) 心理和谐水平较低; 家庭月收入500~1000元的居民( 3. 56±0. 53分) 的心理和谐分数最低。

三、讨论

    (一) 心理和谐是当前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居民的主流心态

    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总体水平基本和谐,但未达到“比较和谐”程度,表明边疆民族居民的心理和谐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与中国科学院心理和谐研究项目组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注重人的心理和谐”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进一步分析发现,29. 50%的民族居民得分在4 分以上,心理和谐程度较高; 60. 10% 的民族居民心理和谐水平为“基本和谐”,心理和谐总体水平“比较和谐” 加“基本和谐” 的民族居民近九成( 89. 60%) ,反映出心理和谐是当前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居民的主流心态,这是建设和谐社会最重要的心理基础; 如何维护并继续提升这部分民族居民的心理和谐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重点。另有10. 40%的民族居民心理不和谐(得分在3 分以下) ,这个群体人数虽少,却是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人群,需要切实帮助他们维护和提高心理和谐水平,防止他们转化为影响边疆民族和谐、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危人群。

    (二) 社会和谐是影响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的主要矛盾

    从心理和谐“四和一调适”的五个方面来看,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己和分数最高,地和分数最低;说明社会和谐是制约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发展的主要矛盾。从社会环境、居住状况、生活条件、政策体制、社会关系、生活满意度方面来评价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西南边疆民族居民社会关系和谐水平最低,提示改善社会文化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和谐社会关系、完善政策体制、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满意度是促进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的重要手段。这与当前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实践活动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三) 人口社会学因素对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水平有一定影响

    研究发现,性别、民族、年龄、居住地、宗教信仰、职业、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人口社会学因素对西南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水平有一定影响。从性别看,女性心理和谐水平高于男性,主要体现在己和( 自我和谐) 、人和( 与他人和谐) 、地和( 与社会和谐) 、天和( 与自然和谐) 4 个维度和心理和谐的总均分上; 在调适维度上没有性别差异。这一结果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男女两性的文化价值观不同有关。从年龄因素看,青年、中年期、老年期心理和谐水平逐步升高。提示和谐社会的心理建设应特别关注如何促进青年群体的心理和谐问题。从民族因素看,不同民族的心理和谐程度存在一定差异,这是不同民族发展的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社会习俗、人们之间的互动模式的多样性造成的。从居住地看,城市居民的心理和谐分数显著高于农村和乡镇居民,反映出城市化水平对心理和谐的积极影响。从宗教信仰看,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程度有差异,但不信教和信仰宗教的居民之间的心理和谐程度没有差异。从职业看,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心理和谐程度较高,外出务工、丧失劳动能力居民的心理和谐程度较低; 提高社会不同阶层的社会和心理保障水平,促进心理和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从婚姻状况看,已婚群体心理和谐水平显著高于未婚、离婚、丧偶、同居群体; 分居群体心理和谐程度最低,反映出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家庭和谐的重要作用。从文化程度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心理和谐水平逐步上升,研究生文化程度的居民心理和谐水平最高,反映出文化建设对心理和谐的积极作用。从收入水平看,伴随着家庭月收入增加,居民心理和谐水平上升,反映出发展中国家繁荣经济、保障民生对居民心理和谐的促进作用。

    (四) 结语: 心理和谐是民族和谐边疆稳定的心理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提出的重大任务和奋斗目标。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必然由心理和谐的个体组成,只有个体心理和谐,才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进而达到群体层面的和谐,实现社会和谐。和谐社会从心开始,心平才能气和,内和才能外顺。和谐的心理向社会释放的是向心力、亲和力; 不和谐的心理向社会释放的是离心力、破坏力。心理和谐的人越多,社会的和谐程度就越高。和谐社会的外在表现是社会生活秩序或状态的和谐、安定,内在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谐。边疆民族居民心理和谐的外在表现是民族和谐,心理和谐是民族和谐、边疆稳定的心理基础。换言之,不同民族居民的心理和谐表现在外就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文化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民族和谐、社会和谐、国家和谐、世界和谐之关键和前提。


编辑说明:本文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文章和图片版权归原单位所有。篇幅原因,注释从略。

编      辑:李全敏 吴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付启菲 王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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