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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洛伊德早期职业期间，他曾经写到，“无一例外地是，一个人的心智状态的呈现方式包括他的面部肌肉的紧张和放松……他的发声、肢体行为、尤其是他的双手动作的变化”（p. 286）。弗洛伊德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向其他人隐藏他的心理状态，这些躯体变化将成为阻碍。“但是这些躯体变化能够提供更加可信的线索，能够从中推断出他的心理状态，而且，可以更加确信依据躯体变化做出的推断，言语表达也许是有意为之”（p. 286）。弗洛伊德也解释到，在更狭隘意义上而言，情感具有与躯体过程有特定联结的特征；“但是，严格来说，所有的心理状态，包括那些我们通常视为“思维的过程（‘processes of thought）”,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情感性的（affective）”（p. 288）。 尽管弗洛伊德（1923）早期确信并在后期得出结论：我（自我）和心智的身体性是首要的，但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根本上就是“谈话治疗”。随着逐渐意识到弗洛伊德早期论述的正确性，活现（enactment）这个术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我看来，“活现”是从“谈话治疗”通往“情绪交流治疗（emotionally communicating cure）”的“过渡概念” 关于活现的早期观点是认为活现由离散事件、语言涌现的中断组成。这个观点是非常自然的第一步，认识到治疗行为不仅仅是谈话；患者或分析师的行为有时可能也参与其中。慢慢地，越来越常见的是把活现看作分析过程和治疗行为当中始终存在的一个组件。Aron and Atlas (2015)最近开始重视活现在更大的治疗过程流中的定位。 治疗行为是双元体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取决于与身体和“关系性理解”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内隐的和浮现的过程…而不是作为过去被解离的记忆的返回，而是开始引入不同的存在方式，开始打开新的关系可能性。（pp. 316–317） 在“来自未来的记忆（Memories From the Future）”一文中，Aron and Atlas(2015)讨论了生成性活现（generativeenactments），主张活现也许可以被视为对未来解决方案的预彩排。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并且我自己也写过关于记忆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具身分析师（The Embodied Analyst）” (Sletvold, 2014)，我写到，“当一个微笑着、表面上看起来很友善的患者，他的胳膊和双腿却呈现出防御性的姿态，他可能想要逃开，与此同时也渴望着亲密和可以信任的关系”（p. 117）。性格掩饰了两股相互冲突的力量。 我们与他人的相遇时，一方面预期过去的事件会再次发生；另一方面又期望这一次会有不同的、更好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变化过程是关于如何与过去在一起（being together）的方式交战，这个变化过程为新的在一起的方式铺平了道路，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治疗关系中，就此而言，人们来到一起的任何时刻，这两股力量都始终存在。我曾经就进化记忆写到，“它是关于我们在不同的生命阶段的需要和所需关系类型的知识。在我看来，心理治疗过程中，进化记忆是我们最重要的联盟。就是它使变化成为可能”（Sletvold, 2005, p. 502）。实际上，本论文的中心点是——治疗行为在根本上是对患者持续性行为的具身回应，既借助于词也无需任何词——患者的行为或活现是生成性的或者具有生成性潜能的前提条件完全依赖于它们能够得到回应。 与之一起、见证（Reis, 2009）、理解（BCPSG, 2013）、回应（Sletvold, 2014），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治疗行为的核心。我们需要向他人述说我们的生命，以言语的和非言语的方式；我们需要感受和思考上的合作伙伴（Stern, 2010）。当然，需要新的叙述，但是“当新的故事落定就位时，真正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Stern, 2010, p. 116）。关于新的理解，重要的事情是呈现出新的自由，“自由地去感觉、关系、看见和言说，是与以往不同的方式”（p. 116）。也许这就解释了患者为什么常常不太记得分析师给出的诠释。接下来，我将给出一个案例片段，来说明一个感受体验如何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由。 咬手指 与Jim的分析临近结束时，在概括性地回顾整个过程之后，我问Jim是否记得任何他感觉特别重要的时刻。犹豫片刻之后，他谈起他曾经告诉我有关他妻子的一个行为令他深受困扰（他们最近结婚了）。他的妻子有一个习惯，有时候会把手指放进嘴里咬。Jim很厌恶这个行为，乃至觉得很恶心。他对自己的反应感到担忧并问我如何看待这个行为。Jim说，我表达了对他的反应的理解，这让他感觉很好。但是，他说，接下来我把我自己的手指放进嘴里，就和他的妻子的方式一模一样。看到我这样做，引出了他的反应和感受，有些重要的东西发生了变化。厌恶和恶心的感受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感到相当的讨人喜欢。 Jim回顾我们的分析过程，看到我像他妻子那样咬自己的手指所带来的感受变化，在Jim的记忆中是最充满情感的时刻。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完全不记得这件事情。看起来，这件事情也例证很多分析互动的发生并不在分析师的意识觉察之内，或者当时有部分感受觉察，但很快就忘记了。但是，这些无意识或内隐身体内在-行为或活现，也许仍然治疗行为中最有效的部分。 这个片段说明了本论文提出的一个基本假设。在分析性两人-身体性情境中（Balint, 1952/1985），我们的身体反应首当其冲且是最快的，这个反应可能伴随着词、也可能没有词。这些反应的发生可能没有意识觉察，或者可能此刻“感到正在发生些什么”（Damasio, 2000），但是这个瞬间的意识感受没有成为情境记忆（episodicmemory）。它在核心意识中来来去去（Sletvold, 2014）。基于我的具身督导经验，看起来许多体验互动是以情感-动作记忆的方式被无意识地存储下来，并且可以通过有意识地注意身体而意识化。 我相信，与心理治疗质量高度相关的是，我们如何以身体地、无意识地、或者从我们即刻的感觉进行回应。换言之，我赞同Donnel Stern (2013)的看法，“治疗行为需要我们自由地跟随自己新奇的、自发的体验”（p. 227）。前述这则片段，我把我的行为诠释为我以合理的关系性自由（relationalfreedom）和“创造性回应（creative responsiveness）”的方式行事——至少在那个时刻一个自发的体验抵达了（Bass, 2003, p. 661）。更进一步地，我的反应阐明了之前的一个观点，活现——在这个案例中是分析师的一个活现——具有治疗性，它必须是回应某些具有生成性潜能的东西。Jim显然不仅想要确认他的反应是合理的，而且想要有一个机会去发现对咬手指行为的不同反应。 接下来，我将给出另一个临床片段，来强调变化过程中词的价值。但是在这个案例中，词在那时变得重要是因为这些词中包含了不可分割的身体性情绪反应。 真的吗 在另一次分析临近结束的时候，我的患者、Mary和我一起回顾这个过程。Mary说，在她看来，我们的关系整体上一直都对她很有帮助。在这个案例中，我也选择接着询问，尽管如此，她是否记得任何在她看来特别重要的事件。思索了一会儿之后，她点点头、说，是的、的确有一个特别时刻。我曾经对她说，“真的吗！”（注1）。我们俩都不记得当时确切的情境，而且我们都觉得竭力回想那个情景并不重要。 （注1：这则片段也可以参考我以挪威语发表的一篇论文（Sletvold, 2013b），标题是“Sier du det!”，这是挪威语的一个常见感叹词。字面上翻译过来，意思是“你这样说（say you so）!”。我的英文顾问ChristopherSaunders建议我翻译为，“真的吗（You don’t say）！”） 后来我开始回想，这些词为何这么重要。这些词本身几乎没有承载任何内容。它们确认了讲述者已经听到他人说了些什么，但是除此之外就没什么了，除了可能有些吃惊以外。并没有提到说过了什么。尽管如此，这些词承载了强有力的影响，我认为它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影响来自于给出这些词的姿态、面部表情和声调。换言之，它涉及整体身体的回应方式，词是整体回应的一部分而已。再一次，对于治疗性的回应，所回应的必须是生成性的。 在这个片段中，我认为身体性言语反应，阐明了BCPSG（2008）曾经提出的“意图展开过程（intention unfoldingprocess）”。他们对此解释，在自发性的言谈中，心里有些东西想要表达…一个想法、一个移动、一个姿态、一种情感、一种生命力情感、一种背景性感觉…这个过程…是动力性的、无法预测的、非常凌乱的、遍布身体内的；它常常涉及所有类似于意识和潜意识的身体性偶发事件。这一非线性动力过程可能就是使我们最具人性的东西。（p.137） 依我看来，在这两种词之间做出区分很重要：整体性的身体-情绪行为方面的词；反思性思考方面的词。首先是一个即刻反应的组件，接着是心理——有时也是身体性的——跳出持续进行的互动的结果。“真的吗！”，示例的是，词作为整体性的持续情绪性互动的一部分。Rachel Sopher(2015)“我们的秘密集中营（Our SecretAuschwitz）”，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段，举例说明了一个词某种程度上介于两种言谈形式的边界处。RachelSopher在某个时刻对她的治疗师说， “你认为大屠杀的创伤影响了我的家庭、影响了我的生活吗？”她以一种坦率的表情看着我，直白确定简单地说“是的。”很难知晓治疗做了什么…很难知晓哪些时刻改变了接下来所有的时刻。但是，我感到非常幸运在那种情况下拥有这样的记忆，我的治疗师大声地说出“是的”。（paras.19–20） 在“我们的秘密集中营（Our Secret Auschwitz）”一文中，“是的”，这个词的意义确实相当重要，但是“坦率的表情”和“直白确定”也非常重要。 我并不是试图论辩，治疗行为更多地取决于我阐述的那种“相遇时刻（moments of meeting）”。这些片段主要是为了说明分析师和患者互动性的身体如何塑造了治疗过程的基本层面。这个过程一直在向前发展。感觉和与这些感觉相关联的词也是向前发展的，正如它们与身体和生命过程密不可分。可以这么说，它们是生命的“飞行记录器（flight recorder）”，自始至终地记录所有事件的黑匣子。另一方面，反思性思考（意象的和言语的）暗示了存在“重复按钮（repeat button）”。在幻想和思考中，我们是能够后退、跳开和前行。经典精神分析首先赋予词来传达反思性思考，也就是传统的诠释和干预的概念。当然，解释是反思性思考的结果，它一直在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中占有一席之地。我可不想做些得不偿失的事情，但是篇幅并不允许进一步讨论反思性言语干预的作用。 此文中，我主张情绪性交流就是以身体为基础的过程。当词成为这个交流的一部分时，它们就总是被身体性偶发事件所裹挟。这些身体性偶发事件，包括斯特恩（2013）的“障碍与擦伤（snags and chafings）”，是自发的，并且身体性反应在任何有意识的反思之前就已经在我们内在形成。但是，有时在之后可以对它们加以反思。再者，我相信，决定我们的身体性回应能力的是关系自由和创造性回应能力的程度，它们能够通过有针对性的训练加以提升，训练目标是提升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性体验和表达的敏感性。 （未完见下篇） ⊙版权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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