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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校长推荐： 他们为了祖国与人民，献出了自己宝贵的一生，如果在娱乐至死的年代被淹没，是何等的不公。 1月8号，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知道也许很多人都不会关注这则新闻，因为这段时间人们都在关注某某女明星出轨，某某歌手被封杀的消息。但是实际上，这样的新闻比那些戏子明星的丑事更值得被人关注。八卦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还是来了解一下真正正经的事情吧。 王泽山院士、侯云德院士，我相信很多人都对他们不是很熟悉。这两位老科学家都是各自领域的“老大哥”，对专门的科学技术苦心研究数十年，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十分重大的贡献。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老科学家： 特殊的“80后”：王泽山看到标题，有人可能立马会感觉十分的惊讶：“什么？80后？王泽山院士有这么年轻吗？”当然没有！如今的王泽山已经82岁高龄，所以我称其为“特殊的80后！” 而我们再看一看王泽山院士的科研主攻方向——火炸药！说起火炸药这么名字，许多人估计更是一脸的疑惑：“什么是火炸药？是不是火药啊？” 说对了一部分，火药是火炸药的一种，但是火炸药不能与火药完全画等号。火炸药是火炮、火箭、导弹、航弹、鱼雷等火力打击武器的能源，完具有成发射、推进和毁伤等功能。火炸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武器的装备水平，并有效提升传统兵器到尖端武器的战斗效能。 大家稍微明白一些了吧！火炸药简单来说就是武器打击的核心推进能源，如果没有火炸药，那么就算是原子弹也不可能爆炸，也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尖端武器装备了。 所以说，火炸药的重要程度直接与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挂钩。但是，这个项目虽然重要，却极为枯燥，而且十分危险。毕竟整天与炸药打交道，任谁都要提心吊胆。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在火炸药方面的尖端人才一直比较缺。而王泽山，则在这个别人不愿意做的领域，一做就是64个年头。 王泽山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面对记者的采访时，82岁高龄他甚至还有一些腼腆。也正因为他的这种性格，才让他在火炸药的项目上，钻研一生。王泽山19岁进入哈军工，然后选择了一个谁都不愿意去的火炸药专业。与他同期的20多人中，只有王泽山一人报了这个“不起眼”的专业。 一辈子做好了一件事王泽山对自己的评价是：“自己只是个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情的人。”没错！他确实一辈子只做好了这一件事，但是这一件事也足够了。 1985-1990年，王泽山率先攻克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为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术条件。该技术获1993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之后，王泽山又带领团队功课了另一世界难题——低温度感度技术。他带领团队打破原有规律，构建了火药燃速与燃面的等效关系，并发现了能够弥补温度影响的新材料，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该技术获1996年唯一一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不仅如此，王泽山带领团队利用自己另辟蹊径创立的装药新技术和弹道理论，研发出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远射程、低过载等式模块装药技术。该技术获2016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这项技术使我国的火炮的射程提升了20%以上，或最大发射过载有效降低25%以上。这项技术的应用使中国火炮的弹道性能全面超过其他国家的同类火炮。 创新是王老经常对弟子们讲的一句话，他常讲：“创新就是多想一步，不去重复别人的老路，遇到困难顶着上。” “遇到困难顶着上！”就是王泽山院士的一生写照，王泽山的生活中，没有节假日和退休的概念。即使是现在80多岁了，他一年之中，依然还有一半的时间是工作在试验场地。火炸药的研究是十分危险和辛苦的，但是直至今天，王泽山院士在一些重要的试验中，仍然必须亲临第一线，实际指挥操作。工作上一丝不苟，与之相对的是，这位功勋卓著的老科学家在生活中却是追求极致的俭朴，甚至于出行都要打出租车，目的就是不占用国家的资源。由于需要频繁出差，他的手机里存了很多出租车司机的电话。 六十余载风雨，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用自己的一生，帮助中国稳住了武器军备的根基。我们只看到了那些威风凛凛的导弹航母，可谁又注意到了，像王泽山这样的人，在那个不起眼的小项目上，默默的付出。 “中国干扰素”之父：侯云德他是一位中国的留学生，在前苏联学习的3年半时间，发表了17篇学术论文，被原苏联高等教育部破格授予医学科学博士学位；他一辈子与病毒打交道，是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他就是侯云德，2017年国家科学技术奖的另一位得主。 病毒和细菌，总是让我们谈虎色变。但是，有一群人却始终在和这些细不可见的小东西打交道，也正因为有他们，一个个之前被视为无解之症的病症开始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一些以前折磨人们的病患也开始渐渐减少，直至灭绝。 干扰素是一类蛋白糖，它具有高度的种属特异性，故动物的干扰素对人无效，干扰素具有抗病毒、抑制细胞增殖、调节免疫及抗肿瘤作用。可以说，干扰素在对抗病毒这方面具有奇效，也是现代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是，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干扰素领域可以说是一片空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瑞士等国的科学家以基因工程的方式，把干扰素制备成治疗药物，很快成为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但价格极为昂贵。 侯云德很敏锐的捕捉到了基因工程这一新技术，后来侯云德想到：“如果将干扰素基因导入到细菌中去，使用这种繁衍极快的细菌作为“工厂”来生产干扰素，将会大幅度提高产量并降低价格。” 想到就开始干，1982年侯云德成功研制我国首个基因工程创新药物——重组人α1b型干扰素，这是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开创了我国基因工程创新药物研发的先河。α1b型干扰素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并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作用小，治疗病种多。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近些年来中国不再谈“乙肝”而色变，其原因就是因为α1b型干扰素的研制成功。 抗击“非典”的超人不光如此，侯云德还是我国第一个基因工程新药的产业化的主导者。当时已经60多岁的侯云德创立了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北京三元基因药物股份有限公司，将研制的8种基因工程药物转让十余家国内企业，使上千万患者已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那之前干扰素一般都是进口的，而现在90%的干扰素都是国产的，价格也整整的下降了十倍。正是因为有了侯云德的这一系列研究和推广，才真真正正的让老百姓用得起干扰素了。 在中国，在生物医药技术领域，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侯院士在把握方向。“863”计划中，侯云德连续担任了三届863计划生物技术领域首席科学家，在此期间，我国基因工程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5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生物技术研发机构成十数倍增加，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上市，生物技术产品销售额增加了100倍。 当年非典肆虐，国家上下人人自危。当时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批准了第一个预防“非典”的药物，α2b干扰素通过“绿色通道”进入临床实验，这类干扰素便是侯云德的研究成果。这种能抗病毒的透明液体，一下子成了大家救命的护身符，而这一战，也让侯老有了“撒豆成兵的超人”之称！
现如今，侯老也已经是89岁的高龄了。直至今日，侯老仍然每天都会关注国内外病毒学的最新动态，并且亲自翻译、撰写，送给相关部门领导和同事参阅。每期都有上万字，两周一期，已经写了200多期。而谈到侯老的贡献时，他却说：“我做的都是分内之事，只是认真做了，并没有很特别。而且很多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是领头人而已。” 他曾赋诗一首以明其志：“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
山与云，交织了一副壮美的画卷看到如今的戏子明星霸屏，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感慨，更何况还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而真正需要报道的人却仍然被这些不知所谓的新闻淹没。王泽山、侯云德，两位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为了祖国与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没有虚名和利益，对于他们而言，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上更上一层楼，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才是他们一生的追求。 这份觉悟，有几人能比？更不是那些只会炒绯闻的戏子能比得了的。中国的大科学家们似乎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俭朴、爱国、敬业、谦逊。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看出人性的闪光点，而在那些戏子身上呢？我们只看出了追名逐利、勾心斗角。
中国可以没有明星，但是不能没有这些学者科学家。也许王老和侯老获得国际科学技术奖的这则新闻明天就会别的淹没，取而代之的是其他明星的八卦新闻。但是，我还是想让大家记住：这一山一云，交织出了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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