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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IngoFender、Ulf Lewrick，国际清算银行。文章为作者的学术思考，不代表国际清算银行的立场。作者授权本刊编译发表。 编译作者：傅平江、叶安娜、董婧怡、吴晨霖，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 来源：《金融监管研究》2017年第11期。
巴塞尔协议III（以下简称“协议”）的框架是金融危机后金融改革议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旨在解决国际银行系统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暴露的吸收损失的资本不足、信贷供给不可持续和流动性不足等问题。协议的核心在于强化风险加权资本（Risk-weighted Capital Requirements）的有效性，对风险加权资本的分子（即银行资本的定义和质量）、分母（即风险加权资产，RWA）及比例本身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巴塞尔委员会对长期经济影响模型（Long-termEconomic Impact，LEI）的研究（BCBS，2010）为基础，评估了巴塞尔协议III的上述核心内容修订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本文内容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阐述了本文研究背景、意义。协议多数内容的修订都进一步增强了风险加权资本的有效性，特别是对杠杆率（LR）要求的修订对商业银行盈利、宏观经济必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部分对长期经济影响模型（LEI）框架及其主要模块进行讨论，探析计算巴塞尔协议III改革相关成本与收益的方法，以评估其对GDP的影响。此外，这部分还讨论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确定潜在的杠杆率附加（Leverage Ratio Surcharge，LRS）标准可能采取的方法。 第三部分基于前一部分讨论的成果，以大量活跃的国际银行的综合数据为样本，考量了监管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第四部分进一步考量了G-SIBs实施新的总损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Absorbing Capacity，TLAC）标准后产生的附加影响，并评估了部分主要假设（如静态资产负债表和Modigliani-Miller假设的缺失）对结果的影响。 最后一部分是结论。 通过分析，本文认为虽然量化监管影响存在一定假设，但本文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即使考虑了银行商业模式调整，巴塞尔协议III仍将产生较大的宏观经济净收益。协议获得的经济净收益约占每年GDP的0.5%-2%，但这取决于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TLAC将在多大程度上约束银行的风险承受力，以及潜在的杠杆率附加标准实施。另外，考虑到银行的商业模式为适应杠杆率规则改变做出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本文通过模拟“压缩风险加权资产”和“风险转移”产生的效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发现。模拟显示，提高LRS标准可能使得G-SIBs的风险加权资产大幅增长。可以保守地说，即使优化资产负债表，对经济净收益的总体影响仍非常有限，约占每年GDP的-0.02%到 0.11%。 通过对长期经济影响模型主要模块的讨论，本文找到了巴塞尔协议III改革相关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方法，即将贷款利差的预估增长扩大到各种宏观经济模型中，以评估由此产生的对GDP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大量活跃的国际银行的综合数据为样本，考量了监管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增加了所需的额外资本金的基础上，估计的边际净收益仍然保持正值，并且是在各种替代危机成本的假设和LRS校准的全部范围内都成立。在此基础上，如果使用危机前估计的低成本，则只有当核心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CET1/RWA）从5.5%的基准水平大幅提高后，更高资本要求的经济净收益才会耗尽。 此外，本文亦将协议中其他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纳入考量。协议引入了新的总损失吸收能力标准。该标准补充了巴塞尔协议III的核心改革措施，支持当局对任何陷入危机的G-SIB实施有序的危机化解方案，有望降低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可能性和成本。银行也会通过优化资产负债表，从而降低资本成本，以适应新的监管要求（如通过调整不同业务单位的资本分配）。但对G-SIBs而言，RWA压缩是较广泛的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后，本文预测使用IRB模型（Internal Rating-Based Approach）后银行总的RWA（相对于风险暴露）将减少约9%，如果只考虑欧洲银行，该数值会超过11%。 总而言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巴塞尔协议III的改革应该会产生相当可观的宏观经济边际净收益。在做出最终的校准决定时，巴塞尔委员会不再关注对总资本要求的显著提高（BCBS，2016）。鉴于本文的结果基于保守的假设前提（即本文可能高估了相关费用），各国当局将有足够的空间来进一步提高监管资本要求。这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足够的灵活性来激活逆周期资本缓冲和类似的要求。 本文为精编版，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思考，全文详见《金融监管研究》2017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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