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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艺术·设计”交流平台 观看，是展览与受众之间最为传统和主流的沟通形式。无论知识背景和价值倾向，有所“看”之后必有所“感”。当我们想要去反思和推介一场展览之时，这种“感”都是不可忽视的。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希望有一千个观展者，便有一千篇宣扬着自我独立视角的观展文章。 观展22期 展览地点：湖南省博物馆新馆 策展单元：序篇、从四海到七海、指南针指向东方、大都的日出、马可波罗的行囊、“来而不往非礼也” 预计开展时间：2018年1月26日 展览背景 2018年1月26日，策划历时三年多的“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展览将正式在湖南长沙与观众见面。听闻，这场展览的学术思想原本仅是李军教授的研究生课程和读书会上的讨论内容，而当时的湖南省博物馆正想办一个类似的大展，在无意当中了解到之后，二者一拍即合，才终于将这一系列学术想法，转换为一场可视的展览成果。 在这场展览中，观众将不仅首次在中国见到马可波罗的遗嘱、托勒密世界地图、庞培壁画《花神芙罗拉》和乔托的油画等重量级展品；同时，这也是首次将视角瞄准这一时段的中西双向交流的展览，也是一场由学者与博物馆合作自主策划、主力筹备的专题展览，部分学术观点也是首次以此方式对外公开。 这样的策展形式和主题会遭遇怎样的纠结，又会迸发出怎样崭新的火花，源流运动特约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李军教授进行了本次访谈。 受访对象 李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长期从事文化遗产和跨文化、跨媒介艺术史研究，2014年任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穿越理论与历史——李军自选集》等。即将出版新著：《沈从文的图像转向：一项跨媒介的视觉文化研究》与《建筑与诗歌：林徽因、梁思成早期建筑设计与思想研究》。 ↑图1：李军教授 访谈者 王思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博士研究生 巨洒洒，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 源流运动：首先非常感谢李军教授能够接受我们的这次访谈。在一开始，是否还能先请您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您这场展览的主要内容。 李军：这个展览是基于比较新的学术研究话题和新的文化交流视角而产生的。以往的展览说到文化交流大多是单向的，比如西方对中国或中国对西方，但是事实上，影响其实是双向性的，把这种彼此的交流呈现出来也正是我们这个展览的目标。 展览首先是“序篇”，我们选择了四件文物，其中两件分别来自中国最早的油画仕女像和欧洲枫丹白露画派的肖像画。我们很难讲清楚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但是从形象上来看，你能非常直观地意识到欧洲与中国艺术中的某些相似性。另外两件是欧洲十六世纪油画中的青花瓷器以及中国同时代的实物。 ↑图2：贝里尼《诸神之宴》，美国华盛顿国家画廊藏，画面中央和地上有三件明显的青花瓷器。 第一单元叫做“从四海到七海”，实际上讨论的是13世纪以前的中国和欧洲，那时的它们都以自己为中心，直到元代以后“七海”的概念才开始慢慢进入中国。第二单元我们取名为“指南针指向东方”，叙述指南针的发明对于东西方交往等重要性。我们将郑和航海图与欧洲的海图来做对比，我们关心西方地图当中的“大都”的形象，都是为了讨论在交往开始之初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第三单元是“大都的日出”，其实就想做成一个小型的元代艺术展，我们回答的是西方人当时来了东方之后都看到了什么。第四单元“马可波罗的行囊”是整个展览当中比重最大的一部分，马可波罗本人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或许还有争议，但是像马可波罗这样的西方人来过中国的却很多，展览中出示了一份至少二十几个人的名单，他们到了东方之后都带回去了什么却是可以观察的。我们选择了这一时期的丝绸、陶瓷，还找到了马可波罗的遗嘱，上面清晰地记述了他带回的蒙古仆人、金牌还有姑姑冠。最后一单元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是双向的影响，那么在西方人带走东方的物品的同时，我们也接受了来自西方的一些“恩惠”，比如西来之马、天文仪器、圣母子形象以及地图测绘带来的文艺复兴世界观等。 观众走完最后一个单元时刚好会再回到一开始的“序篇”，如此形成一个首尾呼应的过程。 ↑图3：《圣史蒂芬的殉道》，普拉多大教堂，画面中央有一蒙古人形象。 ↑图4：《武宗皇帝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源流运动：听您这么一说会让我想到，近年来国内这样的文明对比展越来越多了，但是很少有展览像您这样是注重一个这么长时段渐进的交流过程的。 李军：是的，这个展览展现的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环节，我们要带观众体验这种相互交流的动态过程，而非传统的静态对比。静态对比往往很难解释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展览所涉及到的题目也很少有人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把它放在一个大的欧亚大陆的背景下，就更加艰难了。 ↑图5：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局部，锡耶纳共和国宫藏 ↑图6：南宋楼璹《耕织图》局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源流运动：既然是放在欧亚大陆的背景，还要强调双向的交流，那么可以想像举办这样的展览需要大量的展品借调工作。 李军：这次的借展工作涉及到了全球50多家博物馆，我们在国内和意大利各请了一家展览公司。由于我们的展览完全是自主策划的，所以所有的展品要事先定好清单，涉及国外的大部分展品，就请意大利的公司出面联系。这个过程非常曲折。首先，每件东西都得事先定下来，但又由于展期推迟了几次，使得过程之中双方有很多的纠结和博弈。比如因为推迟，原来档期合适的展品不行了；原来不行的，有时候又反而有可能。我本人和湖南省博物馆的团队需要专门去意大利各个博物馆挑选展品，但是看中的不一定能借到，比如欧洲14、15世纪最早的世界地图《加泰罗尼亚地图》《弗拉毛罗地图》，这都是极其珍贵的一级品，而且体量大，最终没法移动，只能借助复制品。 不过复制品也有复制品的好处。比如，在展览里面有一张地图，它恰好代表了当时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如果是原件，那它肯定只能摆在橱窗里。但恰好因为是要不得不重新高清制作，所以我们索性制作了一个仿照欧洲中世纪的长条桌，把复制品放在上面让观众可以仔细看。我们还特别设计了一张哥特式的仿古椅子放在特定位置，观众坐在这里看地图，就正好是站在一个欧洲的视角在看东方。 ↑图7：1375年绘制的《加泰罗尼亚地图》 源流运动：像您这样，以学者的身份来亲自组织展览逻辑、挑选展品，我想一定带有了诸多学者的最新视角和特定研究成果。但是这些视角和成果恰因为是最新的，难免会带有争议。此时您会怎么去处理呢？ 李军：这个就涉及到展览是不是只能做人们公认的东西。事实上没有所谓公认的东西，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把东西呈现给大家，让它成为学术界可以继续深化研讨的契机，它可以成为话题。这个展览里的有些展品的联系是一目了然的，比如马可波罗罐和南海一号沉船的德化窑罐等等。有一些学术界有争议的物品我们也会如实的呈现，比如说有些画作大家认为是“传”的，那么我们就不会说这个东西就“是”。其实这样的展览本身就是把研究线索以及研究前沿展现给大家，希望引起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我觉得它带来的更多的并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在呈现出这个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带有一个鼓励探索发现的目的。我们现在做的展览肯定会有争议，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并不做这个结论。有些事可以有明确的答案，有些实际上并没有。比如说开篇的“枫丹白露画派”和“木美人”的关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们这个展览第一次把它们放在一起。那它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它们间的联系究竟是怎样建构起来的，我们有一系列想法，但并不确定！里面存在很多很多缺失的环节。 ↑图8：《木美人》，新会博物馆藏 ↑图9：法国枫丹白露画派作品《埃斯特蕾姐妹》，卢浮宫藏 这个展览里还有很多特别精彩的地方，我们借来很多意大利的丝绸原件，这些对研究中国丝绸的图案、技术的西传和演变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中国人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基本上最远到波斯，但实际上“丝绸之路”应该到地中海世界和罗马，但有谁能够把这个东西连接起来，国内做的人非常少，所以我们也想把这个环节补上。说到“中国风”大家一般都说是从18世纪开始，比如提到洛可可、法国等等，我们做的时间是更早的，所以难度更大，东西更少，因此就要对材料非常熟悉。 ↑图10：庞培壁画《花神芙罗拉》，画中女子身着轻盈的丝绸服饰。 源流运动：这样立足于学术研究的展览还将面临一个问题，那便是，观众在获取信息时能吸收多少呢？怎样来引起他们的兴趣呢？ 李军：这个展览只要你看进去，它本身就是有趣的，因为你会不断有新发现。 比如你会看到欧洲的“青花”，其实它不是青花而是陶器模仿的，你一看就明白它是从青花演变的。至于图案的话我们有一个环节是这样设计的，看到这边是明代款“送子观音”水墨设色画，另一边就是一个十六世纪的油画。画法不同，但是脸型、衣服、抱着孩子这些完全一样，展品本身存在的这种关系很容易关注。 此外，我们还有很多辅助手段，会用很多解析。比如我们在一个矩形空间做了两幅壁画喷绘，它们俩面对面，画里面都有明显蒙古人形象在往外看，观众正好会被他们看到，这样营造一种现场感。 再如，我们知道凤凰是一种来自东方的图像，但是欧洲的一个大幅画作里面，圣母和耶稣身上穿的衣服全是凤凰，就好像是凤凰从东方飞到西方去。我们会做一些公共教育，让小朋友去找凤凰。 解析的时候，我们还会采取其他美术的辅助手段，比如我们就考虑了档案怎么展示、文本怎么展示，如果只是把东西放在那里，观众看不懂。这里卖个关子，大家到时候看展览就会知道了，这在中国展览史上肯定从来没有用过，同时增加了展品的趣味性。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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