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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这一主题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就连历史学家也不例外。当我产生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时，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那时是20世纪60年代，到处蔓延着性启蒙浪潮（如奥斯瓦特的性启蒙电影，《明星》和《精准》杂志上的一些报告，另外还有我们在生理课上学到的一些干巴巴的性常识）。性启蒙运动还蔓延到了信奉天主教的藻厄兰地区（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但是很快就消退了。然而，我对当年发生的一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那时我正在父母的衣柜里寻找我的手套，在一堆刚刚熨过的并叠得整整齐齐的干净衣服里，我发现了一本小册子。小册子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内容倒还是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本关于避孕的指导书。虽然只有寥寥可数的几页纸，但是书中列出了当时已知的最重要的几种避孕方法。书的作者则无从知晓。事后我猜测，那应该是某个生产避孕套的公司的宣传小册子，因为书中对避孕套这种避孕方法的描述所用的笔墨远远超过了其他方法。总之，那时正处于青春期的我面红耳赤地读完了这本小册子。我母亲把它藏得这么好，就是不想被我看到，然而她还是没法阻挡住我好奇的目光。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节性常识课，并且影响深远。和我的同代人一样，我当然也没从父母那里接受性教育。众所周知，从生理课上的理论到第一次胆怯的性经历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 当时，在家里谈论性是一种禁忌。我只能在其他地方才能搞到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如在街上或学校里我经常有机会了解到一些相关的零零碎碎的知识。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同学和同年级的一个男生不小心怀了一个孩子，我和其他人才渐渐明白，就算是在学校里我们也要渐渐开始学习生活。当然，这里所说的“学习生活”跟那些善意的教育家们从古至今对我们的期望截然不同。 后来，我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古代人口学。在读了社会历史学家亚特互·伊·茵禾夫的科学论文以后，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20世纪的人口控制在我家里也体现出来了。我的祖母在婚后的14年里生了8个孩子。如果我的祖父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因肺炎而死于壮年，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生下更多的孩子。由于孩子太多，爷爷活着的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很糟糕了。那时候很多工人家庭都是这样的状况。我外祖父母同样也是天主教徒，和我祖父母一样来自社会下层。外祖父母家只生了6个孩子，其中一个在6岁的时候夭折了。在他们的下一代中，也就是我父母一辈，除有一个例外，其他几家都没有生超过3个孩子，而且一般都只有两个孩子。可以说，人口控制和这种家庭变小的趋势在我的家族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只是那时我只是个青少年，我从来都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直到成年以后，我才从我那生于世纪之交的姑妈那里了解到，她小时候因为祖父母家里孩子太多，确实遭了很多罪。 从80年代开始，对近代医药档案的一系列研究激发了我对“避孕”这个课题的兴趣。我的一本文选《堕胎的历史》（C.H.Beck出版社，1993年出版）可以说就是本书的前期准备。除此之外，瓦尔特·延斯特别加强了我撰写这本关于避孕历史的书籍的信心。安娜丽莎·薇薇安妮博士则担当了经纪人的角色，她的说服力使这个模糊的项目终于能够付诸实践，在此我也想对她的审稿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属下的医药史研究所的图书馆管理员们，寻找文献的过程异常困难，但是她们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我还要感谢的是我的科学助手丝莉薇安·汉娜-荣巴赫博士，她做了很多文献的搜索工作并给本书的标题提供了建议。我的儿子丹尼尔也做出了他的贡献，使本书的语言对年轻读者来说变得更明白易懂。 斯图加特，2002年秋天 罗伯特·优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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