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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无数商人、使节为通商与交往不畏艰险地奔波于印度洋各地。沟通东西方之间的印度洋海路交通，便被逐渐开辟。早在1世纪左右一位匿名的希腊人从红海经波斯湾到达印度，并提及大海止于秦，即中国；西汉时期，汉使远航至印度黄支（今印度南部地区）等地。2世纪罗马帝国在红海、波斯湾等地之经略，其国商人使者已可经印度洋入华。这条经由印度洋的贸易之路，后来便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自形成之后，尽管印度洋各地战乱、灾荒与海盗侵扰为贸易带来不便，但是受利润驱使，商人热情从未减退，东西方诸国对海外贸易亦十分重视。唐代中期之后，由于北方战乱与经济中心之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沟通中西方的主要通道。此时，沿海上丝绸之路入华贸易的印度洋诸地商人众多，汉籍亦多记载波斯、大食、昆仑、印度等地商人在安南、广州、泉州、扬州等地贸易。如《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开元二年（714年），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唐代时人多云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为管理来华贸易番商，唐廷在广州设市舶使管理之。泉州所处闽越之间，此时则早已“岛夷斯杂”，唐廷并在泉州置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 唐代波斯、阿拉伯商人经海上丝绸之路入华之航路，见于9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与阿拉伯史地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之中。苏莱曼在书中详细记载了从波斯湾通往中国的海路，即海舶从波斯湾西拉夫港起航，航行至阿曼北部马斯额特，在此装满淡水后扬帆开船，再抢路往印度，开往故临（印度西海岸城市）、海尔肯德海（孟加拉海）；越过海尔肯德海，再至尼科巴群岛郎迦婆鲁斯，再往箇罗国；后到达潮满岛（马来半岛东海岸），再到达奔陀浪山（今越南藩朗）等地，然后穿过“中国之门”向着涨海（南海）前进；通过“中国之门”后，进入江口，在广州抛锚。整个航程总计历时四个月又十天，即可在印度洋西南季风期间完成从波斯湾到中国的航行。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则是在经过马六甲海峡之后，行至爪哇岛、苏拉威亚岛，再航行至香料群岛，进入菲律宾民都洛岛，再向西航行至越南占婆，最后至中国。 唐代，波斯、阿拉伯商人已从海上丝绸之路入华贸易，那么中国海舶何时到达波斯湾等阿拉伯地区经营贸易活动呢？唐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贾耽（730—805年）曾记载了从广州通往阿拉伯地区的海上交通“广州通海夷道”。“广州通海夷道”详述从广州港出发，经今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至印度、锡兰，直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航线及沿途地区的方位、名称、岛礁、山川、民俗等。 “广州通海夷道”常被作为唐代中国商人已到达波斯湾贸易之证据。但是，唐代汉籍关于此时海上贸易之状态，常记为“外商来贩”或从昆仑人（马来人）手中获取异域物资，这便显示此时的贸易格局为印度洋各地商人携带物资入华，然后国人从其手中获取之。对比而言，唐代汉籍并未多见其记载国人放洋域外、竞逐财富之举动，更未明确提及商人远航波斯湾贸易。10世纪初，马苏第《黄金草原》中才提及中国船只直航至阿曼、西拉夫、巴士拉等地。 尽管不能确定唐代中国商人是否已深入至阿拉伯等地贸易，但是定当有大量波斯、阿拉伯、印度与马来亚一带商人入华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在唐代中期之后日益显现，历经五代十国之演进，直到宋元时期中国海外贸易已改昔日唐代“外商来贩”之格局。此时大量中国海舶深入印度洋各地，远航至波斯湾等地贸易，并因其良好的安全性能，一度成为各地商人首选搭载的航行工具。大量中国商人放洋域外、竞逐财富，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的海外贸易亦盛极一时。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李大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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