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香料贸易，不仅是单方面输入的过程，也包含了香料输出的内容

南线的发展

宋代香料贸易，不仅是单方面输入的过程，也包含了香料输出的内容——宋朝使用的香料主要产自东南亚、南亚以及阿拉伯地区，这些香料经蕃商或宋朝商人之手贩运至中国。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商人将海外贸易所得香料转售予东亚的日本、高丽，但其规模远不及输入中国的部分。宋代香料贸易路线不是通往某一地区的单一航线，而是相关航线区域纵横交错的海上交通网络。

从输入香料的南线来看，宋时南海贸易网络已经初步形成，从西亚、东非，到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港口繁忙而又有序，阿拉伯商人从阿拉伯半岛出发，至印度的西南端中转，尔后前往东南亚地区中转贸易，购买当地的香料，最后满载香料至中国，同时，南亚、东南亚地区的商人也从当地起启航，将土产香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中国。

此外，还有不经中转，从西亚、南亚直航至中国的路线，以及将南亚、东南亚所产香料先反向运至西亚、南亚，经阿拉伯商人、南亚商人之手统一运往中国。

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输入香料的西线在宋时日渐式微，主要通过西域中继贸易维系贸易交往，故笔者在探讨西线时，主要论述西域中继贸易的情形。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时并未明确交代贸易商品是香料，但宋朝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便是香料，故而此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又有“香料之路”之称，为了全面探究香料贸易路线，可默认其为宋时海外贸易路线。

北宋建立伊始，北部的辽与西北新兴的西夏等政权对陆上丝绸之路形成威胁，宋廷的控制日渐式微，不得已转而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对外交通的重心随之转移。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讲到：“海港而不是古老陆地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

两宋时期，通过海上贸易，盛产于亚洲范围内大量香料被贩运至中国，海上航线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很早以前，近海航行（即沿海岸航行）是西印度洋海道交通的传统航线，只是因为“一方面因为风暴少，另一方面可以随时停靠以便修理船只和进行必要的物资补给。”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红海周航记》第27-57节逐段描述了从亚丁和虔那到柯枝和故临的航程，当时的商人习惯于用较小的船只，顺着海湾的曲线航行。

公元8世纪末唐德宗朝宰相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就走了跨越印度洋西岸的近海航线，这是当时中外海上贸易的主要航线。

《新唐书·地理志》详细引录了这条“广州通海夷道”，对此，学界已有详尽的研究。这条航线大致从广州出发，沿海南下，经南中国海至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地区，在季风推动下到达波斯湾与非洲东部沿岸地区。

此外，9至10世纪也有较多阿拉伯商旅对此线多有记载，如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于851年著《中国印度见闻录》（又译《苏莱曼东游记》），书中谈及了从阿拉伯地区出发，向东航行至中国的海上商路，乃经由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尼科巴群岛、马来半岛上的卡拉赫、马六甲海峡，到达柬埔寨和越南后再前往广州。

约成书于同一时期的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国志》记载了与之相似的路线：从西拉夫起航，在马斯喀特或苏哈尔港口停靠，而后可通过沿岸航线和跨海航线两类路线航行至印度，北线沿北部海岸航行至印度西北部的Daybul港口，另一条跨过印度洋，在印度西南部的奎隆登陆。

之后，在印度等候合适的季风，绕过锡兰，驶向东南亚，再通过中南半岛的河内陆区，最后北上至广州或泉州登陆。

由此可见，《中国印度见闻录》和《道里邦国志》的记载基本上与贾耽所描述的“广州通夷海道”相吻合，三者所记述的航线都经过了波斯湾的巴士拉或西拉夫、印度西南的马拉巴尔海岸、马来半岛、占城等地到达中国。

这表明，宋代以前，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就能从波斯湾泛海航行至中国，宋代香料输入正是在这条著名的国际至迟到13世纪，阿拉伯海、印度洋、南中国海上的贸易活跃且联系紧密，分为三个密切相连的海上贸易圈，“西面是穆斯林区，中间为印度化地区，东边是中国区域，即朝贡贸易区。”

宋时穿越阿拉伯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海上贸易也随之划分成紧紧相扣的三个环路∶西环路，即从红海—阿拉伯半岛—波斯湾至印度的西南端。

从波斯湾启航的穆斯林商船沿印度西北海岸（通常是在古吉拉特）停靠，尔后再驶往更南方的马拉巴尔海岸，而由红海启航的商船则在亚丁或哈德拉毛停靠后，直接驶往马拉巴尔。在古吉拉特的坎贝港，以及马拉巴尔的奎隆港和卡利卡特港，大量的阿拉伯商人成为常驻其中的“侨民”。

中间环路与南印度海岸相连，包括西岸的马拉巴尔海岸与东岸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还包括分布马六甲两侧的苏门答腊岛与马来半岛，及爪哇岛和印度尼西亚周边岛屿，一般是从印度的西南海岸至马六甲海峡和爪哇岛的路线。

东端航线环绕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地区，即从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和印度群岛（爪哇岛及其他岛屿）至中国东南部各大港口。每个区域的边界基本由各个季风带的风向决定，三个环路把宋代香料贸易的路线划分成四个区域、两个贸易中转点。

这四个区域是西亚、南亚、东南亚、中国，两个贸易中转点是印度的西北和南部海岸、马六甲海峡，这两个中转点也是三环路固定交汇的地方，因为商人们需要在多地等候季风，而且途中停留又可在当地交易商品。比如在南亚、东南亚地区中转点购置香料，再一同携带至中国交易。

由此看来，宋代香料贸易的海上航线并不是单一航线，而是错综复杂的航线汇集成的印度洋及南海贸易网络，要了解清楚南线的运作规律，必须探究印度洋季风规律，以及位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中转贸易港口，从而以点到线地梳理10-13世纪香料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到中国的过程。

南线重要港口

大食诸国盛产香料，宋代使用量最多的乳香就出自阿拉伯半岛，善于经商的阿拉伯商人从自己的故乡出发，携带香料至南亚、东南亚中转，或等候季风，或就地购买香料，最后到达中国进行香料贸易。

正如乔治·霍拉尼认为，在16世纪欧洲扩张之前，从波斯湾出发前往广州的海路是亚洲海上最长的长途路线。西亚香料销售市场和运输港口较多，主要位于波斯湾沿岸、红海沿海，以及东非沿岸，这些港口往往是宋代香料贸易的出发港。

波斯湾沿海港口

巴格达，作为阿拔斯王朝（750—1258）首都，地处两大文明古河之间，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一度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最大中心，“巴格达的码头长好几英里，经常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其中也有中国的大船，市场上除各省的货物外，还有中国的丝绸、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因此巴格达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商船和货物，包括香料。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在营建巴格达城时也自豪地说：“这儿是底格里斯河，在中国和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障碍，任何物品都可以通过海路送到我们手上。”从11世纪起，巴格达开始丧失其优势地位，到了13世纪中期，伴随着蒙古人的铁蹄，巴格达不再是名义上的首都，其商业地位进一步衰落。

巴士拉，作为巴格达的外港，巴士拉的贸易情况与巴格达密不可分。穆卡达西在10世纪末提到，巴士拉甚至比巴格达更胜一筹，“因为它资源充裕，是必不可少的海港和商城，它转运来自印度的货物，并将枣、散沫花、绵绸、紫罗兰和玫瑰香水等货物出口到各国。”

总的来说，13世纪下半叶巴格达开始衰落，连同它的门户巴士拉，以及整个波斯湾地区均走向式微，贸易中心转向红海，“衰落的巴格达不再是名义上的首都，巴土拉也因为不再是主要的目的地而失去了作为通往巴格达以及地中海地区的主要门户的重要地位。霍尔木兹和基什岛成为两个重要的中转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