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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供给侧之收储价格改革只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我们可以推导未来农业供给侧改革实施后的变化，首先是农业补贴会倾向农业种植大户。比如说扩大农机补贴的范围和比例，实际上就是在变相补贴种子大户，而不是散户。除了补贴，在收储价格改革之后，种植大户和散户之间的盈利水平也会很快拉开差距。这意味着，在未来几年，以高人力成本投入的传统种植模式，将出现大面积的盈利萎缩甚至亏损。农民种粮积极性被打压的同时，土地流转制度会更快速地推进。靠人力种不赚钱甚至亏钱，流转出去多少还能拿点租金。价格敏感人群会很快加入土地流转的潮流。 土地流转（经营权）速度加快后，会出现两个主要现象。一方面是以长期经营权流转为背景的土地平整与高标准田建设，推行机械化耕作。另一方面是流转出耕地后的劳动力进城务工。田集中，人进城。 集中后的土地去掉田埂，按机械化条件进行平整。可以有效压缩人力成本并提高耕作效率以及农药化肥的使用效果。 人进城之后可以弥补目前的劳动力不足，同时从长远看，会结合农村宅基地退出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转化为城市人口。 在这一过程中，地票制度将起到重要作用。我先插个图：  当农民流转出土地经营权，并在城市城镇就业后，会出现农村宅基地闲置。这时候有偿推出宅基地模式登场。将农民自愿推出的宜耕区域宅基地复垦，然后转化为地票。地票进入交易所卖给城市周边土地使用者（例如开发商），开发商拿着地票再去征地。 如果我们飞到天空上看这一幕，便是：农村的人带着行李包袱进城了，然后村里的房子变成了耕地。而城市周边的耕地则变成了房子，安置了这些从农村进城的人。然后所有的耕地都从很多小人在插秧的传统耕种模式变成了机械耕种。这个变化过程，便是不可逆转的刘易斯第一拐点到第二拐点的过程。 为了方便大家解读，我码了一个小场景： 有一个农民，靠种地，靠粮食收购保护价和各种补贴勉强打点粮食过日子。然后突然粮食收购政策变了。补贴也向种植大户倾斜了。于是开始种地亏本。种地亏本生活开支照样在那摆着，把土地流转出去多少还能拿点钱。可是拿了这钱还不够用度，待在村里又没事做，就只有进城打工。恰好又出政策，孩子可以随父母就近在农民工子女一类的学校上学（寄宿制）。于是打了几年工，孩子也不愿意回村里。这时恰好又有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补的钱加上存的，勉勉强强可以够城里小房子的首付。于是想着孩子将来可以不做农民，咬咬牙也就交了首付继续打工。从此，再也回不去农村了。 有一个给房地产平整土地的土方包工头，手下有十几台挖机推土机。房地产的生意不好做，经人介绍，国家主导农地平整PPP模式。将农民流转出来的土地注入合作社，银行给贷款，政府给启动资金，平整完了之后可以作为复垦指标卖给城里的开放商，同时通过长期租让合同抵押给银行，将经营权让给种植大户，置换一下获得尾款。这个政策反正就搭点时间，还是有赚头的。于是包工头一干三五年，平整了许多土地，做了很多水利设施。这时候村子里的农民基本都进城了，宅基地退出很多。退出的宅基地在宜耕地区的，还是做了土地置换，换到城镇附近变成住宅用地。不宜耕的也平整了租给城里人做乡间别墅用地。这么倒了几轮，包工头有钱了，于是不断开始囤地做地主。城里卖不出去的毛坯房，也顺利脱手给了进城的村民。 两个故事，一个剧本。 在理论上，刘易斯第二拐点是否成功，很大程度是人口素质为代表的劳动力素质问题。而恰巧的是，中国国情中的农民是否进城，也取决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是否能在当地获得等同教育权利的。假如子女能够同步进城，那么在城镇安家的愿望就会相当强烈。且一旦子女从小在城镇受教育，那么回到农村的概率就很小，从而宅基地完全退出只是时间问题（农村留守老人终会辞世）。 从货币的角度看，能沉淀超发货币的也只有土地。按照重庆的20万一亩（严重低估的价格，建设部部长曾经吹风过，可以是100万一亩），目前农村的闲置用地有一亿多亩，一旦盘活，可以沉淀超发货币几十万亿计。这个视角，从城市房产所有者的角度看，更加成立。假如一个北京的多套房产使用者，如果他按20万一亩的价格参与了闲置地复垦和农村的宅基地退出。花了200万做了十亩，哪怕拿回北京的郊县只能换十分之一，换一亩。那么也是赚海了，用一个厨房的房产，换了郊县一块一亩大的地（这里只是抛开所有政策限制做一个横向比较，从而凸显土地相对于房产的吸引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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