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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贵州去

 陆安桥1871 2018-01-13

     

原创   (连载第37节)

          

  1963年4月26日,被西南铁路局隧道工程处录用的300名青年将在晚上乘轮船出发。

  中国当时的铁路运输还很不发达,整个四川与外省相连的仅有一条宝成路。由万县市到贵州,最近的走法是乘两天上水船到重庆,再坐3天长途汽车到贵阳。两年后我探亲坐长途汽车走过那条路,狭窄的黄土碎石路面,在崇山峻岭中蜿蜒盘旋,车轮边那陡峭的悬岩令人惊心动魄,车上的硬木座真能抖得人骨头都散了架。晚上,旅客们只能在路边的乡镇旅店住宿,棉被油腻冷硬还爬有跳蚤虱子。

  这次,我们的路线是乘下水船到武汉,然后改坐火车,经湖南、广西再到贵阳。虽然这样走绕了一大圈,英明的带队者考虑的却是乘汽车要现金购票,铁道职工坐火车却不付钱;而火车与长途汽车相比,也要舒适和安全一些。虽然当年还没公款旅游一说,但在那种封闭的环境,这一绕道不只对绝大多数从未出过远门的年青人,就是对当时很少流动的城里人来说,没干一天活儿就免费去逛几个省,都很兴奋和羡慕。街道干部就说,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

出发的当天上午,我和晚上便要出发的王飞、谢瑞和、梁玉清一共4人,邀约上那未能入路的好朋友徐春生,一起到照相馆去合了个影。一本正经地拍完照后,我提笔还在上面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和63,4,26的字样。


前排从左至右:作者,王飞。后排从左至右:谢瑞和,梁玉清,徐春生。请后来者们注意:那年代十几岁的青年人共有的眼神。

 

  下午,我到三马路嫡母那儿去辞行。前几年,姐夫已从云南释放回重庆。劳教获释的姐夫不光身体变坏,脾气也很不好,与那在最困难的几年帮助他拉扯儿女的岳母就关系不融洽。嫡母便负气返回了万县市,与她的姐姐我的大姨住在一起。

  那时候由于交通不发达,贵州在嫡母心中便遥远而恐怖。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的传言使她将那地方想象成一年到头都见不到太阳,湿漉漉阴森森的荒山野谷。而我这瘦弱干枯的孩子还要整天钻进大山肚子里的岩石下去打石头放炮,她就拉着我的手流泪,说,真没想到你还没有长成人,便要去吃那样的苦!我就安慰她,那么多人一起去,别人受得了,我就过得去。

  前几年,为了帮遭难的姐姐养活一大家子人,嫡母的首饰积蓄几乎告罄,没有工作的嫡母现在只靠父亲每月给她的6块钱生活费度日,非常拮据。想到我要远行却没钱给,她就很难过,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支银壳老怀表给我。那表不知是什么年代制造的,打开后盖能看到里面的机芯全是日月星辰的形式,用一把小钥匙伸进去扭紧发条,便滴滴答答地走了起来。在新参加工作的300人当中,我就成了两三个有表的人之一。

嫡母还给了我一个黄色的羊皮手提箱,长仅一尺半,上面的铜件作得很精致。嫡母流着泪说,我没什么给你了,这两样小东西,你出门还用得着。因了这,一同入路者中就有人说,资产阶级的后人。

连五十多年之后,老友宋光国还忆起那小箱子,说,当时你提的小皮箱多么豪华!我们别说用,见都没见过!

  知道我今晚要出发,一直住厂里集体宿舍的父亲提前在食堂吃过晚饭回家来了。他破例地对我说了很多话,无非是些家庭出身不好,更要夹着尾巴做人。多出力,少说话。之类。我根本听不进去。已在社会上浪荡了好几年的我谁也不怕。最后,他悄悄塞给我一块钱。父亲的工资在当时还算比较高的,每月45元。发薪后他给嫡母6元,我们4兄妹加上已在上班的母亲,也是人均6元,他就只剩下9块钱吃饭和零用了。

  我和弟妹们围坐着吃了我最后在家按定量给他们蒸的一次饭。每人3两米,菜只有胡豆办。因了离别,弟妹们都主动从各自的土陶罐里舀了一勺饭,默默地放进了我的陶罐里。为了一勺饭,我目睹过有亲兄弟曾打得头破血流,后来形同路人。弟妹们用自已都不能吃饱的口粮给我饯行。那年头一勺饭的价值,比现在馆子里请人吃一顿还要珍贵。那临别的一勺饭,我记了一辈子。

  母亲从棉织厂下班后,也在厂里吃了自己的定量才回来,她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我与生母的关系一直不亲密。看着她那沉默不语的样子,我还在想,她巴不得我早点滚出这个家。

  家里没有为我这次远行添置任何东西。那时年青,根本不用穿棉衣,我将冬天穿的绒衣裤塞进一个空枕头套,将平时使用的被子和床单一卷,外面包上一张油布,再使综绳打成背包,然后将几件单衣装进小羊皮箱。叮嘱了弟妹几句就出了家门。

  年青时我头脑简单感情粗糙,对离别没有半点伤感半点依恋。我背着背包拎着小皮箱和装洗漱用具的网子,一出院门就兴高彩烈地向集合地飞奔。

  在东城办事处的院子里,150名兴奋的年青人站队点名。然后,办事处的干部便将我们交给了招工人员。

晚8点整,我们在穿铁道制服的招工人员率领下列队向码头行进。两边伴随着很多送行的亲属和朋友,使队列变成了一股臃肿的人流。在路灯昏暗的石板街道上,杂乱的脚步声和队伍内外的呼叫声交织在一起,使静谧的小城之夜变得嘈杂而兴奋。

在杨家街口码头与西城街道的150人汇合后,我们依次上船。由于是本市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么多年青人集体外出,码头上就挤满了送行与看热闹的人。我同谢瑞和并排着跨上跳板,正说着:我俩都没人送……偶一回头,就发现我的两位母亲分别站在江边的人群中,她俩相互虽然隔得很远,但目光却都注视着我。我心里就一热,与生母的疏离感一下子便消失了。


选自作者《所谓草民》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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