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廷华：《广艺舟双楫》辨析（一）

《广艺舟双楫》辨析（一）

李廷华

前言

中国书法艺术在长期发展之中，形成丰富的风格面貌，然不同风格之分判依据含混模糊，其与中国文化学术之重演绎而欠归纳趋同。书家染翰终生，风格亦多变化，鲜有终身一体不变者，亦多诸体同操者，强分流别，每自扞格。故古人论书，多以书家之具体特色为说，若“二王”，若“颜柳”，若“宋四家”，若“赵董”，又多以时代风格之趋近者归擘门派，具体则多研寻于笔法章法之变化异同。及于清代，历史之积累愈见纷繁，学术之探析亦愈深细，兼斧钺森严文网密布，若唐宋时代之性情张扬，士大夫欲与帝王共治天下之风气消杀，文人心性于长期禁锢钳制中，发抒胸臆每不能，书斋生涯且长久，遂多沉潜为前代学术之梳理，以致考据之学大兴，此实社会环境外因及学术发展内在理路之凑泊也。文物出土渐繁亦助其波澜，书法一途，则尊碑之风倡焉。此一代学风，其功首在对中国书法风格学之揭橥，与西方论美学风格必以“壮美”“秀美”二者之对应为衡量。然学术之筚路蓝缕，每由粗入精，由宏至微，先朦胧后明晰，先大概后具体也。顾炎武、黄宗羲由明入清，以思想家而沉潜学术，各有《金石文字记》及《金石要例》刊布，然二著虽开有清金石学之先路，于书法观念无涉，亦不预于书法风格之学。以雄强秀弱之两极而倡论书法，最先者为经学考据大家阮元（1764——1849）。言碑帖之先，阮元于金石学已多有建白，其《集古斋藏器录》、《山左金石志》等均为以金石碑版考论书法之滥觞。至《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出，则以地域划分书法风格，将碑帖判断风格两造遽成醒豁。书法艺术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脉，早于书法而在纷繁复杂之创作现象及作品面貌中探寻美学观念，辨析不同风格，欲为浑茫幽深之中华文化分判泾渭，以文学为先。《世说新语·文学》有谓：“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1999年版810页）又若《隋书·文学传序》：“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在地域隔绝、交通不畅之时代，以南北地域人群之不同划分文学源流，虽不免牵强，亦有其因由，及至近世，南北交通辐辏，人群迁徙频繁，以地域强分文化艺术风格，则更显支绌。钱锺书先生尝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前言）视中外学术亦作一统观，岂华夏之内可强分判焉？虽然，别裁分梳以入明细，研寻流别以判肯綮，毕竟为学术之需要，亦学人所愿为。文学史有关唐宋诗之分，即不同前修，钱锺书先生所谓“诗分唐宋，人不必唐宋”，即超越前人欲探寻文化风格却自限于狭隘境地之尴尬，为风格学研究开拓通衢。惜书法学术，尚无此明晰之论也。自北宋以还，因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学术深入，金石学渐成门类，若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之先后问世，已对“碑学”启发凡之义。中历元明两代，其学未彰，而至有清，则随考据学而大兴。阮元身当乾嘉考据之世，又为朝廷文教重臣，二论肇始，风靡南北，其弟子何绍基（1799——1873）以卓越书才，绍继乃师之学，亦有《东洲草堂金石跋》、《东洲草堂金石诗》，其书作亦显然尊碑。然何氏终以自省之心，研习之验，不能堕于一偏。与其同时又有包世臣撰《艺舟双楫》，较阮氏虽云尊碑又拟调和南北书派更趋激烈，兼以邓石如书绍秦汉篆隶，与馆阁帖札异趣，亦不类康熙、乾隆尊崇之董其昌、赵孟頫一路典雅流丽之属，实蕴涵人心思变之幽微。中国文化之变异，每在自身流脉中寻觅资源，故尊碑之风，舍帖札而崇篆籀，实复古之意也。康有为之《广艺舟双楫》则为扬碑抑帖之甚者。阮元、包世臣均擅文名，各具影响，殆未若康有为以变法为号召，领百年之风气，故其《广艺舟双楫》一出，即与其变法领袖之身份形影相随，欲于书法一道得风气之变者，无不推崇南海，以致言书学以不崇北碑为卑，亦若乾、嘉间言学术以不谙考据为陋。至满清覆灭，民国代兴，旧学诸端多蒙遗老遗少之讥，民间草野遽成新潮新颖之样。康氏虽以保皇成余孽，其学则更兼时会，因变法诸人皆未若康氏有此专论书法之著也。且变法诸人，虽多文采，均未若康氏文章变幻斑斓之眩目也。综观康氏上太后、皇帝诸书，其能以一落第秀才之微，终居鼓荡风潮引领时流之要，以其文章之痛切慷慨际遇时世之风雨飘摇也。然以中国书法发展之悠远，风格分判之复杂，又非慷慨痛切之登高一呼可以涵盖其浩茫，故云康氏之文章风华绚烂可，谓其为鞭辟入理之学则非也。当康氏之说风靡之倾，即有江右学者欧阳辅（1861——1939），亦搜罗古代书法典籍为考证之学，对于金石学中之幽微，颇具只眼，在其《集古求真》序言中云：“金石之学，至国朝而极盛。金石之书，亦以国朝而至繁，然其精诣殊少，谬误孔多。有读之终卷，竟无一语可取者，有阅之令人喷饭者。……如康有为之鼎鼎大名，《广艺舟双楫》炫博市奇，实则放诞矛盾，不胜指摘。其他纯盗虚声，实繁有徒。求其具有门径，大致不差者，已不数见。求其考核精当，不愧名家者，前唯覃溪、潜研、兰泉、虚谷诸老，近唯鞫裳叶先生一人，且应后来居上。”欧阳氏所云鞫裳叶先生，即长洲叶昌炽（1849——1917），为康南海同时代人，以二十年访求之劳，积八千通碑拓之富，经十载伏案之功，撰成《语石》十卷。梁启超阅读《语石》之后云：“独出己意，有近世科学之精神，可以名世矣”（《饮冰室文集》卷四十四下）。梁启超为南海弟子，然于金石考证之学却心仪叶氏，即因《语石》乃真具学术内涵及科学精神之书。叶氏之尊碑，即凝聚心血生命，致力碑学之考订整理，探幽索微，规擘发凡，为真正继承乾、嘉考据学之精神者。现代学者胡文辉论道:“在有清廷仕宦经历的近世学人群体中，叶氏官不甚显，名不甚著；但他能专心，善著书，论传世的成绩，较之王闿运、王先谦、缪荃孙、沈曾植、柯劭忞诸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文献学而言，同时代人惟叶德辉可相匹敌，如缪荃孙、傅增湘等皆乏条理，论著述皆不及也。叶氏所著，以《藏书纪事诗》、《语石》最为不朽，曹元弼称‘两书皆独有千古’，吴郁生更谓：‘余谓著书难，本朝嘉道后人则更难。独君之《藏书纪事诗》、《语石》二编，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147页）

综观清代以来碑学诸论，阮元、包世臣、叶昌炽、欧阳辅诸人之撰，各有千秋，均未若康有为影响之巨，且以康有为之书偏颇最为显明。中国书法之风格，本于具体书家及作品之现实存在，辨析其美学意蕴，还当本实事求是之心，得见微知著之效，本文以康著每卷为序，引证各家之论，兼抒一己之臆，以就教于当今书法学术同好。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