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标志着中医临床诊疗理论体系的成熟，亦标志着治疗方法规范的创立。所谓“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历来为中医所公认、所遵奉，业已成为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始终指导着中医临床对各种病证进行有效地防治。然而，疾病是千变万化的，八法有时尚难概括所有病证的治法，因此，后人对中医治法不断加以补充、完善，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有些学者在八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八法一祛湿法、理气法、活血化瘀法、化饮祛痰法、安定法、开窍法、固涩法、驱虫法（孙国杰，涂晋文主编《中医治疗学》，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郭贞卿先生对其中涩法的论述，迥出诸家，颇堪效法，兹撷要如下。郭老指出，涩法的主要作用是固涩收脱，用于制止滑脱病症的发展，使人体气血津液不再进一步耗散的一种治疗方法。而涩药就是具有固涩收敛作用的药物。涩法治疗的病症，大体为滑肠洞泻、大便不固、便溺遗失、寝汗虚脱、喘咳上奔、久嗽亡津、精滑不禁、下血不已、崩中暴下等。涩以固脱，凡是针对固脱而设的法则，就是涩法。主要突出涩法的方剂，就是涩剂。涩剂大部分含有涩药，但有些涩剂例外，如玉屏风散、封髓丹、驻车丸、生脉散、当归六黄汤等。另外，剂型对涩法能否起效也很重要，譬如吴茱萸打烂敷足心，可以收敛头汗、唾液，如果内服，则呈温中散寒的作用，无此收敛之功，反有温散之力了。炮制亦是产生和增强固涩作用的因素之一，如龙骨、牡蛎，煅后固涩作用就会增强。 虚脱证用固涩法，从古至今在理论上早已明确，实践上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资借鉴。在中医古籍中比较占上风的说法，是涩法仅可用于虚者、脱者、病久者，为正虚无邪、滑脱不禁之证而设，凡初病、实病、暴病，或正气已虚邪实未去者，当先攻其邪，不可误用涩法。比如热痢初期、伤食腹泻、火动遗泻、血热妄行等实热证候，虽正气已虚然邪实未去，均非固涩所宜；如果实证轻易使用涩法，则正气和邪气都会被堵住，往往转生其他变证，这就是常说的有恋邪之弊。 对于这个问题，郭老认为，这样讲未免有些失之偏颇，与古今的临床实践不甚相符。她指出：所有的治法如果用之不当，都会使邪气更甚，正气更虚，而不独涩法才会使邪气留恋。反之，涩法如果使用得当、适时，不仅不恋邪，反而能有助于祛邪扶正。倘若在临床上，一定要等到病久虚象毕露后，才使用涩法，是不是有点类似渴而后掘井呢？当患者带下较多、咳嗽太频、淋下过度、痢疾颇甚，对证适当选用一些固涩之品，以止咳、涩肠、固精、止带，则有助于减轻病人的痛苦。涩药除收敛固涩作用外，还具有不同程度的抗菌消炎、滋补强壮、调节神经、血管与内分泌等生理作用。因此，应当破除一些老框框，将辨证与辨病结合起来，将理论与经验结合起来，适当地选用一些与病症相符合的固涩药物，让涩法和其他治疗方法配合起来。这样，不仅有助于治标（如止咳、止淋、止带、止痢），而且有助于治本（如补养、抗菌、协调阴阳等）。如此两全之举，有何理由弃之不用呢？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以下焦湿热诸证的治疗为例，来加以说明。由于肾司二便，肝络前阴，胆降于肠，膀胱通于尿道，所以，利尿通便乃是驱除下焦湿热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通的目的并不在于通利，而是为了借通利以排出废物和病邪，从而恢复人体功能活动的正常和协调，因此，不能因为强调通而走上另一个极端，忘记了涩。通因通用作为一种祛邪外出的手段，其作用原理并非单纯在于泻下大便和通利小便。中医学中通因通用的方药，其本身还具有治疗湿热的作用，即通过其他途径，对湿热产生遏止和消除的作用，并非单纯在于一个通字。常用来通下大便的大黄，其作用就不仅在于泻下，而且还能消导积滞，荡涤胃肠，推陈出新，活血化瘀、止血，清降邪火，釜底抽薪。根据现代药理研究，大黄对痢疾杆菌、伤寒杆菌、霍乱弧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白喉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肺炎双球菌、炭疽杆菌等，均有较强的抗菌作用。因此，大黄配伍在清热解毒利湿等方剂中，除了能通过通利大便，以利排邪外出外，还有加强清热解毒的作用，单纯通利大便，无异于没有用药之下泻一样，是不能有效地治疗下焦湿热的。 同理，固涩药也并非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只起收涩敛聚作用，不少固涩药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抗菌、生津、滋阴、强壮等作用，纯粹收涩的药物极少。譬如山茱萸、乌梅、五味子、诃子、石榴皮、金樱子、五倍子等固涩药物，都有不同程度和范围的抗菌或抑菌作用。赤石脂一类以涩为主的药物，又有吸附消化道的有毒物质，实际上起到祛邪作用。其他如樗根白皮等，传统上都用于湿热痢疾和湿热带下；龙骨、牡蛎、石莲子等，常使用于邪气正盛的下焦湿热证中。总之，收涩药是能通过多种不同的扶正、祛邪以及缓解症状等途径，而起到固涩滑脱症状的作用。我们决不能简单地用“收涩敛聚” 一说，去嚢括涩法和收涩药的全部作用，因而认为固涩法与固涩药物只能起到截止和阻遏邪气出路的作用。 寓涩于通之中，方能通而不伤正；寓通于涩之中，才会使涩而不固邪。在下焦湿热证中，将固涩药与清利湿热药结合，就能相反相成，两全其美。适当加清化湿热，通利膀胱，以治疗膏淋的要方萆薢饮（《医学心悟》）中，即有文蛤粉和莲子肉；治脾胃湿热下注膀胱的萆薢分清饮（《直指方》），即有乌药、益智仁，此二药与山药配伍，即为固涩小便的名方缩泉丸。湿热痢中，常用方剂芍药汤（《宣明论》）的主药是酸收之芍药；而张锡纯的化滞汤中，选用了酸收之芍药、山楂；燮理汤中，有生山药、芍药。湿热下注扰动精室的遗精，《卫生宝鉴》用猪肚丸，方中就有牡蛎，而一般治疗湿热遗精之证，亦常选用一些固涩药物。肝郁化热，湿热下注的带下病，《医学入门》用侧柏樗皮丸，方中有固涩之樗根白皮。张锡纯的易黄汤，亦用芡实、山药各30克：清带汤，用龙骨、牡蛎、山药以固涩。由于中药多为动物、植物和矿物成分，其结构不能与收敛的西药相提并论，其作用机制极其复杂，必须打破过去片面地看待涩法和涩药的陈旧观点。 郭老根据家传的经验并结合自己对文献的学习，主张在治疗咳嗽、崩漏、带下、遗精、下痢、泄泻、汗出、喘息、潮热等病势向外一类疾病时，虽并无明显虚象，也将涩法与他法配合，利用相反相成以达到邪去正安的目的。这样做的理论根据在于：人体的气血津液贵在流通，但它们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和轨道上流通方为正常，而保证这种正常流通的就是人体收敛功能，离开了人体的收敛功能，就会出现气脱、血溢、汗泄、二便滑脱等症状。用涩法和涩药就是帮助人体收敛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从防微杜渐这种意义上说，邪实或早期使用涩法，并非不可理解。 举例：1）以带下为例，一般谓带下黄稠腥臭属实热者，须清化湿热，不能使用固涩法，只有对带下清稀无臭之偏寒者， 才能使用固涩法。但临床上，她治湿热带下，不论红白黄色，只要属于实证热证，就常在重用清热解毒的同时，选配牡蛎、龙骨、樗根白皮、白果、山药、芡实、山茱萸之类以固涩。特别是山茱萸，用于红白相兼带下，有显著疗效，缺药时，可以金樱子、乌梅炭、生山药合用相代。通过妇科检查，发现对愈合宫颈糜烂、减少炎症部位渗出物，均有良好作用。2）对痢疾的治疗，她虽常选芍药汤、白头翁汤、葛根黄芩黄连汤等，但均选加收涩药物如石榴皮、赤石脂、五倍子等。伤阴时，选加乌梅；脾虚时，选加山药等。对于那种里急后重，下坠感特别明显者，她常用大黄类攻下药与收敛药同用，每收捷效。3）至于外感内伤咳嗽而痰多者，虽日久不愈，先应祛痰，不可早用涩法，以防恋邪之说，也不可过于拘泥。郭老在临床上感到，纵然久咳不愈，耗气伤阴，致使痰少难咳者，不配伍化痰之品，单用敛肺之药，咳虽减少，但却常会使痰不易咳出，导致胸闷等症。 因此，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使用涩法的早晚，而在于如何使用涩法。《伤寒论》中的小青龙汤能解表化饮，用于非有痰饮兼感风寒的病症，方中就有收涩药物五味子半升，白芍三两，剂景并不少于发散之麻黄、桂枝，这种收与散相配伍的方法，可谓仲景之创举。补气固表止汗的玉屏风散，临床上老幼感冒风寒，她常将此方作为基本方去加减使用而收良效。 另外，涩法用于实证，还可以避免和减少祛邪药的不良反应，以及防止药力过度而造成伤正的情况。如《伤寒论》大青龙汤方下说汗出多者，温粉扑之。”《伤寒论》所用的温粉究系何物，书中未曾记载，但使用的目的在于遏止大青龙汤所致汗出过多的作用却是显明的。根据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是用煅龙骨、煅牡蛎末、黄芪末各9克，糯米粉30克，诸药合匀，用稀绢包，扑身。此亦属涩法范畴。 郭老明确指出：那种认为涩法是为纯虚无邪，滑脱不禁之证而设，若邪不去，当先攻其邪，不可误用涩法，需待邪去才用固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此种观点是把涩法和治疗复杂疾病割裂开来，它只注意到使用固涩方法不当会导致收敛邪气并使之不易祛除的一面，但忽视了利用涩法的收敛作用可以起到扶正和祛邪作用的一面。涩法作为一种治疗方法，也同其他治疗方法一样，各自有其适应范围，不能相互取代，只能相互补充、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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