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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兰芝被遣原因探究
《孔雀东南飞》开篇就说兰芝在十几岁时接受了系统的家学教育，琴棋书画、女红纺织无所不通，这种贤良淑德的女子本该到夫家后琴瑟和鸣、夫唱妇随，但是短短的三年间，兰芝就被逼迫走上了被休遭遣最终投水殉情的悲惨之路。我所分析的大致原因如下：
1：婆媳性格的不合导致矛盾激化无法调和。婆婆和儿媳妇在我国早期典籍中分别称为“姑”和“妇”，《说文》曰：“姑者，夫母也”，《尔雅.释亲》也说：“子之妻为妇，又女子已嫁曰妇，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说文》曰：“威，姑也，从女从戍”，“威”字构形似执钺者威势逼人，让“妇”知其威权而生畏惧，可见“威”字的取象充分说明出古代作婆婆的对媳妇的威慑作用。在古代早期宗法社会中对婆媳关系有着非常明显的尊卑之分，媳妇在夫家的起居饮食、言谈举止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比如每天要早于公婆起床，准备好早餐，侍奉于床前；早晚要向公婆、舅姑道安；态度要毕恭毕敬，说话要轻声细语，走路要踮起脚以免有响动；不能有斜视或者不满的情绪表露，从天不亮起床到夜半三更入寝，只能围着锅台转或者坐在纺车边劳动，几乎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经济上也不能有个人储蓄，即使是娘家的赐赠也要交给婆婆，婆婆允许媳妇留着才能收藏起来。所以，婆婆在家庭中拥有很大的权力。在焦仲卿家里，因为父亲的早逝，焦母自然就是封建大家长的代表，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尊严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儿子，也要求必须顺从她。而刘兰芝却有着个人追求和思想，她简单的认为自己走的端、行得正，勤劳持家、孝敬婆婆，就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因此在面对婆婆的“无理取闹”时无法忍气吞声，尽管她知道婆婆已经有把自己遣送回家的打算，仍不考虑如何缓和婆媳关系，如何维系和丈夫之间的婚姻关系，反而主动对焦仲卿提出自己要求离开焦家，“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人生就是如此，“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即使刘兰芝提出的主动遣归可能是向丈夫的求诉，希望丈夫能了解到自己的处境能主动维护妻子，但她性格的执拗注定了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最终只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从向焦母辞行的言谈举止间也反映了她不卑不亢的个性，试想，在古代封建家长制的社会风气中，焦母对于感受到的家庭地位和尊严的威胁，怎么还会和刘兰芝和平的相处呢？“相遣归”自然是早晚的事情了。
2：兰芝婚后未生育子嗣是被遣归的根本原因。从《孔雀东南飞》全诗中可以看到，根本未提及焦、刘两人生育子女，而且即使在刘兰芝被遣送回家之前向婆婆和小姑辞别时，也只是“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丝毫没有白居易在《母别子》诗中描述的“母别子，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的母子被迫分离的悲惨场面，如果兰芝有子的话，诗中是不可能不描述母子别离的场景。《大戴礼记.本命》记载了古代合法休妻的七个理由：“不顺父母者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如果女子婚后不能“广家族、繁子孙”，就是触犯了封建礼教的大忌，更何况兰芝婚后三年都不能诞下子嗣呢。其实即使放在现今社会，一对夫妇结婚两三年都没有生子，也会有好事者关切殷殷，有些长辈也会着急，更何况是在古代，单是那周围的闲言碎语就能把人淹死。焦家人丁单薄，只有焦仲卿一根独苗，焦母对儿媳的一直无生育的现实也必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既包括了好论人家长里短的妇人们冷言冷语，也包括了自己对焦家可能后继无人的焦虑和惶恐。在这种内外压力下，焦母心中窝火是必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婆婆对媳妇的“恨屋及屋”的举动也就不足为怪了，最终导致婆媳不合的“无礼节”、“自专由”都不过是借口罢了。
3：刘兰芝投水赴死原因探究
关于刘兰芝为何在同意改嫁后与太守子成亲时投水自尽的原因，有些人认为是兰芝自幼的家学教育使自己无法违背女子的“三从四德”，无法面对“改嫁”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所致。其实，关于刘兰芝“改嫁”问题，在两汉时期看起来与社会传统观念悖离，但实际上以“守节”作为衡量女子品质好坏的标准是在宋元以后才逐步走向极端，宋元以前的人们对于“再嫁”的认识是比较客观和包容的。比如东汉末年曹操后妻卞皇后（曹丕的母亲）就是倡家出身，而曹丕的皇后甑氏曾经是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妻子，这些都是“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的时代社会风气最好体现。及至唐代文学大家韩愈的女儿，甚至是在北宋时期范仲淹的母亲和媳妇也都有“从二夫”的经历。只是到了南宋，在道学家的极力提倡下“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自此开始毒害妇女了。像有人问北宋理学家程颐：“有的寡妇很贫穷，生活无所依靠，可以再嫁吗”？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这以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成为封建道学家们的口头禅了。所以，在东汉末年的社会氛围中，刘兰芝是不可能因为“再嫁”就简单选择投水自尽的。
兰芝真正的压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她寄予希望的丈夫的所作所为一次次的让她失望，最后到悲观绝望；二是她刚毅的性格无法和现实相妥协，最终只能以死相抗争，表达自己的愤慨。兰芝的丈夫焦仲卿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一张苍白善良的面孔，一个拘谨懦弱的灵魂，一个语言多于行动、耽于幻想的白面书生，虽然她深爱着妻子，但却有着致命的性格缺陷。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时，先是婉“启”，继而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的房中对着兰芝“哽咽不能语”，一直以来逆来顺受的性格使他无法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积极办法，只能整日的幻想，希图通过时间来稀释矛盾，完全没有想过刘兰芝一旦被遣后所要面临的尴尬处境。而且在兰芝回家后，也没有见到焦仲卿采取过任何积极的行动来挽救这段婚姻，女子出嫁后被休，是何等的耻辱，以至于“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悲催”，而焦仲卿并未作任何的解释工作，没有给兰芝的母亲和兄长任何的交待，只是留给兰芝一个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誓言就轻松“报府”去了，这是典型的回避矛盾、懦弱逃避的行为，把一切的难堪、煎熬都留给弱小的女子独自承受。兰芝在一次次独自面对困境后心力交瘁，只能虚与委蛇的应承下和太守子的婚事借以拖延时间，可是面对急匆匆赶来的焦仲卿毫无道理的空话和讽刺，最终彻底对这个懦弱和不成熟的丈夫绝望了，对以后的人生也绝望，唯赴死而已！
刘兰芝在汉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培养了她自尊自强的自主意识，促成了她敢于追求自我、追求理想爱情的勇气，但也正是这种真实的人性渴望加速了她在封建社会的陨落。面对世俗所趋的荣华富贵她视若浮云，为了自尊和追求爱情，她宁可舍弃一切，甚至是生命，她的抗争只是一种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一种不自觉地冲突，美国著名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曾经说过：“不自由，毋宁死”，而兰芝就是在用行动和生命来诠释着自己的理解。
此外，兰芝的赴死也是在“从夫”和“从父”两难道德冲突中不得已的选择。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后，刘兰芝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给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一是谨守与焦仲卿的约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情，后者谓之“从夫”之义，在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兰芝选择了后者。兰芝被遣送回家虽然让娘家蒙羞，刘兄固然势利，但他要求被损坏的家族尊严得到修补也并非不合情理，在那个时代，兰芝也只能用自遣来捍卫自己的尊严，用允婚来修补娘家的体面，用殉情来回报仲卿的爱情。虽然她选择的以死殉情这种消极做法无法改变封建家长制给自己安排的命运，但她以勇敢地挑战所焕发出的忠于爱情的人性光辉，激起了后世许许多多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和婚姻而继续反抗的斗争，这也正是几千年来人们歌颂兰芝的原因所在。
三：刘兰芝评述
刘兰芝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女子，从出生的嘤嘤啼哭到出落得亭亭玉立，她的父母也付出了许多心血，也期望她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嫁到焦仲卿家中为妇，她也曾渴望过爱情，和其他女子一样幻想过和丈夫的你侬我侬、忒煞情多，因此她尽心的操持家务，侍奉婆婆和小姑，就是希望自己能得到焦家人的肯定和容纳，为自己和丈夫的爱情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可是一切的努力最终被多年无子的现实所打破，而独立倔强的性格更是给婆媳间的矛盾雪上加霜，封建社会中年轻女子卑微的地位更加使一切人都漠视了她们的感受和权利，没有人在乎她们是否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而是觉得她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种陡然激化的矛盾让未满二十岁的韶华女子也不知所措，她也试图独自挽救或者让丈夫、亲人帮助她，但当这些希冀都一一破灭后，这个在现今社会或许刚刚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未经多少世事的女孩，就用最极端的方式向人们表达了最悲愤的不满，也匆匆走完了不满二十岁的短暂人生，像一朵鲜花凋零般的生命消逝了。
刘兰芝是一个完全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女子，一个不慕权势、不爱金钱、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朴实善良的女子，为了维护夫妻恩爱的纯洁而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那忠于爱情、甘愿为情而死的精神令人感佩。她和焦仲卿的爱情是美丽的，同时也是悲惨的，刘兰芝的悲剧是二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劳动妇女悲剧的缩影。我想透过刘兰芝这个“小人物”的一生，应该使我们警醒，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不受年龄、性别、金钱、身份地位的约束，我们不但要平等的对待别人，也要保护其他任何人的权利自由行使，只有这样，悲剧才能不会重演，每个人才能真正的谱写完属于自己的生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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