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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吴·青瓷釉下彩羽人纹盘口壶： 圆弧形盖，盖钮作回首鸟形。盘口，束颈，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腹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首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胎上通体绘有褐彩纹饰，笔墨流畅，气韵生动，是我国迄今所见以绘画技术美化瓷器的最早器物，堪称早期瓷器中的艺术珍品。该器1983年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吴墓出土，现藏于南京六朝博物馆。 越窑是我国古代极其重要的青瓷瓷窑，产地在浙江上虞、慈溪一带，经东汉末年成熟青瓷的烧造，经东吴（三国）、两晋、南朝、隋唐至北宋，跨度近900年之久。而在这窑火更迭延续的近900年中，林士民先生又将期划分为“先越窑”、“早期越窑”和“越窑”三个阶段[林士民，《漫谈早期越窑青瓷》、《青瓷与越窑》]。 “先越窑”时期，即陶与原始瓷合烧阶段，逐步向专烧原始瓷阶段过渡，再到原始瓷与成熟瓷合烧阶段。通常，陶瓷史上认为之东汉既已出现成熟瓷[硅酸盐协会，《中国陶瓷史》]。“早期越窑”时期，从东汉晚期至南朝，在宁波、绍兴一带，烧造时间达500年之久。而“越窑”阶段，通常认为起自中晚唐而终于北宋。 对于“先越窑”时期，即陶与原始瓷合烧阶段，结合对上虞地区东汉期间的36处窑址考察表明，在东汉前期的窑址中，仍是陶质器皿为主，产品有罍、瓿、罐、壶、盆等，间或有施釉器物，也是质地粗劣，只能说是釉陶制品，而胎质较为坚致的原始瓷则仅占很少数。在东汉中期，原始瓷制品数量明显有所增长，而且在产品质量上也有所提升，器物种类计有壶、钟、罐、缽、盆、盘、耳杯、五联罐等。 由最初烧制陶为主，兼烧少量原始瓷，逐步向陶器数量减少而原始瓷增多过渡，陶器与原始瓷的生产分家，最终形成单纯地烧造原始瓷器，并有部分成熟瓷器的出现，是在东汉晚期或稍前完成。并且这一过程并不限于上虞地区，在温州永嘉、宁波也是如此。 在“早期越窑”中，时间跨度大致从东汉末期至南朝，产品种类大体从壶、罍、瓿等青铜器造型演变来的器型逐渐向盘、碗、缽一类的生活用具过渡；冥器中，五管瓶、堆塑罐也逐渐由鸡圈、猪舍等与生活相关性更强的模型所代替，各类冥器西晋以后也极少见到。早期越窑的瓷胎是石英—高岭—绢云母类的成分，因氧化铝的含量相对较低而胎体往往较厚；釉质方面，铁在还原气氛下成青或青黄颜色，16%~20%的氧化钙含量，属石灰釉。而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创始期、发展期、繁荣期、停滞期和低落期5个阶段。 创时期，从东汉晚期始，这时的主要器物有盆、壶、罍、瓿、盘、罐、泡菜坛、碗、盏、缽、耳杯、唾壶、薰炉、洗等，冥器中，有五管瓶、鬼灶、井等，而且这一时期的成熟瓷器在造型上多模仿当时的青铜器或漆器造型（西汉时期的原始瓷器，则在造型上模仿青铜礼器。这点与东汉末成熟青瓷加以区分）。[李军，《论早期越窑青瓷》]瓷胎灰白，胎质紧密；釉层丰厚均匀，光润青翠，碗、盏类内满釉外半釉，壶、罐类外壁施釉内壁露胎，胎釉结合紧密。器物纹饰上，由于当时人民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惯，多数器物的装饰集中在口沿、肩、腹上部，常见弦纹、水波纹、点线纹饰、镂孔或堆贴等，并且沿用了原始瓷泥条盘筑工艺下麻布纹、网格纹、蝶形纹等基于拍打形成的纹饰。 而从弦纹、水波纹为表现的复线装饰上来看，在规律中显示一种不规则，在单调中蕴含动感旋律，是东汉晚期浙东青瓷所藏的美学原理，即利用不断线条的重复，在重复中寻求变化[林士民，《青瓷与越窑》]。 发展期，三国·吴，主要器物有罐、壶、碗、耳杯、印纹罍、槅、勺、缽、罂、尊，香薰、三足奁、唾盂、虎子、澄滤器，蛙形水盂、熊形灯、三足砚，猪圈、鸡笼、灶、井、火盆、堆塑罐等。[李军，《论早期越窑青瓷》]这一时期器物造型较东汉时期更为多样，其中槅、勺、蛙形水盂、熊形灯、尊、三足砚及鸡笼等为这一时期新出现造型。这一时期的器物形状多呈矮扁浑圆，平底内凹，在装饰上，纹饰逐渐趋于繁缛，除保留弦纹、水波纹外，又开始出现斜方格网纹、戳印联珠纹及各种组合式纹带，铺首衔环、龙、虎、佛像等印模装饰。 三国时期，社会动荡，导致各民族之间的大范围迁移、融合，大量的北方人口南下，带来各地不同行业的生产工艺技术，其相互间的交流，大大活跃了思想意识与审美观念，与此同时，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以及先民传统的原始宗教巫术图腾崇拜的延续，反应在制瓷业上是大量如佛像、动物的装饰形象。如“熊”的形象广泛应用与远古文化有关，据考，黄帝部落号“有熊氏”，是以熊为图腾，熊是黄河流域某些原始氏族的象征[林士民，《青瓷与越窑》]。 繁荣期，西晋，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物资料最多、最丰富，主要器物有壶、罐、碟、碗、盏、盆、耳杯、罍、缽、扁壶、簋、盂、罂，砚、蛙形盂、兔形水注，香薰、洗、狮子烛台、虎子、唾壶、槅盘、神兽尊，小冥器如火盆、扫帚、簸箕及鸡笼、牛厩、鹅圈、羊圈、堆塑罐、镇墓兽、瓷俑等[李军，《论早期越窑青瓷》]。在装饰方面，“带式”纹样一般有方格、弦纹、联珠、花蕊组成，也有斜线篦点纹、忍冬纹及龙、凤、虎等交替。多数带式纹样上再配以铺首花纹，印模佛像等。罐、壶的肩部开始出现鸡首、牛首、鹰首等堆、塑、贴的装饰手法；镂孔装饰从简单的圆到三角形、树叶形的开孔[林士民，《漫谈早期越窑青瓷》；李军，《论早期越窑青瓷》]。 停滞期，东晋，这一时期的青瓷出土，在数量与种类上已较西晋减少，主要器物有缽、碗、碟、罐、盘、盘口壶、盆、大耳杯、鸡首壶，尊、唾壶、洗、虎子、香薰、灯具、水盂、砚等。这一时期器物主要集中在生活器皿和日常用器两类。小冥器和堆塑罐消失，鸡头壶较为流行。在器物纹饰方面，以“咸康”为界，此前方格纹、网纹、联珠纹等延续西晋风格，此后上述纹饰基本不见，弦纹与褐彩开始流行，动物纹样亦较先前呆板。 低落期，南朝，从这一时期的纪年墓出土等考古资料看，越窑青瓷品种、种类最为稀少。种类有罐、碟、杯、壶、鸡首壶、碗、缽、盘、盅、尊、日常用具灯等。随葬品则以盘、碗、盘口壶为主，盘碗往往多件出现，大小组合。而这一时期的纹饰，因佛教在当时社会的发展扩大，器物上的莲瓣纹开始普及，如盘、碗、盏内外壁饰有2~4条复线组成的6、7、10、11瓣不等的尖角状莲瓣纹，内底中心或有的饰莲实纹。 纵观早期越窑的器型发展变化，从东吴至西晋比较矮胖、古拙，东晋时逐渐增高，至南朝时期变成修长高身发展。但唾壶的造型则呈现反向的由高向低的变化趋势。 在器物装饰的发展上，因东汉时期人民席地而坐的生活起居方式，器物的装饰纹样多表现欲口沿、肩部、上腹部位置，在泥条盘筑的器物上，依旧留有网格、叶脉、菱形等纹饰，在这些器物的器耳，多为杉或羽毛纹饰；在拉坯成型的器物中，则可见布纹、绳纹、点线纹及水波纹及小型圆孔装饰。三国东吴至西晋时期，开始出现各种拟动物形象或以动物形象做装饰的器物，“带式纹样”即有方格、弦纹、联珠纹或花蕊纹组成的带式纹样，或配以铺首，另有羽人、佛像、胡人等或贴或塑的装饰特点出现。在冥器中，出现的如猪窝、狗圈、鸡笼等，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东晋以来，随着社会的动荡，浙东的窑业开始走下坡路，之前可以见到的组合纹样开始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弦纹点彩一类简单装饰。南朝至隋，青瓷窑业的遗址数量、器物纹饰装饰复杂度，都在向衰退时期发展。 而越窑的发展，大致在盛唐时期再次得到兴盛，如陆羽(733-804年)在其《茶经》中既有“越州上，鼎州、婺州次……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的记述，这段文字除了将越窑同北方白瓷代表的邢窑对比外，还有江西、安徽等地的其他产品在比较之列，从而得出“越州上”的结论，可见越州窑的成熟。唐晚期及五代时期发展出秘色瓷的高峰，如晚唐五代时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中有“……陶成先得贡吾君。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的记述，可见当时秘色瓷作为朝廷贡品的事实及其精美程度。而随着法门寺地宫出土《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中明确了13件秘色瓷，“……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疊子共六枚……”，与地宫内实物相一致，从而明确了秘色瓷的样貌；而近年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发现，则确定了秘色瓷的产地。并且，越窑的影响随着9世纪初期海上贸易在韩国、日本、苏门答腊及北非等地，得到广泛的传播，甚至越窑青瓷的烧造技术随海上贸易传至新罗，促使了高丽青瓷的产生。 这一时期的越窑发展，以慈溪上林湖地区为越窑生产中心区域，唐至北宋时期的产品大致种类有碗、壶、缽、罐、盘、洗、簋、水盂、砚、盒、托具及灯盏等。这段时期器物纹饰的发展，从光素无纹饰逐渐向细线划花过渡，并出现花口、瓜棱形器物，至晚唐五代期间造型更加富于曲线变化。器物的胎体至晚唐五代期间较唐初变得更薄，在碗等器物的底足，也逐步由玉璧底向圈足变化。 纵观这一时期的越窑产品，以法门寺出土秘色瓷为最，而结合近来对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现，可证实秘色瓷为晚唐至五代期间上林湖后司岙处工艺精良的越窑产品。除此，如宁波和义路出土瓜棱执壶、带銎执壶、海棠式杯、荷叶纹碗等，亦不失为越窑优秀产品的代表。 而法门寺出土秘色瓷器中，以碗为例，可分二式：一式碗，口沿呈五瓣莲花形，三角形曲口用刀切削，通体素面，腹斜下收，腹中部微外折，大圈足较高，下外侈，圈足与底接茬处有裂痕，腹壁有五道内凸外凹竖线，使器与口沿自然形成五瓣，胎壁下厚上渐薄，通体施青釉、泛湖绿，圈足跟稍有露胎，入藏时用印有替花仕女图的薄纸包裹，碗外壁留有眉目冠带清晰的墨迹仕女图案及片片纸屑。二式碗，平折沿，尖唇，斜腹微鼓，底内平外下凹，外底留有烧制时的16个不规则支钉，胎色灰白，胎壁较薄，通体施青釉，稍微泛湖绿，外底中心有米糊装具有米糊状聚釉痕迹。碗底亦有墨迹仕女图。 越窑窑火的烧讫时间，通常认为在北宋期间，至于是北宋中期或晚期何时开始衰弱，则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如蒋赞初《谈关于越窑和秘色瓷的兴衰》中的看法是“衰于北宋中后期”[《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李刚《论越窑衰弱于龙泉窑兴起》中的看法是“大约是在北宋中后期衰弱的”[《越瓷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慈溪博物馆的《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2年）的观点是“从北宋晚期衰落”，沈岳明《越窑概论》中的看法是“从北宋中期开始走下坡路，晚期衰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五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又或者，李家治等《从工艺技术讨论越窑青釉瓷兴衰》中的看法是“衰弱于南宋”[《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第五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 结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寺龙口越窑址》（文物出版社，2002年）中指出，北宋中期的产品质量较北宋早期的明显下降外，在烧造工艺上甚至出现了明火叠烧的方法。这点，在生产工艺上无疑是倒退的。从更为全面的考古资料上看，在上林湖、古银锭湖、白洋湖、里杜湖窑区的窑址数量，也是北宋晚期明显少于北宋早、中期，同时产品质量下降，废品率提升。 至于衰弱于南宋的说法，结合古银锭湖开刀山窑址的发掘资料看（即“官窑型”），产品釉面较厚，呈乳浊状，一般做淡青灰色，胎位灰色或深灰色，裸胎部分呈紫红色，产品器型与南宋早期亦有所差别[慈溪市博物馆，《上林湖越窑》]。就其花盆残片看，与杭州老虎洞修内司窑花盆残片相似，而修内司窑的烧造时间大致应在绍兴十四年（1144年）至嘉泰四年（1204年）间（林正贤，杭州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绍兴十四年”观点；李举民，《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8期，“嘉泰四年”观点）。除此，这批瓷器中的瓶和鬲式炉残片与南宋中晚期龙泉窑产品近似，尤其是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同类器物基本相同。而遂宁窖藏似应在南宋遂宁府废弃时期，而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的可能性比较大[遂宁博物馆，《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第4期]。可见，开刀山窑址资料大概在绍兴十四年（1144年）至13世纪早期。该处窑口的产品在釉质上变为乳浊釉，且器物在规整程度上亦不如修内司窑，且碗、盘、瓶、花盆等器物外壁施釉不及底，仅至外壁中部或略上。 以上情况说明，这时的越窑失去了原有鼎盛时如冰类玉的釉色特征，在产品质量上也不能与同期产品比肩，越窑产品在当时的瓷器行业发展中失去自己的优势，而处于盲目跟从的劣势地位。而那种能够“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越窑，其终止烧造的大致时期还应是北宋期间。 编辑：杨 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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