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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的符号哲学转向及其语言学意义 ［摘要］卡西尔的符号哲学同２０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一道，反映了哲学在面对生存危机时所做出的应对和调整。卡西尔对符号的理解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过程。通过把神话学研究的发现融入其理论，卡西尔才真正实现了其哲学的符号转向。卡西尔的符号哲学指出了语言在发生学上同神话的密切关联，从而有助于排除语言学研究中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困惑，明晰语言的本质，并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卡西尔；符号哲学；语言；转向 作为当代西方文化哲学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卡西尔的理论，不仅在２０世纪初产生了很大震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作为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的一个标志性命题，“人是符号的动物”在哲学爱好者中耳熟能详，已经成为标志着人类的自我认识所能达到的深度的一句名言。卡西尔从符号的视角对人类文化的剖析和解读，使人领略了文化的实质和文化创造的真相。卡西尔的符号哲学对于解释人类的语言现象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从符号的窗口审视语言，卡西尔开辟了探索语言起源及其本质的崭新研究方向。 一、哲学的语言转向与语言哲学的误区 “语言转向”是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语言转向的发生不仅与分析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还进而引起思想界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再思考，并影响到此后哲学的总体走向。“语言转向”是哲学在巨大的危机面前寻找出路的结果。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哲学的研究空间被日益压缩，它的合法性和存在价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西方哲学有三大研究主题：上帝、物质和灵魂。启蒙运动对科学和理性的弘扬极大地削弱了宗教，并使上帝在哲学领域的重要性严重降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使传统哲学对自然的谬误百出的解释成为笑谈。到了２０世纪初，仅剩下人类的灵魂和精神仍旧归属于哲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心理学的发展又使哲学面临着失去这个最后根据地的危险。心理学力图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人的思想和意识，力图证明人的思想和意识也能够纳入经验科学的解释系统。如果人的思想和意识能够最终为实证科学所征服，那么，哲学就将彻底失去它所有的研究对象，它的穷途末路就真的到来了。 在巨大的挑战面前，哲学并没有消亡。哲学把心理学所带来的危机变成了其涅槃重生的机会。给哲学带来这个转机的是逻辑学的发展。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逻辑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弗雷格、罗素和怀特海等人的研究揭示了数学和逻辑的密切关联。弗雷格认为，思想领域的规律就是逻辑规律，它是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的思维的客观存在。弗雷格等人的数理逻辑理论说明，实证科学并不能统摄一切；在实证科学咄咄逼人的进攻之下，保留一片精神的“净土”是可能的。 这片精神的“净土”就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开辟了把逻辑分析应用于语言的新的哲学领域，它的出现也标志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真正开始。“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分析哲学中最具影响的哲学理论之一，它开启了分析哲学研究的典型范式———以逻辑分析为工具来处理传统的哲学问题。”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命题的逻辑结构不同于它的语法结构，它蕴含的意义也不等于它表达出的意思。命题的真正意义是逻辑结构所决定的，需要经过逻辑分析才能揭示其结构和意义，这是避免日常语言的表达所引起的矛盾和混乱的有效途径。“通过语言的意义来界定逻辑的基础、性质和作用，必然会通向一个超越物理的和心理的经验的新领域。”因此，哲学家们开始对传统形而上学命题、科学命题以及日常语言的逻辑基础和语言意义进行分析，从而开拓出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实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不但使哲学暂时逃过了心理主义的紧逼，而且为澄清传统哲学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在卡尔纳普看来，分析哲学使“哲学就最后归结为逻辑学了”。他将语义学分为描述的语义学和逻辑的语义学，前者是对语义进行经验研究的科学，后者是对语义规则进行逻辑分析的科学。卡尔纳普所从事的就是逻辑语义学的研究，它不涉及语言在经验层面的特征和现象，而是从逻辑的角度研究语义规则体系。逻辑语义学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拒斥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命题由于不能通过对其语言所做的逻辑分析而成为假陈述，形而上学因而被架空。“形而上学的句子是些假句子，通过逻辑分析，它们或者被证明为空洞的词语，或者被证实违反了语义规则。在所谓的哲学问题中，唯一有意义的问题是那些关于科学逻辑的问题。”卡尔纳普还尝试构造人工的形式化语言作为统一的科学语言，他设想一种逻辑语言可以成为普遍的物理语言。所以，在卡尔纳普的视野里，语言与逻辑之间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关系：如果说词汇是语言的材料，那么，逻辑就是语言的骨架，它规定着语言的结构。 维特根斯坦同样坚持语言、逻辑和关于世界的事实的同构性。他认为，语言是关于世界的图式，每一个命题都是描述一个事实的图式，语言是一个由无数的小图式按照逻辑结构所组成的大图式。“要在语言中表现某种与逻辑矛盾的东西，同在几何学中要用坐标来表现与空间规律矛盾的图形，或求出一个不存在的点的坐标一样地不可能。”只有通过合乎逻辑的语言才能正确说明和思考世界，世界的真实面目也只有通过合乎逻辑的语言才能向人类敞开。 卡西尔的哲学历程是从分析哲学的思考开始的。他发现，分析哲学存在着一个严重弊端，即其片面性。分析哲学虽然使哲学逃脱了心理主义的“绞杀”，从而缓解了生存危机，但是，它也为哲学带来了新问题。逻辑实证主义的以逻辑为架构的科学语言排斥形而上学，但是，当它试图用这种科学语言建构统一的科学世界时，却无意中使语言和逻辑成为了新的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宣扬科学运动的统一性和“科学的世界观”，但在卡西尔看来，这种世界观的问题所在，就是它的片面性。这种片面的哲学赋予一种特别的现象统帅性的地位，把所有其他现象都贬低为从属和派生性质的。卡西尔反对这种把科学看作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顶峰，然后把其他的一切文化形式都看作前科学的发展阶段的观念。在他看来，这意味着片面性和绝对化，而哲学需要做的，就是摆脱这种对世界的单一化的解释。卡西尔认为，有必要批判这种世界观，特别是揭示其片面性的误区。卡西尔认为，分析哲学仅仅满足于认识论的立场，仅仅是把世界当作知识的对象，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哲学还要从其他的角度呈现世界。道德、宗教、政治、艺术都应该是呈现世界的窗口，并不是只有科学才具有这样的功能。 卡西尔还区分了三种哲学，它们分别赋予三种基本现象———主观性、行动、客体以特权，它们分别用我、你和它三种语境来观察和解释世界。虽然这三种语境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但是它们之间又不可以彼此混同，或者把一种归结为另一种。如果给予某一语境特殊对待，并把其他的视角还原为这种视角，就会陷入“还原主义”的误区，从而扭曲和误解了基本的、经验的现象。在卡西尔看来，逻辑实证主义就犯下了这种“以偏概全”的还原主义的过错。他批评弗雷泽把神话看作“原始科学”，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既误解了神话，也误解了科学。他指出，科学试图以纯粹客观的态度描述作为“它”的世界，而神话是万物有灵论的，它关注生活的统一性，所以，神话与科学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把神话看作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是不对的。卡西尔还以占星术为例说明科学与神话的本质区别。尽管文艺复兴时的占星术有着一套使用数学计算的高度符号化的推演模式，尽管卡西尔承认其为人类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它不是科学，而是体系化的神话学。“现在人们一般都公认，把神话和巫术看成是典型的因果论的或说明性的观念，乃是非常不适当的。我们不能把神话归结为某种静止不变的要素，而必须努力从它的内在生命力中去把握它，从它的运动性和多面性中去把握它，总之要从它的动力学原则中去把握它。” 那么，如何在坚持语言转向所开辟的方向的同时，又避免其片面性的弊病呢？卡西尔给出的答案是符号。在卡西尔看来，科学、宗教、艺术、语言代表了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而人类文化的创造与生成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人类对于符号媒介的成功运用。“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是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必须依赖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 卡西尔曾经认为，在人类各种符号化的文化形式中，语言是符号功能的最完美体现。因此，在他的三卷本关于符号形式的哲学论著中，语言居于首要的位置。但是，他在肯定语言的同时也承认人类其他的符号体系，并试图区分不同的符号体系阐明现象的方式，并指出其相互关系，因此，他的哲学避免了分析哲学的片面化和绝对化。但是，应该指出，此时卡西尔对符号形式的认识还没有达到后来的深度。此时，他把典型地体现了抽象性和逻辑性的语言看作符号思维的化身，而没有意识到在逻辑性和抽象性以外的前逻辑性和直观性是符号思维的更基础性、更根本性的东西。这些认识是他在进行了神话研究之后得到的，他的哲学也因此真正地发生了“符号转向”。 二、神话学的启示与卡西尔的符号哲学转向 卡西尔的符号哲学的起点是语言，他首先把语言看作符号形式的化身。当他的《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一卷于１９２３年出版时，他与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一道，处于语言学转向之中。但是，当他在写作第二卷和第三卷时，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他的哲学的符号转向。卡西尔对语言的态度，从来就不是像卡尔纳普那样构想一种更精确、更合逻辑的科学语言。从一开始，卡西尔对语言的兴趣就与其具体使用相关联，特别是与其作为生活形式和认知形式的方式相关联。卡西尔的符号学转向进一步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语言不能被当作符号主义哲学的原型和模板。语言事实上只是人类的符号体系当中的一种，还存在着比语言更为基础和本质的符号形式，即神话；符号形式的真谛不是其逻辑和抽象性，而是感性、直观和情感。这种哲学立场的转变说明，卡西尔对语言、符号和人类文化的理解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卡西尔哲学的“符号转向”是在神话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的。在人类所创造的各种文化形式之中，神话和宗教似乎与逻辑和理性的距离最远，因而也与符号的距离最远。正是由于神话的这种非理论性，导致试图对神话思维做出理论研究和梳理的工作总是充满了困难。哲学研究曾经尝试通过理性的方法解析神话当中所深藏的意义，但是，这种工作总是以失败收场，甚至导致了对神话的否定———神话的世界成为虚假的世界。因此，卡西尔认为，以理智解释神话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应该换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神话问题。卡西尔认为，理解神话的要诀在于视角。如果说神话代表着原始人的世界观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从现代人的眼光和角度看待神话，把神话看作前科学的迷信；而是应该设想原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把神话看作原始人对其世界体验的情感表达。 卡西尔指出，不能把原始人的思维看作是“混沌未开”的非科学状态。事实上，根据对今天世界上尚存的一些原始生活形态的部落的考察，根据今天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对原始文化的研究，原始人可以对自然进行细致入微的经验性观察，并且可以在这种观察的基础之上累积丰富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所以，原始人是具备理性的、经验的乃至科学的思维能力的。但是，原始人和现代人的区别在于，现代人的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方式不是原始人的“首选”；原始人也并不习惯以对事物进行分类和分析的认识性和技术性眼光看待自然。现代人的生活有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两大领域。与现代人不同，原始人的生活则处于比这两个领域更基本的层次。“他的自然观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交感的（ｓｙｍｐａｔｈｅｔｉｃ）。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找到通向神话世界之路。”在这里，卡西尔用“交感”一词表明了原始人与自然之间的情感性关联。在他看来，原始人并不缺乏对自然进行经验和“科学”观察的能力，但是，他们并没有发展这种能力，而是沉浸在与自然之间的“天人一体”的情感联系之中。原始人相信各种生命形式的统一性，他们并不像现代人那样赋予人类本身特权地位，而是把人与其他生命放在平等的位置，并认为自己与自然界其他万千种类的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割不断的、连续性的亲族关系。原始宗教与巫术中的仪式都是建立在原始人对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整体的交感”的基础之上，通过仪式，原始人感受自己与其他生命的融合，以及生命与自然的相通。所以，要真正认识神话，就必须触及它的感知层，理解它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由于科学思维与神话感知和神话思维的基本结构相对立，所以以理性和科学的方法对神话进行解析的尝试必然遭到失败。“神话的真正基质不是思维的基质而是情感的基质。神话和原始宗教绝不是完全无条理性的，它们并不是没有道理或没有原因的。但是它们的条理性更多地依赖于情感的统一性而不是依赖于逻辑的法则。这种情感的统一性是原始思维最强烈、最深刻的推动力之一。” “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在卡西尔看来，神话是人类的符号形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神话是所有其他形式的符号文化的基础，那么，作为神话思维的本质特征的直观性和交感性就应该是所有符号形式文化的基础。这个判断是与人类文化形式的发展历史相符的。神话、原始语言和艺术是人类最早期的文化形式，它们都以情感性和直观性见长。“毫无疑问，一切使神话理智化的企图———把它解释为是理论真理或道德真理的一种寓言式表达———都是彻底失败的。他们忽视了神话经验的基本情况：神话的真正基质不是思维的基质而是情感的基质。”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之中的直观性和情感性逐渐让位于理性和逻辑性。卡西尔认为，宗教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多神教到一神教的演变，见证着人类抽象思维的逐渐发展。宗教、语言和科学当然也是符号形式的文化，但是，在理性和逻辑的程度上，脱胎于神话的宗教已经“青出于蓝”，现代语言和科学更是把抽象性和逻辑性作为自己的本质特征。虽然直观性和情感性才是各种文化形式的“始祖”，但是，现代语言和实证科学并不这样认为，它们把逻辑性和抽象性上升为“绝对”和符号形式文化的普遍本质，把神话和原始语言看作逻辑性和抽象性的原始形式。这种观念其实是颠倒了神话与科学的真实关系。对神话所做的人类学研究，使卡西尔明白了神话以及神话所体现的直观性和情感性才是人类的各种符号形式文化的底蕴和源头。正是基于这个发现，卡西尔才扭转了自己以往对于符号的基本认识，实现了从语言哲学向符号哲学的转向。 卡西尔的符号哲学转向有着重要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这种转向既体现了一种对人类文化及其本质的理解的转变，更是对科学主义把逻辑和理性上升为人类文化的普遍原则的反叛。在基本思想倾向上，卡西尔与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一道，构成了抵制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扩张的中坚力量。卡西尔的符号转向、胡塞尔的“面向事物本身”、海德格尔的“生活世界”以及维特根斯坦的“不要想，而要看”，代表着他们各自从不同的方向对逻辑和理性的普遍化和独断化倾向所进行的反思和批判。逻辑和理性像是一个词典的编纂家，它对世界的梳理形成了秩序化的知识体系，人类凭借它们在自然面前拥有了力量。这是积极的方面。但是，逻辑和理性的词典编纂也有着消极的后果，即，它只能拾起那些可以被逻辑和理性之网的筛孔所收集的东西，大量的与逻辑和理性不相容的东西被遗忘和丢弃了。这些思想家的主张表达了对逻辑统摄一切之前的意义世界的拯救，这些被湮灭的东西恰恰是人类生存的更真实的根基。这种拯救工程反映在卡西尔那里，就是他的符号哲学转向。卡西尔通过符号哲学的形式传达出这样一个讯息：“人类的全部知识和全部文化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概念和逻辑思维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隐喻思维这种‘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之上。” 三、卡西尔符号哲学转向的语言学意义 卡西尔的符号哲学转向不仅标志着他本人对人类文化的本质的更为深刻的认识，还标志着他对于语言的本质有了透彻的认识。对此，德国学者文德尔班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我看来，卡西尔是第一个看到语言问题与哲学问题之关系的完整意义的现代哲学家，因此也是第一个在完整意义上发展了语言哲学的现代哲学家。”在我看来，卡西尔的符号哲学转向的语言学意义，尤其体现在他对语言的起源发展问题中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的澄清。 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代表和基础，这应该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但是，语言究竟是如何起源的，确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传统的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是把语言看作词汇的大全。根据这种语言学立场，语言必然是奠基于概念的基础之上的。概念的形成，必须以思维对一些相似的对象的去异存同，并进而抽象出认识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总和为前提。这就造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即，去异存同和对本质进行抽象概括等思维过程本身就需要以语言为前提。因此，探讨语言起源问题的传统思路陷入了语言与概念之间的“解释循环”，它说明了这种对语言的本质的把握在方向上的错误。必须对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整体思路进行改变，才能克服这种错误。正是在以对这种错误的反思为前提，在吸取了语言学家洪堡特和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的养分的基础上，卡西尔把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思考引向另外的方向———语言并不可以被简单化和机械化为词汇的集合，它实际上是世界观的体现。
卡西尔发现，人类语言在其早年曾经与神话如此地“纠结”，以至于不能把二者清晰地区分开来；早期的语言曾经和神话一道表达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直观而古朴的情感关联。“语言与神话乃是近亲。在人类文化的早期阶段，它们二者的联系是如此密切，它们的协作是如此明显，以致几乎不可能把它们彼此分离开来：它们乃是同根而生的两股分枝。”在卡西尔看来，神话与语言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基于原始人类的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普遍情感经验。如同婴儿通过哭喊以引起父母的注意一样，原始人语言的发生可以被看作是向自然传递着同样的信息。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并不是冰冷死寂的纯物理世界，而是能与人建立起情感上的沟通与往来的世界。原始人深感自身在自然面前的渺小，语言就成为他向自然发出的请求的承载物。这种对自然母亲的请求体现为人类文化的最早期的形式———神话和巫术。但是，原始人很快就意识到，词语和巫术并不能唤起自然的回应，以情感的方式向自然求援的道路是徒劳无益的。语言从情感向理智的转变正是在这种挫败感的激发之下开始的。 为事物命名，是语言的理智化和逻辑化的出发点。名称是构成语言的最基本要素，而名称产生于直觉的聚合，也就是说，语词概念的最初形成于直觉意象的凝聚。卡西尔认为，命名的冲动起初并不是指向自然的事物，而是指向作为情感体验的集聚的“神”。人类后来的许多名称都来源于早期的神名，从“瞬间神”，到“功能神”和“人格神”，为各种各样的神命名锻炼着人类早期的抽象思维能力，为语言从感性和直观向抽象与逻辑的过渡开辟了道路。得到了命名的神、过程与事物就像是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具有了超越了短时间内的直观情感的恒久而独立的意义。随着人类自主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大，人类的神话世界和语言世界也以同样的节奏不断得以组织，不断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结构和形式。可以说，一旦人类掌握了为事物命名的诀窍，一个崭新的理性与逻辑的世界就向人类敞开了。 正是通过给事物“命名”，人类语言开始体现出其本质特征———符号化，正是在这一点，人类与动物“语言”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人类语言的最基本功能是表达某种情感。研究发现，动物世界中也存在着与人类语言的基本内核十分相似的“情感语言”。比如，黑猩猩而言的手势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表现力，通过手势，黑猩猩可以清楚地表达愤怒、恐惧、绝望、悲伤、恳求、愿望、玩笑和喜悦等情感。但是，黑猩猩的“语言”却从来没有获得一种人类语言的特有功能：表达一种客观的指称或意义。因此，动物们充其量只能表达情感，而绝不能指示或描述任何对象。人类的语言却不同，通过为事物命名，人类语言超脱出了单纯表达自我情感的狭隘世界。卡西尔认为，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的这种区分实质上是“符号”（ｓｙｍｂｏｌｓ）与“信号”（ｓｉｇｎｓ）的区别。动物可以对信号具有十分敏感的反应，比如，狗可以对主人的行为和面部表情有超强的观察力。但是，动物却从来不能到达“符号”的层面，即，用普遍化和抽象化的名称来指称和描述周围的世界。“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而符号则是‘指称者’（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ｓ）。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能性的价值。” 在为事物命名的基础上，人类的语言的结构和功能日益复杂化，逐渐开始了以具有一定的逻辑结构和语法规则的语言对世界进行客观陈述的尝试。这意味着人类语言从“情感语言”到“命题语言”的转变。卡西尔十分重视这种转变，认为命题语言标志着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的真正差别。“这就是我们全部问题的关键：命题语言与情感语言之间的区别，就是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真正分界线。一切有关动物语言的理论和观察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基本区别的话，那就是没有抓住要害。在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文献中，似乎还没有一篇能确实地证明，任何动物曾跨出过从主观语言到客观语言、从情感语言到命题语言这个决定性的一步。” 从动物“语言”与人类语言的区别以及人类语言的诞生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逻辑与抽象并不是语言的一贯形象，语言在一开始本来是感性和直观的。最初的语言和神话都充满了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神秘关系的隐喻表达。自从语言与神话相“揖别”，语言就越来越走上了逻辑化、科学化和抽象化的道路，从而也就越来越偏离了其原初的本质。这种偏离对人类而言是“喜忧”参半的。在“喜”的一面，抽象化的语言与科学和逻辑一道，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存世界，推动了人类的生产发展和财富创造；在“忧”的一面，现代工业社会日益凸显出来的社会危机与人的精神危机，都与科学与逻辑的无限膨胀对人文与价值领域的排挤与侵占相关联。所以，把语言从逻辑的“独占”之下解放出来，就成为回归语言的真实本质，救治现代人被科学与逻辑所困扰的精神困境的必然出路。可以说，卡西尔对语言的诞生与发展的真实状况的揭示，不但说明了语言的基础和原初的本质是什么，还提醒着我们现代社会的人文与精神危机的根源以及摆脱这种危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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