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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24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北京四合院里度过的，这里就是我的姥姥家。现在的东内大街标志性建筑要算是二环桥头那个被称作“簋”的容器了。不过以前那只是块三角地，夏天我们会去那乘凉逮蜻蜓。
东直门的院子是姥爷在解放初期用六袋面买的。刚解放的时候东直门住的大多是拉洋车和蹬三轮的工人，是社会最底层居住的地方。姥姥告诉我家里孩子多，姥爷怕孩子在外面被别人欺负，所以特意买了个院子，关起门来自己在院子里跑跑闹闹。刚搬来的时候有的房子塌了半面墙，还有的房子甚至是可以看到天，是姥爷自己一砖一瓦重新翻建才变成了后来的样子。当然，在九十年代初，家里又翻盖过一次，才有了后来的模样。 院子方方正正，南北厢房各三间，东西各两间，典型的四合院布局。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我就一直住在北屋东厢房里。家里的陈设至今我都清晰的记得。北屋最西边的房间是姥姥和姥爷的，中间的屋子相当于现在的客厅，一进门正对面是一张八仙桌，两边各摆一把太师椅。左右两边也分别摆着一对“老椅子”和一个小茶几。我们的房间除了一张大床，还有一个长桌子，妈妈说那叫“连三”，我也不是很懂，近似于咱们现在家中的一组矮柜。一个古老的梳妆台，上面插满了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斑驳的镜子已经照不清了，但姥姥每天还是会反复仔细的擦拭上面的灰尘。床头摞着两个大木箱子，很大很大，那时候玩藏猫猫总希望能躲进那箱子里面，可上锁了，我们从未打开过。南屋和北屋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好几位舅舅是在南屋结的婚，所以家具也自然是紧跟时代潮流。东屋有一间是厨房，另外一间储物，西屋是客房，不过后来有一间变成了小妹的房间。 姥姥没文化，跟姥爷来到城里后因为要照顾姥爷的起居和一大群孩子，一直没有出去工作过，只是靠在街道做点零碎的手工活贴补家用。六十岁以后的她则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看我们的身上。在我们这一辈儿孩子里，姥姥带大的不下八个，送走一个又来一个，几乎从未间断过。我算是这一拨里的倒数第三个，但却是呆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因为其他兄弟姐妹到了3岁就去上幼儿园了，可我从小厌恶极了上幼儿园，天天在班门口抱着我妈大腿号啕大哭，最后老妈无奈也只能把我交给姥姥带，直到六岁上学我才回到了自己家。姥爷是个裁缝，退休后就迷上了养鱼和种花。八十年代的时候，姥爷没事就骑着自行车从东城跑到昆玉河去捞鱼虫，有的时候还会把多余的拿到街上卖。记得一出胡同临马路就有一根电线杆子，姥爷就拿着桶坐在马扎上在电线杆子旁边卖鱼虫。中午姥姥做好饭了，我哦们就跑出去叫姥爷回家吃饭，一个人拎着桶，一个人抱着马扎就跑回去了。二老都是爱花的人，那个时候我记得院子里绿色植物多得数不过来，但最多的还要算是君子兰吧。在二老的影响下，我的姨妈和舅舅们也都是爱花的人，我们家现在还养着好多花。前些日子姥姥在我家住的时候不知道从大街哪儿带回来一棵什么草，在家里找了个盆就种上了，现在看看长势喜人啊！ 院子中种着一棵香椿树。听大人们说，那是70年左右种的，经过数年的风雨洗礼，小树已经长成了大树，树杈想一把大伞，遮住了多半个院子。春天树发芽的时候，家人就会找出一根长长的木杆，在顶部绑着一只铁钩，大人们举着它把树上的嫩芽拧下来，我们一群小孩子就在院子里抬着头等，一有掉下来的大家就冲过去抢。然后用香椿的嫩芽摊鸡蛋或者拌面条都很香。夏天，树上的叶子越长越密，给我们送来了难得的荫凉，于是大家在院子里之气桌子，有人择菜，有人炒菜，我们则在一旁追逐嬉笑好不热闹的一番景象。喜欢十多口子挤在一起吃饭，到了周末、节日，四世同堂充满了乐趣。夏天在院子里吃饭最大的问题就是香椿树会“赐”给我们各种惊喜。比如一种绿色的很像毛毛虫但又比毛毛虫胖的虫子，我们叫它“杨砬子”，调到人身上，它爬过的地方会有炙热的疼痛感。还有就是各种虫子的排泄物。哈！不过这些麻烦远远比不上香醇输给我们带来的欢乐。记得香椿树会分泌一种棕色的汁液，然后凝固成一粒粒小球，我们总把那个东西当宝贝，说自己捡到了宝石。天热的时候，我们会用大澡盆接半盆凉水，然后从厨房头来洗涤灵，陈大人们不注意挤到水里弄出很多泡沫。因为有了它，我们能清凉的度过一下午的美好时光。 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在城里很少再看到四合院了，在北京的后来一带，作为旅游观光景点保留了大片的四合院。现在的四合院也不是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所能企及的了。随着2002年东直门内大街危房改造，我居住了近20年的四合院被拆除了，香椿树也被无情的锯掉了。原地盖起了无数高楼大厦，簋街川流不息的车流，彻夜不熄的霓虹，不绝于耳的叫卖，好不热闹的一条京城不夜美食街。但却早已找不见那一条条胡同，一座座小院。以前胡同口那简单的桥头饭馆，北新桥大华百货商场，东内副食商店早已不见了踪迹，唯有东兴楼还在那里，见证着东内大街的变化，见证着时代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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