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2011年底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结果显示，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总量当中，新发现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总量为536001处，约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已消失。在经济利益的背后，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镌刻着一个民族文化记忆和精神灵魂的名人故居有的被拆得七零八落，有的则被弃于荒草废墟中，更有甚者，早已被夷为平地。名人故居的现状与未来让所有关注历史、关注名人文化的人感到担忧。今年年初，从号称老北京“保护神”的梁思成的故居被拆到上海现存最大的新式石库门里弄建筑群摇身变成联排豪宅，名人故居的种种遭遇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众专家直面难题，议论深刻，提问尖锐，因为——“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半个世纪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保护北京古建筑大声疾呼。余秋雨曾在散文《废墟》中有言：“圆明园废墟是北京城最有历史感的文化遗迹之一。如果把它完全铲平，造一座崭新的圆明园，多么得不偿失。大清王朝不见了，熊熊火光不见了，民族的郁忿不见了，历史的感悟不见了。”建筑被称之为“石头的史书”、“凝固的乐章”，历史发展的巨轮碾碎了如梭的岁月，也碾碎了许许多多“石头的史书”，曾有多少印刻着岁月痕迹的旧建筑在机器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塌，它们苍凉的身影湮没在了沙石瓦砾中，一个时代的文明就这样消失了。冯骥才先生说：名人故居是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的“魂”。名人故居保护不必贪大求全，北京亟需绘制“文化名人地图”。不幸的是，这张珍贵的“文化名人地图”尚未制成，梁林故居就已被从北京版图上抹去了。面对碎成瓦砾的梁林故居，我们再难觅得冯骥才所说的“在那棵弯弯的石榴树和挺拔的绒花树簇拥的苍老的门楼与房舍中”的那种“唯在故居里才能得到的感动”。名人故居缘何总是容易受伤，又如何才能变得坚强，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何为“名人”，什么故居才值得保护？《文物法》中规定的50万元最高罚款限额到底有多大的惩罚力度，是否有必要对文物犯罪的有关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我想问：人们为什么要争名人故里？人们为什么要争建名人故居？是不是政绩工程？有无利益驱动？什么样的名人才适宜保护其故居？大地主刘文采的庄园唤起可能不是人们对地主阶级的愤慨，而是对地主老财的羡慕吧？秦桧、潘金莲、西门庆这等诲盗、诲淫之徒还是让他们阴魂早点消失吧！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名人故居与普通民居有何不同呢？在拆迁的问题是否应该区别对待呢？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是留名人破房，还是建民心家园？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可名人故居的命运并未迎来好彩头。已经被文物主管部门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北京“梁林故居”，经历了两年多“拆”“保”之争后，竟然被“维修”成了一片废墟。日前，针对此事，北京市、区文物部门对外宣布了“梁林故居”的拆迁罚单：这是一件典型破坏古都文物保护的恶劣事件。依据文物法规定，对项目开发商处以50万元罚款，并责令其恢复所拆除旧居的建筑原状。回想这些年，诸如“梁林故居”等名人故居被拆除的命运似乎一直未曾改变。据统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仅北京就有1/3的名人故居被毁，其中不乏市、区级文保单位和文物普查项目。在“旧城改造”、“高度城市化、一体化”等诸多口号的鼓动下，一个又一个名人故居，接踵而去……上世纪80年代，文化大师辜鸿铭的故居——北京东城区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1991年，李鸿章祠堂被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及剩余的院墙，建成四层楼房，北京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至今；2000年，为拓宽广渠门大街，曹雪芹故居“蒜市口十七间半”在几日内变成一片废墟；2001年，赵紫宸、赵罗蕤、陈梦家、陈景心等曾居住的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院在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梁从诫、舒乙等文化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保留中被拆除。2002年，位于北京市宣武区棉花头条1号的我国报业先驱林白水的故居随着街道的拆迁被一并铲平，这座精美的四合院在1990年已被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原有北京“名人胡同”之称的西裱褙胡同，绝大部分建筑被拆毁。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故居、“汉园三诗人”之一的何其芳故居均未能幸免。同年，不远处的砖塔胡同95号张恨水故居也被拆除，高楼取而代之；2005年，曾诞生了《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的鲁迅北京八道湾故居书房在3天内被拆除；2006年，唐绍仪故居——麻线胡同3号院被拆，这座中西合璧的院落本是“北京市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合院”。基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会给地方带来巨大文化旅游收益的考虑，与围绕《红楼梦》引发的曹雪芹故里之争类似，另一部名著《金瓶梅》引发了两省三地的“西门庆故里之争”，具体涉及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的黄山市。 近十年来，三地都纷纷举起“西门庆故里”招牌，竞争不息，西门庆也被一改在传统文学名著中“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华丽转身成为当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而且，在这场故里之争中，浸泡了传统文化中闷骚暗流的风月旨趣，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和民生发展，也从根本上实现了世俗心理和价值观的双重转型。
1. 名人应该居住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他们永远蜷缩在他的故居里。我没有去过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们的敬仰，我去过了鲁迅的故居，这并没有增加我对他的崇敬。有了这份发自内心的保留，我们的内心就能够得到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不至于那么贫瘠。记得曾经有一次应邀参加一个老板的聚宴，地点选在一幢花园洋房里，那一定是旧时代某位有钱人的私宅，只不过他不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名人标准而湮没无闻。当我们坐定在那原来应该是一处卧室的包房里开始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时候，我忽然想到，这里以前是不是哪一位小姐的闺房，我们在这里如此放肆，实在是大逆不道，我们这些饕餮之徒的罪过，并不比推土机的轰鸣有丝毫的可以原谅之处啊！去年年底，上海将巴金先生生前居住的寓所辟为巴金纪念馆，自然，这幢位于上海黄金地段的建筑也不再供人居住。但是在巴金老人生前，他的子女与他居住在一起，如今为了将这处故居改为纪念馆，自然必须由政府安排他们的子女另外的住处。巴金老人生前以不用国家的钱为自律，但是在他身后，一切都已由不得他自己做主，不知道他的在天之灵面对国家为此而耗费的巨资该有何想？我热爱巴金，我愿意更多地阅读巴金的著作，让他长存我心，但是我没有兴趣专门跑一趟他的故居，那里的一切，真的能向我们展示一个真实的巴金吗？在一座城市里有普通民居，也有名人故居，他们可能紧邻而居。设若公共利益的需要，需要对该地区进行撤拆，这两居能受到同等的对待吗？名人故居不同于普通民居，它往往具有双重价值，一个层面是作为实体建筑而具有的物质价值，另一个层面则是因为它曾居住过某个有影响力的名人而具有的精神价值。这两种价值既有巨大区别又相互共存。其区别在于，前一种价值虽然为名人的后人所独享，后一种价值则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前一种价值可以再生，后一种价值在消失之后就不复存在，属不可再生资源。一扇高约四米的石砌大门，顶部依稀可见有轮廓的浮雕。墙面斑驳陈旧，木质门板上嵌着数个磨得昝亮的铜钉，而大部分铜钉因年代久远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一排排整齐的小坑。推门而入，吱呀作响的板门仿佛一位老人，准备向我们诉说这栋老宅院的故事。大门内有一块似是天井的六七平米空地，三面环墙。大门背面还有几根古老的木质横梁，落满尘土。走过空地右转，便见一条长约20米的窄巷，巷子只能供一人通过，抬头看看头顶那片天空，我真有点仰望“一线天”的感觉。
这是一座位于北京某巷的普通四合院，姥爷与姥姥结婚后就住在这儿，我的父母也从没离开这里，我生于兹、长于兹也已经14载有余了。庭院里，没有琉璃飞甍，没有金碧辉煌，只是木器泥皿，只有粗布糙纸，简单质朴中飘着淡淡的红木气息。小时候，我总躺在摇椅上陪姥爷聊天，阳光灿烂。姥爷两鬓染有点点霜花落，像院中深秋的枫叶。爸爸空闲时和姥爷在院子里下棋，姥姥总在旁边伴着小花猫眯午觉。晚饭后，我会和父母一起去逛大街，姥姥、姥爷则在月辉蒙蒙的巷子里漫步。一天，来了一群陌生人，领头儿张嘴就说：“你们这房子要拆啊！”“什么时候？”爸爸有些着急。早就有传闻，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这房子我们住了几代人，几十年了！房子拆了，我们住哪儿呢？”晚上，我在房间里上网，看到这样一条新闻：“50年前，梁思成夫妇为保护北京旧城而奔走呼号。50年过去了，老北京城被拆得只剩1/4，连梁思成的故居都被拆毁一部分了。不过，在网民和媒体拥护之后，这座院子暂时得到保存。”我叫来爸爸看这条新闻，“我们这是普通人家的四合院，这能比吗？你姥爷和姥姥如何受得了！”爸爸叹了口气。早上，我发现：姥爷坐在院子里，手中拿着烟斗，目不转睛地望着大门外那斑驳的灰墙，目光飘过出小巷，越过高墙，飞得老远、老远。隔壁是鲁迅故居，当年，这里曾诞生过《阿Q正传》，至今还萦绕纠缠着周氏兄弟恩恩怨怨。它也逃脱不了被拆的厄运。树人先生在世，会有何等激烈的言辞？兄弟会不会携手对阵那看不见的强大势力呢？其实，先生之故居拆不拆，历史都不会消失，天下人都是阿Q。保留它们，善存城市之记忆罢了。设若城市失忆，历史该是如何的空洞呢？有语云：心空得像城门洞。到那时，心岂不空胜城门洞？保留它们，珍藏人类之回忆罢了。设若人类集体失忆，人将何处诗意地栖居？人还能走向未来吗？我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小院啊？我们拿什么拯救你，我们的名人故居？ 名人故居与普通民居有文化内涵含量多寡的差异，有赔偿金数额多少的悬殊，有拆迁压力大小的差别，但实用功能——遮风挡雨，却着实相当。名人已驾鹤仙游，名人故居有众人合力硬挺，百姓尚留人间，普通民居又有何人为之硬撑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