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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满楼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系由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对于鸦片这个词，国人可谓恨之入骨。但吊诡的是，近百年来对待鸦片的政策却多有反复。 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统计，在鸦片战争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十九世纪，鸦片是世界贸易中交易金额最大的单宗商品。 其中，最高峰出现在1879年，鸦片输入量高达94835箱，合1312万英镑（约5200万银元），当时闻名上海滩的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都是著名的鸦片贩子。 “洋药”（进口鸦片）潮水般涌入的同时，作为货币使用的白银不断外流，这对于一个“银本位”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为此，清廷想出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高招，那就是准许本国种植罂粟，这样的话，“内陆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在此思维启发下，就连林则徐也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改变了之前的强硬主张，其认为： “内陆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若内陆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食？” 这几乎就是后来经济学说的“进口替代”策略了。 背离了保护国民身体素质的基本宗旨，清廷的“禁烟”政策也就变成了防止白银外流乃至于“与洋争利”的经济手段。 “烟禁”放开后，一些适合种植鸦片的地区为追逐丰厚利润而改种罂粟，很多肥沃的“生谷之土”被挤占，而在大量土烟涌入市场后，鸦片价格随之下降，这又导致吸食者成倍的增加。 对此，湘军大佬、曾任多省督抚的曾国荃曾极为痛心的表示： “以前力耕之农夫，决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而为乞丐、为盗贼矣。” 从鸦片战争结束到清末禁烟，鸦片在中国已弛禁半个多世纪，国内鸦片种植十分普遍。 据1906年的统计，全国共播种罂粟近1800万亩，占当时全国总耕地的1.5%，而在部分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罂粟种植面积占到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以上。 以四川为例，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喾六七”；川土“行销湘、鄂、陕黔等省，道途数千余里”，而在清廷宣布禁烟的前夕，四川“有四十余州县，除边厅者，向资罂粟为生计。” 光绪年间，云、贵、川三省的土烟产量最高，其原因有二，一是当地罂粟种植的收益远高于粮食种植，二是与西南地区多山地而少良田的自然条件有关。 鸦片经济的繁荣与众多的吸食者互为因果，据统计，1906年全国鸦片产量约5800万斤，鸦片吸食者超过2000万人。 而在部分罂粟种植区，由于鸦片十分便宜，以至于吸食者众多，如四川、甘肃等地，近半甚至超过四分之三的男人都吸食鸦片，而女性也为数不少。 有一些地方，人们讨论婚嫁时，最需要了解的细节竟然是这个家庭中拥有几杆烟枪！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项“善政”，清末禁烟却引发了另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大加剧了清廷财政上的危机。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从林则徐禁烟到清末禁烟，晚清史以禁烟始，亦以禁烟终，历史在这里划了个并不完美的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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