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诡的“以毒攻毒”

段光忠 刻

　　已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剑桥中国史》中说：19世纪的鸦片贸易是“近代史上为时最久的、最有系统的犯罪行为”。此乃不刊之论矣！因为它不仅让时人沾上了毒瘾，而且于清政府而言，起到了一个“效尤”的作用——清政府曾一度鼓励地方种罂粟，发展经济；这种行为，其实是政府对百姓的一种犯罪。

　　道光帝当初派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明确的训令是：“鸦片务须杜绝，边衅决不可开。”受命禁烟之初，林则徐做过不少和平解决的努力，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此举对英国政府有所震慑，但收效甚微。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与列强签下了不平等条约，如1858年《天津条约》附属的商业条例中无形地把鸦片贸易合法化，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后所签订的《北京条约》更是确定了鸦片贸易的合法地位，使得鸦片不仅没有禁绝，反而由走私变成合法进口的“洋药”，继续危害着中国社会。

　　当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呈提出：既然吸毒无法禁绝，不如准许民众种植鸦片，以国产毒品抵制进口毒品，至少还能挽回经济上的利益；受到道光皇帝训斥并处分。吊诡的是，鸦片战争后，朝廷竟默认许乃济的观念，并付诸实践。连当年的禁毒英雄林则徐也不例外。1847年，江西抚州署文海致函时任陕西省巡抚的林则徐，请教如何发展地方经济，林回信：“鄙意亦以内陆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陆之嗜洋烟而不嗜土烟，若内陆果有一种芙蓉（指鸦片），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而食？”可见，林反对的仅是进口鸦片，而非吸食。李鸿章则呼吁：“暂弛各省罂粟之禁，不但夺洋商利权，并可增加税项。”一时间，种植鸦片成为某些地方政府的支柱产业之一，因为“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税”。（郭嵩焘）

　　为抵制英国的鸦片进口，朝廷于1874年明确放开，大清国18行省，罂粟盛开。如此一来，长期轻忽粮食生产而注重鸦片种植，导致“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山西巡抚曾国荃）。饿毙千万的“丁戊奇荒”，乃是其恶果！更为严重的是，全国范围内，吸毒盛行。

　　晚清时，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政”，颁布禁烟诏书，并与英国谈判达成协议：从1907年开始，英国每年限制其减少输华鸦片贸易额10%，直至1917年归零。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人们似乎看到了一条新路，即：通过学习西方，依据国际法，最终解决鸦片问题。

　　1909年2月1日，由美、中两国共同发起的中、美、英、法、德、俄、日等13国参加的国际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3年后的1912年，海牙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禁烟会议通过了《海牙鸦片公约》，要求英国商人停止对华鸦片输入。

　　辛亥革命带动了改革社会风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革除旧染污俗”政令36条，其29条“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如鸦片、吗啡）”。从此，鸦片贸易绝迹，这一祸患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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