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合作书画扇面漫谈

老猴zyx 2018-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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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扇的功能由实用性而演变为观赏性，目前所知存世最早的作品是明代宣德二年(1427)由明宣宗朱瞻基(1398—1435)创作的《松下读书图扇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在此之后，扇面广泛应用于书画创作中，则是出现在“吴门画派”兴盛时的明代中期。包括沈周、周臣、文徵明、唐寅、仇英、陆士仁、陈道复在内的“吴门画派”名家，都有创作绘画扇面的记录，且有不少作品传世。而以祝允明、王穉登、周天球、黄姬水、文彭、文嘉等为代表的吴门地区书家，亦有书法扇面行世。据研究表明，在折扇上写字作画是在明代中期即成化年间开始兴起，在万历和崇祯年间开始广泛流行。这种状态从明代中期一直延续至今，而艺术活动区域亦由吴门地区占主导扩展至全国各地。有意思的是，在从扇面书画兴盛的明代中期到清代晚期的三百余年历程中，合作扇面书画断断续续出现，折射出不同时代的风尚。关于这一点，在历来以明清扇面书画为主题的学术研究中，几乎无人涉及。

明)唐寅、文征明行书诗扇面

纸本墨笔纵19厘米横55.6厘米香港艺术馆藏

合作书法扇面出现在两个时期，一为明代中后期，一为清代后期。在现存的明清扇面书法中，其他时期出现的合作扇面极少，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明代中后期的合作书扇集中在吴门地区，且都为折扇面。参与合作书扇者多为吴门地区书法家，书扇者最少两人，最多者六至八人不等。在笔者寓目的书画中，有唐寅、文徵明合作的《行书诗扇面》(香港艺术馆藏)，周天球、黄姬水、文嘉、文彭、陆师道、顾德育合作的《行楷书扇面》(广东省博物馆藏)，文彭、文元发、陆安道、文嘉、钱榖、彭年、张凤翼、杜大中合作的《小楷七言诗扇面》(扬州博物馆藏)，杜大绶、王穉登、张凤翼合作的《行书诗扇面》(香港艺术馆藏)，薛明益、杜大绶、文从龙、王穉登合作的《小楷七言诗扇面》(扬州博物馆藏)，陈汸、袁衮、王宠、文彭、王榖祥、文嘉合作的《行书诗扇面》(香港艺术馆藏)，文宠光、周蕃、韩侠合作的《楷书诗扇面》(香港艺术馆藏)，陈鎏、文嘉、周天球、彭年合作的《行书扇面》和葛应典、薛益、文从简、陆广明合作的《小楷七言诗扇面》等。据不完全统计，明代这些合作书扇者，主要有唐寅、文徵明、周天球、王宠、王榖祥、黄姬水、文嘉、文彭、陆师道、顾德育、文元发、陆安道、钱榖、彭年、张凤翼、杜大中、薛明益、杜大绶、文从龙、王穉登、陈汸、袁衮、陈鎏、葛应典、薛益、文从简、陆广明等数十人，其中以文氏家族中的文嘉、文彭、文元发、文从简等出现的频率最高，其次则为周天球、彭年、杜大绶和张凤翼等。这些合作书扇基本均无年款。从其郡望看，几乎均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从其年龄看，大多出生于16世纪初，除仅见的文徵明、唐寅合作书扇外，其他作者大多属于文徵明辈的晚辈。从扇面质地看，多为洒金笺;从书体看，多为楷书或行书，几乎没有其他书体;从书写内容看，多为七言诗，且多为歌咏江南风物者。如文彭、文元发、陆安道、文嘉、钱榖、彭年、张凤翼、杜大中合作的《小楷七言诗扇面》中：

文彭题诗曰：

“霏霏拂地柳千条，烟锁红栏十二桥。

最爱新莺初出谷，绿丝丛里一声娇。”

款署“文彭”，钤朱文长方印“寿承”;

文元发题诗曰：

“疏云淡月雨霏微，尊酒相逢莫浪违。

坐久不知更漏促，一天清露湿单衣。”

款署“文元发”，钤朱文长方印“子悱”和朱文方印“遂心”;

陆安道题诗曰：

“罨画溪头碧玉流，洞门曾泊武陵舟。

归来不记桃源路，欲向丹青问旧游。”

款署“陆安道”，钤朱文长方印“子行”;

文嘉题诗曰：

“偶然避世住深山，不道移家遂不还。

却怪渔郎太多事，又传图画到人间。”

款署“文嘉”，钤朱文联珠印“休”“承”;

钱榖题诗曰：

“木落长林叶叶风，一江秋水浸遥空。

青山点点寒鸦外，短棹依依断苇中。”

款署“钱榖”，钤朱文联珠印“叔”“宝”;

彭年题诗曰：

“碧山楼殿耸遥空，百尺飞梁跨玉虹。

疑是国清清绝境，羡君来往濯松风。”

款署“彭年”，钤朱文方印“子素”;

张凤翼题诗曰：

“碧砌华滋露蕊红，倚栏娇小怯春风。

若为黛笔成虚掷，自扫蛾眉玉镜中。”

款署“张凤翼”，钤朱文联珠印“凤”“翼”;

杜大中题诗曰：

“桂楫美人歌木兰，西风嫋嫋露溥溥。

夜长曲尽意不尽，月在清湘洲渚间。”

款署“杜大中”，钤朱文联珠印“子”“萧”。

从这些诗书印可看出，其诗有自创诗，也有抄录他人诗，但都围绕一个主题;署款均为姓名穷款;印鉴均为朱文印。书写七言绝句中，前两句之后往往另起一行，中间还间隔一根扇骨的空间，结体疏朗。所有作品均无上款，也无年款，且均为小字行书或蝇头小楷。这样的书写模式在其他明人合作书扇中也大抵如此(所不同者，钤印中也有白文方印者，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周天球、黄姬水、文嘉、文彭、陆师道、顾德育合作的《行楷书扇面》)，很有一种模式化倾向。因此，不难发现，这些书写者是在一种极为闲散的状态下创作的。或许是应某位组织者(比如文氏族人文彭、文嘉等)的邀请，在以文氏文人为中心所举行的不定期雅集中合作完成，也有可能是在一次大型聚会中文人们集中合作而成大量书扇，但更大的可能是应某些艺术赞助人的特殊要求而度身定制。在明代中后期，吴门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对发达，文人雅士多雅擅临池，当时王世贞就曾发出过“天下书法归吾吴”的感叹，在此语境下，出现这种极具区域特色的合作书扇现象也就顺理成章了。

(明)周天球、黄姬水、文嘉、文彭、陆师道、顾德育

行楷书扇面纸本墨笔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现存作品中，也发现在明代中后期，在吴门地区以外也偶有合作书扇现象，如浙江嘉善人周鼎和江西清江人陈宽合作的《七律二首扇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和广东番禺人赵焞夫、戴柱合书的《行草书扇面》(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即是其例。但从书体看，为行草书;从布局看，较为紧凑丰满;从内容看，不是纯粹的七言绝句，且在诗歌之外，尚有题识语;从钤印看，既有朱文，也有白文;从书写者来看，仅有两人;从时间看，前者要比吴门地区合作书扇早近一个世纪，后者则要晚一个世纪。因此，这两件书扇完全可以视作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并无规律可循。

(明)杜大绶、张凤翼、王稺登行书诗

纸本墨笔纵17.5厘米横53厘米香港艺术馆藏

吴门地区合作书扇的现象持续时间并不长，也并未影响到其他地区。直到三百多年后，在书坛出现另类的合作书扇才使这种传统得以赓续。这一时期出现的合作书扇，显然已经呈现多元化的局面，无论是艺术家的活动区域，还是扇面的形制、质地、书体等都是如此。如董起庾、崔舜珠、盛均、梁鼎芬、姚礼泰、炎涂、张嘉澍、崔永安合作的《行书团扇》(广东省博物馆藏)，从质地形制看，是为绢本团扇;从书写对象看，都是为一个叫“逊斋”的人所书写，其称谓有“大兄大人”(三次)、“大哥”、“吾弟大人”、“世叔大人”(两次)和“仁兄世大人”等;从书写内容看，都是为“逊斋”所写的应酬诗;从时间看，有准确的创作时间—清光绪七年(1881)。这和明代吴门地区的合作书扇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再如黄钰、陆懋宗、李文田、汪鸣銮、鲁琪光合作的《楷书扇面》(福建博物院藏)，从质地形制看，为洒金折扇面，颇类明代的吴门合作扇;从书写对象看，都是为一个叫“伯潜”的人所书，其称谓有“大兄大人”、“仁兄大人”(两次)、“仁兄同年大人”(两次);从时间看，汪鸣銮署年款为“己巳仲春”(1869)，鲁琪光署年款为“戊辰八月”(1868)，时间跨度半年左右;从书体看，为蝇头小楷，这一点也颇类明代的吴门合作书扇。从这两件扇面可知，晚清时期的合作书扇，大多有上款，都很明显是为赞助人(上款者)或德高望重者所书，带有很显著的应酬形制。这样的合作书扇例证，尚有林召棠、陈元楷、沈史云、蒋理祥、林彭年、李文田合作的《楷书扇面》(为“心日”所书，于右任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翁曾源、柳簃、龚聘英合作的《楷书扇面》(为“子清”所书，于右任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王亦曾、章志坚、程夔、蔡赓年、羊复礼、郑兴梁、吴昌祺合作的《楷书扇面》(为“少常”所书，于右任书法艺术博物馆藏)等。这与明代吴门合作书扇表现出的恬淡、闲适与从容是有霄壤之别的。不过，在清代中期或更早也偶尔出现一些合作书扇，与明代中后期的吴门合作书扇极为相似，如史章、邹光绅、俞嶙合作的《楷、行、隶书诗扇面》(香港艺术馆藏)即是如此。该扇面书写在洒金笺扇面，结体疏朗，与明代中后期吴门合作书扇的布局接近。所不同者，书扇有上款人(正公社兄)，且三人之书体不同(分别为楷书、行书和隶书)，可知其延续了前贤的做法，但已逐渐改变形式，这类书扇并不多见。

(清)徐玖、李育山水墨竹集锦扇

纸本墨笔扬州博物馆藏

在合作绘画扇面方面，明清时期以俗称集锦扇的书画扇面最为特殊。所谓“集锦扇”，是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合作创作书画扇面，每人的作品相对独立，各自为阵，但整体上又相互交融，成为一件完整的扇面。

笔者所见到的集锦扇，最早出现的年代是明代后期，但并不多见。集锦扇在书画中普遍出现，则是清代中后期。所出现的集锦扇，大致可分为四类：

陈康候、王虎榜、程远岑、史常镳

山水集锦扇纸本设色扬州博物馆藏

一类为同一个画家与不同的书法家合作书画，扇面中所有的画均为一人所绘，而交叉于画之间的书法则为不同的人所书。书法与绘画都是相对独立的，以扇骨的痕迹区别开来。如张岳崧、张维屏、何有书、潘正亨、谢观生合作的《山水书法集锦扇》(广东省博物馆藏)即是如此。扇面中由谢观生一人绘四幅山水画，每幅山水画并无连贯之处，都是独立构图，前三幅均未署款钤印，最末一幅款署“观生画”，钤朱文联珠印“观”“生”。在四幅山水画之间，为张岳崧、张维屏、何有书、潘正亨所书短语，分别为《洛神赋》(节选)《东坡书临皋亭》《倪瓒论李营丘画》《是时无碍率领门徒⋯⋯》，书法中均有上款人“云巢”。再如廖鸿荃、张如芝、刘学厚、卓秉恬合作的《山水书法集锦扇》(广东省博物馆藏)中绘画为张如芝所绘，分别为两幅山水画，每幅均有署款钤印，一幅署款“墨道人”，钤朱文联珠印“如”“芝”;另一幅署款“墨池”，钤印与前者一样。在山水画之间，有廖鸿荃、刘学厚、卓秉恬书法，其上款人为“云川”。两件集锦扇中绘画均为山水，而书法都为小楷。

廖鸿荃、张如芝、刘学厚、卓秉恬

山水书法集锦扇纸本设色广东省博物馆藏

一类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书画家合作集锦扇，每个人既有书法也有绘画。如徐玖、李育合作的《山水墨竹集锦扇》(扬州博物馆藏)即是如此。该扇从右至左分别为徐玖行草书和山水画、李育行草书和墨竹画，都是为一个叫“德斋”的人所作。徐玖书法释文曰：

“雨昏石砚寒云色，风动牙笺乱叶声。

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

书应德斋四兄书，玖。”

钤朱文方印“徐玖”。因徐玖字九思，一字伯畴，故其在书法左侧之山水画中题识“甲辰秋中，伯畴又笔”，钤朱文方印“伯畴”。“甲辰”为清光绪三十年(1904)。其诗与山水画是一体的，而李育所作的书画也是如此。其书法释文曰：

“清风拂几萧萧竹，深巷无人独闭门。

日坐空庭洒残墨，古香古色月黄昏。

养疴修竹馆题画旧作，书为德斋四兄教正，梅生李育时甲辰之秋。”

钤白文方印“江都李育私印”，在其左侧则为所绘修竹馆，并题识曰：

“秋阳入竹碎青红，一带长廊画影浓。

坐久不知人籁寂，隔溪萧寺一声钟。

甲辰新秋养疴修竹馆晴窗遣兴仿文文水画法为德斋四兄雅正，梅生李育志，时年六十有二。”

钤朱文方印“梅生”。四件作品相互独立，但又互为关联，这是集锦扇的主要特征。

张岳崧、张维屏、何有书、潘正亨、谢观生

书画集锦扇纸本设色广东省博物馆藏

一类为书画均系不同人所创作，相互交叉，如金尔珍、杨伯润、黄树仁、子钧、浦宝春、姚銮、□世炘、周镛合作的《山水书法集锦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便是一例。该集锦扇为折扇成扇，每面分别为两件书法和绘画，都是为一个叫“子恭”的人所作。其书法为金尔珍的《行楷书苏轼和王晋卿送梅花次韵》、黄树仁的《隶书烛盘铭》、浦宝春的《隶书汉娄寿碑》和□世炘的《行书王鏊与陆冢宰书》;绘画均为山水，分别为杨伯润的《柳村渔隐》、子钧的《江深草阁寒》、姚銮的《秋山红叶》、周镛的《溪山积雪》。再如张镜宇、吴稚川、炳麟和马晋的《山水书法集锦扇》。

一类为全部是绘画，但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画家完成，其绘画既有独立构图者，亦有景致连贯者，如同屏风画中的通景屏，如陈康候、王虎榜、程远岑、史常镳合作的《山水集锦扇》(扬州博物馆藏)。该扇为四人所作山水画组成，均为独立画面，但又融为一体。

(清)金尔珍、杨伯润、黄树仁、子钧、

浦宝春、姚銮、□世炘、周镛

书画合璧(之一) 纸本设色纵18.2厘米横4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当然，如果撇开合作书画扇面不论，只就集锦扇而言，还有一种纯粹为一人所绘的集锦扇，如谢观生的《松竹仕女等八景集锦扇》(广东省博物馆藏)即是如此。该扇由谢观生独力完成，并无书法间隔，其画分别为松树仕女、桃竹小雀、幽篁仕女、芭蕉花石、倚栏仕女、柳树菊石、古树仕女、松树梅花，仕女画与风景画相互交叉，在最末一件上署款“退谷写”，钤朱文联珠印“观”“生”。

清代中晚期出现的集锦扇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到清代末年几乎销声匿迹了。其作者集中的地域多在江南和岭南地区，是这一时期艺术经济繁荣与休闲文化鼎盛的缩影，他们在咫尺之中尽展笔墨技巧，将书画由艺术性转向玩赏性与娱乐性。因其所需要的闲散功夫较多，且需要多人合作完成，在题材及内容上都有一定的约束，故在追求个性与胸中意气的文人书画家中，这类作品并不流行。不过在晚清时期的合作扇面书画中，尚有一种两人或两人共同营造一个画面的情况，如虚谷(1823—1896)、朱偁合作的《菊石双禽图》(扬州博物馆藏)便是其例。该图由朱偁写双禽，虚谷补菊石，并由虚谷题记：“綗怡老仁兄属，梦庐写双禽，虚谷补菊石并记。”钤朱文椭圆印“三十七峰草堂”和白文方印“梦庐氏”。这类的合作画扇在民国时期达到极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国画研究会”(早期称为“癸亥合作社”)成员如赵浩公、潘达微、黄君璧、潘和、李砚山、李凤公、黄少梅、黄般若等便有大量的合作画扇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