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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利 那时花开之一 136×68厘米 那时花开 文 / 刘军利 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被科技文明不断拉近。然而，我们和静谧的本我世界之间的距离却变得愈加遥远。如何运用肖像画的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对我来说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积累经验的机会。绘画的社会功能是什么？我想就是要表达出人类对于生活的感悟和对世界的理解，并通过作品与观众产生共鸣。这是我创作《那时花开》系列的初衷。随着实践经验在创作中的累积，我对中国人物画的理解与思考也不断地深化。 刘军利 那时花开之二 136×68厘米 意境是美学理论重要的范畴和概念，艺术作品通过意境的营造，引导观众，使观众产生对于时空和人生的哲理性思考。审美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意境的求索与审视。可以说美术创作的过程就是塑造意境的过程。艺术作品应该感染观众，达到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的交融，就此而言，营造意境是艺术创作的核心目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十分重视营造意境。从谢赫的“气韵说”到王国维的“境界”概念，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始终影响着中国画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在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下，绘画中的物象变成了符号化的表现语言，继而成为表现意境的图像载体。 刘军利 那时花开之三 136×68厘米 人物画以表现人的形象和生活为创作宗旨，这注定了其在创作中寄寓了鲜明的社会宣教功能。在表现内容上，人物画也因此更注重描绘社会人文生活。这种叙述方式能够表现宏观社会图景，但也容易产生“泛内容”化的倾向，以及对深层意境表述的乏力。我在创作《那时花开》系列时，有意淡化了主题性的内容描写，将人物放置在看似真实的空间里，但这一空间又似乎远离于现世的喧嚣、世俗的侵染。在都市快节奏生活的冲击下，人们的内心往往渴望回归宁静的精神家园。在画面所营造的图像世界里，人们放下包袱，神爽心畅，天地与我合而为一。在人物刻画上，我简化了动态和表情，使形象融于背景之中而并不显得突兀，这有利于意境的完整表达。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有鉴于此，我在构图上将人物放置在自然景物之中，试图从客体的视角来描绘人物，进入到物我合一的“无我之境”。在绘画过程中，我始终追求画面的诗性表述。我以为，绘画的最高境界是诗画一体，“画是有形诗，诗是无形画”。因此，我一直致力于将诗歌的意境融入到画面中，通过图像带给观众直接而深入的审美体验，并引导观众由表及里的欣赏画面，继而通过二维画面将人文关怀扩展到人类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如此一来，通过观众的联想与移情，作品也就实现了情与景的交融，物与心的相忘，达到自然、人文与艺术的和谐统一。 刘军利 那时花开之四 136×68厘米 中国传统绘画以气韵论和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为基础，虽提出了“以形写神”的创作观，但这种创作观更强调神的表现，形象的描绘只是为达到最终“写神”的目的。中西方绘画在造型观念上的差异，除了源于各自世界观和审美观的不同之外，欣赏者审美习惯的不同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中国传统绘画的受众是深受儒道文化影响的中上层阶级，在农耕文明的环境下，人们不讲求感官刺激，更喜欢委婉的、诗性的表达方式。因此，中国绘画在造型上也就不注重所谓客观真实性的传递，而更倾向于在画面中彰显出所谓“象外之意”。 刘军利 那时花开之五 68×45厘米 近代以来，全球化发展趋势越发明显，中国画受众的文化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中西方文化交汇融合催生出了借用西方写实主义创作中国画的徐蒋体系。暂且不论其对于中国画发展的利弊，仅就绘画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上看，该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在当今中西方文化不断融合的背景下，中国观众的文化结构与审美习惯也更加趋于西方化，当代的中国观众更习惯于通过艺术形象的真实再现进入审美域境，更喜欢将审美欣赏活动与造型表现的直接性联系起来。受众审美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到艺术创作的倾向性，在此情况下，写实主义的表现方式更容易被观众接受，也有利于观众更快地获得图像信息。 刘军利 陕北早春 220×160厘米 我的人物画创作遵循写实性原则。但我认为中国画所谓的写实性并不等同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艺术就是模仿自然”，也即一种绝对真实性。我始终认为，艺术的表现形式是自由的，不应拘泥于特定的画法或类型。只要能表达出真情实感，没有背离文化本源，并能让观众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这样的作品都应视为优秀的艺术作品。我喜好创作写实性的人物画，这是基于视觉传达的考虑。我认为，写实性人物更容易和欣赏者建立有效沟通，也能够更加充分地传递出现代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在画中人物面部的处理上，我注重人物细微表情的刻画，继而通过表情传达出都市人对自然和精神家园的渴望心理。同时，我还注重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人物画家蒋兆和及刘文西都在自己的创作中成功地塑造了典型化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形象特征和精神面貌，为我们树立了人物画艺术的典范。有鉴于此，我在《那时花开》系列创作中试图塑造出当代都市人的典型化形象，这些人物大多沉浸于信息时代所提供的便利与高效生活之中，也常常沉迷于虚拟的数字空间中。在我看来，过度娱乐化的生活和快餐式文化消费使人们的情感变得麻木，沟通能力也随之降低。我画面中的人物往往向往真实的自然世界，渴望彼此之间的交流。就此而言，我试图通过典型人物刻画反映出当代人的整体精神状态。 刘军利 都市之雨 200×600厘米 我在《那时花开》系列创作中试图将写实性人物刻画与写意性背景描绘相结合。因此，我倾向于以写实主义的表现方式深入刻画人物的表情及衣着，继而表现出现代生活的美感。我画中的背景则借鉴了写意花鸟画的表达方式，在笔墨挥写之间试图表现出中国画的意象观。写实与写意两种观念的碰撞与结合使我的画面呈现出耐人寻味的意境。在具体刻画上，我将工笔与写意两种表现形式结合起来。我的人物画创作一直在探索工笔画因素在生宣上运用的可能性。我认为宣纸只是一种绘画材料和介质，而不涉及某种固定的表现形式。中国画是开放包容的，一切有利于画面表现的形式和载体都应为我所用。传统的中国画大部分在绢素之上进行或工或写的描绘，清末“海上画派”亦擅长在生纸上做细笔晕染，这都为中国画创作予以了宝贵的启示。我在创作中以生宣为载体，加入工笔的表现因素，努力在工写之间寻找画面的平衡与对比。太工细的描绘往往使画面陷入僵化，过于注重笔墨的挥洒又难于对物象进行细致的塑造。将工笔与写意两种形式相结合，既能深入刻画形象，又能充分发挥写意画的笔墨之美。通过画面的合理构成和笔墨安排，我将两者统一起来，使画面产生亦工亦写的新面貌。同时，我在平面表现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对光感手法的运用。注重对光的表现并不是西方绘画的特点，中国传统绘画也十分重视光在画面中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对光的感受也更加丰富。我认为，将生活中转瞬即逝的光表现在中国画中未尝不是一种颇具价值的创作尝试。实际上，我创作的整体意识仍受到中国传统绘画的深刻影响，比如，我画面中人物的构图和笔墨均呈现出平面化特征，因此丰富多变的韵律感增强了画面的表现力。
刘军利 即逝的空间 170×300厘米 置身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我更应该努力思索我们文化的过去与未来。遥想当初，我们的先辈又何尝不是在这样的文化变迁背景下，以无畏的勇气与执着的精神创造出优秀的艺术范式和审美体系的。绘画创作的过程就是传承与突破的过程，既需要坚守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又需要勇于创新的意识。转瞬春天将至，芳馨的艺术之花依旧盛开。
刘军利 即逝的空间2 180×80cm×2 2017年
刘军利，1977年生于吉林。现为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副教授，西安美术学院博士在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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