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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基耶斯洛夫斯基离开二十载

 七侠荡寇志 2018-01-20

二十年前,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位逃过兵役的“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在巴黎魂归天国。



我喜欢观察生活的碎片,喜欢在不知前因后果的情况下拍下我惊鸿一瞥的生活点滴。
——克日什多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1996年。这一年,对于文艺界不是一个好年份——十天前的星期天,玛格丽特·杜拉斯安详地睡去;三个月多后,“爵士第一夫人”艾拉·菲茨杰拉德溘然长逝;八月份,拉法埃尔·库贝里克逝世,葬于捷克国家公墓;十二月,费里尼在银幕上的化身——马塞洛·马斯楚安尼逝世。在东方,司马辽太郎、吴回、王洛宾、朱屺瞻、艾青、江兆申、长谷有洋、星野道夫、钱穆、白杨、端木蕻良、曹禺、赵松樵等也相继离我们而去。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离开,让1996年的天空更显阴郁。要知道,他才刚过“天命之年”,对于一个导演,正是黄金年龄。上帝许是有心的,让这位拍出《蓝白红三部曲》(法国国旗三色)的波兰人将人世的最后一站定格在巴黎。次日,波兰电视台播放了他的另外两部闻名之作——《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和《十诫》。

 

“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适合做那一行——只因她是如此伤悲,那才是我痛下决心的一刻。”当洛兹电影学校第二次拒绝基氏,又有谁想到,这个充满怪想法的华沙青年,日后相继拍出《生命的烙印》、《机遇之歌》、《永无止境》、《十诫》、《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蓝白红三部曲》——这些蜚声于影史的佳作。


我接触的第一部基氏作品,是《机遇之歌》。后来的不少作品,如《罗拉快跑》、《蝴蝶效应》、《无姓之人》都曾借用它的手法。也是通过《无姓之人》的评论,我知道了《机遇之歌》。我惊讶于雅克·范·多梅尔《小径分岔的花园》式的手法,不曾想老早的年份,基氏已经娴熟运用如家常料理。



《机遇之歌》剧照


《机遇之歌》讲了什么故事呢?一言以蔽之——波兰青年威特克在追赶火车的一刹命运分为三条支流,支流的尽头都是空一场。影片可分为三个小故事:


一.威特克乘车往华沙,入党升官,与从事地下活动的女人发生关系,后因上司利用其抓捕女友而痛打上司,没去成巴黎。


二.威特克没追上火车,与站台警察扭打,进教养所,结识进步青年,加入印刷进步书籍的地下活动,信神拜教,后因地下活动,友人被抓,他的护照没有被批准,没去成巴黎。


三.威特克没追上火车,巧遇女同学,决定复学,后与女同学结婚,成为医生,前途光明,不入党也不掺和青年们的请愿。却在即将代理医院院长出国讲学飞往巴黎之际,飞机爆炸,没去成巴黎。


《机遇之歌》蕴含了基氏电影的诸多元素——个体悲剧、多重叙事、压抑政治、鲜明色彩象征、灵肉戏码、信仰与伦理、生存困境等...但若以此概括基氏的电影和他个人的意图,又仿佛过于敷衍,沦为机械学院派评论的说辞,毕竟这些抽象的词汇,套用到戈达尔、特吕弗、波兰斯基等头上也毫无违和。他随意的叙事中,有时候色彩、声音、镜头选择甚至凌驾于故事之上,比如拉开三部曲序幕的《蓝》——多次弥漫整个画面的蓝色、多次响起的八小节Reprise和《葬礼音乐》、多次的黑幕、多次对朱莉瞳孔的定格等...


影评人罗杰·伊伯特许是认同基氏的尝试,他说过:“一个把思想放在画面之上的导演注定只能达到二流水准,因为他所抵制的正是电影这种艺术的本质。铅字才是思想的理想载体,电影则是为了影像而诞生的,最杰出的影像必定能引发


无数自由的联想,而不是受制于某些狭隘的特定目的。”有的人能将基氏的电影与卡夫卡的小说、哈耶克的著作等牵强附会,甚至在政治上大加解读,像从头发中挠出虱子般揪出影片中的政治隐喻。相比之下,我情愿将基氏的电影视作他对电影这项艺术的“炫耀”。即便基氏基于光影若隐若现的表达也许只是戏弄,但他和他的“普瑞斯纳”们于过程中对画面、音乐、色彩等的纯属拿捏,已足够让我们心悦诚服。



《十诫》之《爱情短片》剧照


罗杰·艾伯特回忆过一件事——“在华沙他那间烟雾腾腾的小房间里,基氏连坐数月,与一位他在八十年代初团结工会判案时认识的律师一起创作了《十诫》的剧本。基氏记得,克日什托夫·皮斯维兹并不懂写作,但他很健谈。他们可以连续数小时谈论波兰的动荡。1985年他们还一起创作了“永无止尽”的剧本,那部电影讲述了三个与战争法有关的故事。电影拍好后,当局认为这样的故事缺乏同情心,反对党认为它是妥协的产物,教会则挑剔它的不道德。在一片争议和挑剔声中,一个下雨天这两位合作者又撞见了彼此,这位皮斯维兹大概还嫌麻烦不够多,叫道,“有人应该根据十诫拍一部电影。”


对于基氏和他的“战友”,找麻烦是他们乐此不疲的事,《机遇之歌》就曾因此被禁。他招惹麻烦的影像,与其说是对政治的抗议,或者显露他所谓悲观主义的姿态,不如说是以个体生命为主体,呈现一个他所经历的,一个正在逝去又永不泯灭,一个充满怀疑又不断挣脱的时代。基氏在笔记中提及《十诫》中一个严肃的旁观者,写道:“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只是一个跑来看着我们,看着我们生活的家伙。他显然对我们不是很满意。”基氏留下的诸多影像,又何尝不是一个严肃的旁观者。


基氏说:“我并不上教堂,但我相信有类似上帝的东西存在,我与他的关系是个人化的,不须依靠别的凭借。”现在,他在天堂的另一边,是否缘见上帝?如果见到,他大概在创作天堂的《机遇之歌》吧。


“必须去审视你们自己的生活,不为写书或剧本,而是为你自己。今天,这么多人中间,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你必须知道这是起点”。


一转眼,留下这些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已经离开二十载。而他静静躺在胶片长河的那些影像,依然在日日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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