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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方 1980年的夏秋之交，多雨的季节。已到了七月，杨村的麦子依然山一样堆放在场院无法打碾，队长一天几趟跑到麦场，摸摸麦捆是否发烫，看看麦穗是否发芽发霉。每位社员每天都要抬头看天，希望老天开恩响晴几天，好让人们把救命的粮食打碾出来。爸妈每天也都在念叨着这事。然而，我却无暇顾及这些，因为就是在这个多雨的季节，我迎来了人生中的头一件大事——高考。 六号，吃完午饭，我对爸妈说：我要早些走，班主任说了，要提前看看考场。这几天住在在县城制药厂上班的一个远房堂兄那里，不必操心。妈妈正在刷锅洗碗，听了我的话，看了我半天，然后又看看爸。爸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两元钱，迟疑了一下，又掏出了一元钱，叠在一起递给我，问够不够，我说够了。我知道，这是我三天的伙食费。妈说：去了就吃饱，别饿着；早饭一定要吃。还有，记着别忘了带伞。我一一答应着，又看看爸，爸什么都没说。吃的住的都安顿好了，似乎再没有什么要叮咛的了。爸妈始终都没有说一定要考上之类的话，因为他们觉得，要让这个瘦弱的儿子从全国330万人中挣脱出来成为27万人中的一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些数字，都是班主任老师和任课老师不止一次地说给我们，我回家又说给了爸妈的。当然，班主任还说了，以后你们是穿皮鞋还是穿布鞋，娶白脸的洋媳妇还是黑脸的土媳妇，能不能把嘴塞进国家的馍笼里，全看这几天了。这些我没说给爸妈，因为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 我的考场在县城里的高庙学校，那个学校的条件并不比我的母校阳洪中学好多少，也是一溜平房，我在第六考场，座位就在靠门的第一排第一桌。第一门考政治，严厉非常的班主任王老师代的课，没有理由考砸。铃声响起，两名监考老师一前一后打着雨伞抱着试卷进来了，后面的老师手里还提着一个闹钟。我抬头看着他们在讲台上忙活，心里一阵狂跳。提闹钟的监考老师指着闹钟说，大家看，时间没问题！一边说一边举起左手亮出自己手腕上的手表，说：看看，没问题！说着，他自己先笑了，于是，我们也轻轻地笑了。第二门考语文，卷子发下来后，我定了定神，翻到最后看到作文题目是写读后感，材料是达·芬奇画成千上万个鸡蛋的故事，心里飘过一阵窃喜。因为语文杨老师多次说：今年的作文肯定是写读后感！ 交卷之后，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出了教室门就遇到了语文老师，他劈头盖脸地问：能上90吗？我说不一定，但85总是有的。我看见他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失望，心里便恨自己的不争气。那一年，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都是百分卷，外语也是百分卷，但只计30%。就在我有些沮丧地转过一排平房打算出门吃午饭的时候，出人意料地遇到了我们的校长。校长姓董，大个，清瘦，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一对招风耳，当然还有他的威名。到现在我还纳闷，高中期间，从来没见过他训斥过谁，但全校学生见到他活像老鼠见到猫，这自然包括我在内，尽管他曾经用自行车带着我去县城参加学科竞赛的颁奖仪式。董校长看到我，关切地问：没问题吧？我只是笑笑，没有说话。他说：赶紧去吃饭。 口袋里有了三块钱，吃饭就不用精打细算了，早饭除了一碗豆腐脑，还要了两根馋了很久的油条，花了一毛一分钱；中午吃面条，一毛五分钱；晚餐还是豆腐脑，只是不能再吃油条了，而是就着一个馒头，一毛钱。每天伙食三毛六分钱。 吃完晚饭，撑着雨伞回到制药厂，雨很大，院子里没人，静悄悄的。院子里有两棵苹果树，树上挂满了青苹果。我站在树下，久久地盯着那群青苹果，听着雨滴一下一下打在伞上的声音，心里什么也没有想，但我能感到自己在微笑。 第二天天放晴了，太阳明晃晃的。考完第三门，同学们正聚集在学校门口叽叽喳喳地在议论着自己的得失，一个同学突然兴奋地跑过来说，你爸来了。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考试期间没有几个家长会来，头一天校门口连一个家长都没有，今天天晴了，校门口才有了零星的几个家长模样的人。我随着同学的目光一看，爸确实来了。我红着脸跑过去，问他为什么来。爸没有回答，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好着么？我说好着。爸说好着就好。说完爸又看了看我，然后就骑车走了。 印象中，第三天似乎没有吃午饭，因为心里惦记着妈做的面条。所以，下课的铃声一响，大伙都箭也似的飞出了考场，彼此兴奋地招呼着，踏上了回家的路。 家里，妈已经做好饭等着我。看着狼吞虎咽的我，妈只是默默地看着，想问，但终于什么都没有问，只是看着埋头吃饭的我。爸回来后，我把剩下的钱还给了他。爸迟疑了一下，把零钱给了我；然后，爸又看了看妈，妈似乎点了点头，爸又递过来了一块钱。我看了看妈，就接过了那一块钱。妈的脸上终于有了笑意。 随后的一段时间，我和杨村的老少都投入到紧张的三夏大忙之中。原来一直庆幸自己可以躲过这段忙得不可开交的日子，可老天不帮忙，非得要我高考完才放晴。天热得人喘不过气来不说，每天还要在冒着蒸汽的场院里翻场碾场。虽然我不是主劳力，但几天下来就累得脱了形，而且一天到晚不想吃饭。爸妈说，这么重的活，这么热的天，不吃饭怎么行？要不歇几天？我说：我不能歇。为什么不能歇，我知道好像又不知道。 终于，半个月后，十多万斤麦子圈进了囤里。田野里一望无际的麦茬中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玉米苗，苹果园里的苹果开始涂上了些许的红色。杨村的三夏大忙终于结束了。 只有我还在等待着。 又过了十多天，是一个上午，一个同学满脸油汗地骑车来到我家，扔下了省城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要走。妈忙端来一杯水，同学大口大口地喝着。妈留他吃饭，他说不吃不吃，还有几个人的通知书要送。我愣愣地跟着妈把同学送出了门，然后就看到妈的脚步异常轻快，吩咐弟弟说：快去，跑着去，把你两个姐叫回来！ 那一天中午，全家人和两个出嫁的姐姐一起吃的饭。两个姐姐惊讶才过了十几天我咋就瘦得像个猴一样。妈炒了几个菜，炸了油饼。吃饭之前，妈说，别忘了给你爷上香。爷爷年初去世，活着的时候，他总盼望着自己的孙子们哪怕有一个能成为“公家人”，可他终于没能等到这一天。在爷爷的遗像前，我恭恭敬敬地上完香，回到饭桌旁。二姐问我给爷说了什么，我说什么也没有说。二姐就说我傻，要给爷说你考上了大学。我说我忘了说，全家人都笑了。 吃饭的时候，不年不节的，爸破例喝了几盅酒。几盅酒下去，爸想起了什么，倒上一杯酒，对妈说：你也喝一盅？妈看了看我，又看看两个弟弟，说：喝！喝完了连说辣。全家人又笑了。 那一天，在杨村南村南街南排最东头一户人家的笑声里，我的高考结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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