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上海不是“文化大码头”》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 毕旭玲
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外地，各界对上海文化都存在种种误解，比如认为上海在开埠以前是一个小渔村，没有什么文化。这种认识忽略了上海文化的历史悠久性。但更危险、更隐蔽的误解是：认为上海是“文化大码头”。什么是码头？码头是江河湖海边上专供乘客上下与货物装卸的建筑物。码头最重要的功能是中转，而不是留驻与发展，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如果上海是文化大码头，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只是将上海作为中转站，并不会在上海生根开花。作为文化大码头的上海，也留不住精彩的文化，只能热热闹闹地迎来送往。显然，文化大码头，既不能表达上海文化发展的历史，也不能描述上海文化的现状，更不应该成为上海文化建设的目标。“文化码头”的误解忽略了上海文化强大的创造能力和吸引力，抹杀了上海文化的原生性和根基性。
“文化码头”的说法最早出自何人何处，已很难考证。但这种说法的产生，可能与用“上海滩”指称旧上海有关。旧上海的发展与租界有密切关系。1845年，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看中了黄浦江沿岸一块满是芦苇荡的土地，逼迫上海道台将其租借给英国，并为其取名“The Bund”（堤岸、码头）。英国殖民者就在这里建造码头、公路，发展商业。从黄浦滩起步，上海很快发展为“十里洋场”、“远东第一大城市”，成为著名的移民城市，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人才与文化艺术形式。不少文化人、艺术家都是乘着船，从码头进入繁华的大上海，并在上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时人又将上海称为上海滩。滩本身就是码头的一部分，而汇聚各种文化艺术形式的上海滩，可能因此被认为是“文化大码头”。
当时，包括美术、曲艺、舞蹈、音乐、摄影、展览等各种文化门类在内的艺术品和艺术形式都喜欢到上海谋求发展，到上海“靠一靠”，认为只有在上海出名了才能真正红起来。但上海在文化艺术形式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不止是提供一个滩头这么简单。各种文化形式在上海展示的过程中，受到了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审美理念和文化性格的影响，做出了主动改变，打上了深深的上海烙印，成为上海的文化产品。
比如，早在1866年，京剧就已经传入上海。哀梨老人的《同光梨园纪略》记载说同治五年，上海罗某建造了一座满庭芳戏园，邀请北京京剧演员去演唱，市场反应很好。到了光绪年间，上海已成为京剧在中国的第二基地。上海观众将京班的皮簧戏称之为京调，或京调大戏，然后逐渐有了京戏或京剧的称呼，并逐渐扩展为全国性剧种。上海不单为京剧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也影响着京剧的艺术面貌。梅兰芳就曾在其回忆录中记录：1913年，19岁的梅兰芳经头牌老生王凤卿的推荐唱压台戏。他认为“抱肚子傻唱”的青衣老戏压不住上海的舞台，因此现学了一出刀马旦戏《穆柯寨》，后来又把头二本《虹霓关》连着唱，一人分饰两角。这两次即兴突破，都是为了迎合上海观众的欣赏心理而做出的改变，并由此造成了京剧艺术的重大变革。类似京剧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影响甚至决定一门艺术的走向和命运的事实告诉我们，上海绝不是“文化码头”。
上海文化经历过漫长的演化发展过程。上海传统文化自诞生起就天然属于吴越文化的一部分。随着吴越地区的发展，长江以南地区逐渐崛起，在唐代甚至出现了将其划分为独立行政区域的设置，“江南文化”逐渐发展成熟，代替了“吴越文化”。上海文化因此又属于“江南文化”的一部分。后来，随着上海在近现代的迅速发展，在“江南文化”的基础上，上海文化的特质逐渐清晰，因而产生了与“京派文化”相对的“海派文化”。红色文化就更不用说了，它是在上海特有的租界与华界共存的历史条件中发展起来的，具有上海特色。上海红色文化是原生文化。这些不同文化形态在上海前后相继、共存共荣，说明了上海文化本身的巨大创造能力。上海不是留不住文化的“码头”，而是文化发生发展的“基地”和“大本营”。
对上海文化误解的产生，表明我们对上海文化的历史、内涵以及特征缺乏了解，我们对那些在上海产生重大变化，甚至脱胎换骨的文化艺术形式和产品也缺乏宣传，“文化码头”的称呼才不胫而走。然有不少人，因为上海被称为“文化码头”而沾沾自喜。可笑又可悲。
近日，《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获得国务院批复。根据规划，到2035年，上海将建设成为“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其中“人文之城”的建设目标表明文化建设将在上海城市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了打造卓越的“上海文化”品牌，我们必须弄清上海文化建设的方向与目标。我们要建设的上海，绝不应该是一个“文化大码头”，而应该是“文化基地”和“文化大本营”。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2期第8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