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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汉代大儒董仲舒，将这一趋向归纳为：“《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春秋》评价人物不秉持功利主义的态度，而是适当权衡行动者有无主观上的恶意。这体现出在历史叙事背后，孔子有着深刻的道德和人文关怀。 这一趋向在评价春秋初期鲁隐公被弑上可略见一斑。鲁隐公和鲁桓公都是鲁惠公的儿子，隐公年长但庶出，桓公年幼但嫡出。惠公去世后，隐公本无意担任君主，但基于尊重父亲立桓公的遗愿，考虑到自己如不继位，国人出于主少国危的考虑一定会另选其他年长公子；相反如果选择自己继位，可以等桓公长大后再传位给他。这就是所谓的“隐为桓立”。 为此，隐公继位之时没有行继位之礼；隐公母亲去世时，也没有以夫人之礼安葬。这都说明，隐公没有贪图君位的意思。  公子翚的出现让隐公让国的高义功败垂成。公子翚建议隐公杀掉桓公，永远占有君位。这被隐公所拒绝，隐公表示，自己正在建设自己的采邑，等采邑建设好，自己就迁出国都，将位置让给桓公。公子翚于是反过去向桓公进谗言，说隐公贪恋权位，不想传位给他了。桓公信以为真，就派人杀害了隐公。 《春秋》作者明白，尽管隐公在权臣窥伺之时，举止有不谨慎之处，不得善终，但他本意是想让国，于是就尊重他本来的意愿，在隐公元年只写了“元年春王正月”，而没有书“即位”。《春秋穀梁传》在解释此处笔法时，指出是：“成公志也”。就是尊重隐公的本意。 相反，桓公则因贪图权位而误会弑兄，《春秋》在记载这件事时，写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按照《春秋》的习惯，如果前一任君主不得善终，后一任君主往往不书“即位”。《公羊传》作者在解释此处笔法时，点出此中道理：“如其（桓公）意也。”就是说，杀害隐公是桓公的本意。  《春秋》这一书法，在记述齐桓公时也有所体现。面对中国不绝如缕的危局，他尊王攘夷，护卫了华夏文明的薪火相传。《春秋》中记载了桓公的一则事迹：“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春秋》中书“救”是对一个行为极大的肯定，表明认可其正义性。 但实际上，桓公此举并没有成功救邢国，盟军到达之后，邢国已经被狄人灭掉了。尽管如此，《春秋》还是通过书“救”表达了对齐桓公这一行为的肯定。与此类似，郑僖公他打算背叛楚国，重新占到华夏的阵营，虽然没有成功，被其国内亲楚的大夫所弑，但《春秋》仍然通过书写郑伯“如会”，表达了对郑僖公弃暗投明的肯定。 汉代人将《春秋》中的这一观点创造性地运用到断案中，就是所谓的“原心定罪”。汉代司法官员在衡量罪行轻重时常有“原心定罪”的倾向，如《盐铁论》中提到：“《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者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在量刑上有很大差别的。  或许在《春秋》以及汉代人看来，成功固然重要，但有一个善良的心更加重要。毕竟，如果方向走错了，走得越快、效率越高，就越南辕北辙，越背离初心。 版权声明：本文为腾讯儒学独家原创稿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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