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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启功先生 与中国古典文献学 郭英德 先师启功先生与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有着不解的因缘。1982年,先生创立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点,并招收了该专业第一届硕士研究生。1984年,该专业经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博士点,1986年招收了第一届博士生。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学科调整,原拟取消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归并到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启先生历来深感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和灵魂”[1](P9),因而上书倡言中国古代文化的教育与传播不可忽视,传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终于使该学科得以保存。  启功先生 然而,启先生对中国古典文献学这一学科名称却一直不太赞同。先生认为自己讲授的课程内容都是古代文化方面的一些常识,称之为“文献学”,觉得提得太高、太大,实在有些不恰当,不如称之为“文史典籍整理”更合适[2](P21-22)。早在20多年前,启先生就风趣地借用“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的民谚,对这一学科所涵盖的内容起了一个更为通俗的名称——“猪跑学”。“猪跑学”经过先生一些朋友的宣传与解说,已经成为先生对这门学科的非官方的生动全面的概括[3](P85)。 我生也晚,智也愚,自从1986年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有幸忝列启先生门墙,恭聆教诲。后又因学科建设需要,于1992年、1995年先后评聘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副教授、教授,得以在先生直接指导下,协助培养了多届硕士生、博士生,薪火相传。我想,从学理上总结启先生的学科意识、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发展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这应当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是以撰成此文。 一 博学于文的学科意识 启先生主张将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称为“文史典籍整理”,体现出他对文献学这一学科的定位:学习文献学,是为了更好地阅读、整理、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史典籍,文献学就是有关阅读、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典籍的学问。因此,这一学科所涵容的知识无疑是相当广博的,实质上是一门“杂学”。  1982年9月至1983年6月,启先生为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硕士生讲授“猪跑学”。我手头有一份先生当时的讲授目录: 一、目录、版本、校勘 二、文体 三、音韵 四、文字 五、诗文声律、对偶 六、文与史的关系 七、官制 八、行文 九、学和派 十、典故 十一、对联、联语 十二、考古 先生在实际讲课时,还讲授了年代、注释、宗教等内容。结合先生《〈文史典籍整理〉课程导言》一文[2],我们可以看出先生对这一门课程、乃至这一门学科涉及范围的总体设想。概而言之,启先生认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内容,既应包括一般文献学所涉及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也应包括传统小学所涉及的文字、音韵、训诂(包括标点、注释)等,还应包括文体、写作、年代、制度、考古等与文史典籍相关的文化常识。先生一直认为,这些内容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现在阅读、整理、研究文史典籍的基础知识。这些内容不研究清楚,就谈不上什么读懂、理清文史典籍,更谈不上什么研究文史典籍了。 不仅于此,即使是这些丰富的学科内容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学习、运用和研究,也都要基于广博的知识。启先生谈到目录之学时说:“目录学的头一条,那得有极其广博的知识,不但要有古代的知识,还要有今天的知识;不但要有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而且要有广博的自然科学知识,这样才能编辑、整理、判断、研究,所以是很不容易的。”[3](P88)谈到校勘之学时也说:“同样一本书,这个本子作`天',那个本子作`地',究竟哪个对、哪个错?这就涉及到许许多多的知识、甚至常识,谁也不知道整理古书时会有多少问题冒出来。”[3](P90)“要校勘古籍,就要知道古籍所涉及的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各种规章制度,或者说就是各自的习惯,如果不了解所牵涉的制度、习惯,就会出笑话。”[3](P96) 由此可见,启先生具有相当明确的“博学于文”的学科意识,这也许正是先生不愿以“文献学”的概念称呼这一门课程、这一门学科的内在原因。 “博学于文”是中国传统的人格理想,也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论语·雍也》篇记载:“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孔子同样的言论,又见于《论语·颜渊》篇。孔子所说的“文”,包括一切文化知识。显然,孔子是以“博学于文”作为“君子”的理想人格要素的。《礼记·中庸》记载哀公问政,孔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而谈到“明善”的步骤时,孔子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者之中,博学居首。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君子”应该“博学于文”,这给学生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论语·子罕》篇记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论语·子张》篇记载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流传,“博学于文”成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教育思想,也成为培养“中国式”通才学者的必由之路。  启先生自身就是“博学于文”的典范。先生在中学肄业后,投师系统地接受了传统的经史教育和文学教育,培养了丰富的文化教养,堪称“博雅”,是一位“以全面而广泛的文化教养为背景的通贯之家”[4](P51)。因此,启先生“博学于文”的学科意识是包含着自身深切的治学经验的,我们应该很好地接受这一份遗产。我们甚至可以极言之,能不能培养“博学于文”的通才,这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是否健康发展的检验标准。在今天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学科领域越来越窄,学术研究越来越专门化的时代,提倡“博学于文”的学科意识,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 二 融会贯通的学术思想 中国古典文献学应该是一门“博学于文”的学科,但这种“博”,并非杂烩一锅,稀里糊涂,其中自有一以贯之的精神思想在。我们看到,正因为以“博学于文”为宗旨,因此启先生的学术思想就具有融会贯通的鲜明特征。 融会贯通,简称“会通”。郑樵《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5](P1)他在《上宰相书》中又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6](P37)要言之,“会”是涵容,“通”是纵贯,合而观之,会通者,融汇百家、上下古今之义也。所以郑樵《通志总序》称道孔子:“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5](P1)。这是对嵇中散《学箴·序》所谓“夫极灵智之妙,总会通之和者,莫尚乎圣人”的最佳解释。中国古典文献学既然是一门“博学于文”的学问,既然是成就“中国式”通才学者的必由之路,又怎能不以这种融会贯通的学术思想为核心呢?  《通志总序笺》 我认为,启先生融会贯通的学术思想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即雅俗兼通,古今打通,中西融通。 中国古代的文献学,一直都以雅文化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以儒家经典研究为主。因此,传统的文献学,说穿了,不过是经典文献学,是经学的一个分支。文献学的这种学术格局,在现在出版的许多冠以“中国古典文献学”之名的著作中仍然可见一斑。而启先生则一反常规,超逸传统,明确地主张将广袤的俗文化纳入文献学研究的视野。在先生的文献学研究对象中,不仅有经、史、子、集等雅文化传统的文献,更有白话小说如《红楼梦》等,俗曲杂谣如敦煌变文、子弟书、岔曲等,还有《杜家立成杂书要略》、买物券等应用文字。总之,启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各种雅俗文化,几乎无所不能及,无所不能达。  而且,在启先生的学术思想中,雅文化和俗文化本身是兼通并容的,共同形成一种整体的学术思维方式,用以得心应手地解读中国古典文献。例如先生撰《款头诗》一文,引孟棨《本事诗》记载白居易嘲笑张籍作“款头诗”,以《唐摭言》卷十三“矛盾”条为证,说明“问头”与“款头”同义;又以《刘宾客嘉话录》、敦煌所出失名《唐太宗入冥记》小说为证,说明“问头皆所问之话头,乃审讯时法官提出以令被告回答之问题也”;最后以明代清平山堂所刻话本《雨窗集》中《花灯轿莲女成佛记》为证,说明有时也“称禅语机锋之问话为问头也”[1](P165-166)。全文雅俗文献,兼容并举。又如先生考辨所谓范宽的雪景山水图是伪作时,指出:“范宽名中正,字中(仲)立,性温厚,所以当时人称他为`范宽'。可见宽是他的一个诨号。正如舞台上的包拯,都化装成黑脸,小说中便有`包黑'的诨号。有农村说书人讲包拯故事,说到他见皇帝时,自称`臣包黑见驾',这事早已传为笑谈。”[1](P92)以世俗说书为例,说明古画作伪之迹,运用之妙,恰到好处。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既体现出先生兼通雅俗的文化修养,也体现出先生兼容雅俗的学术思想。 启先生治学,还一贯主张古今打通,不为时代所限。古今虽有时代的睽隔,却无文化的河汉,诚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此先生无论是考辨古代的文学艺事,还是论证现代的世事人情,往往不是就古论古,或就今论今,而是以今视古,以古证今,极古今之变,通古今之道。例如在《记汉〈刘熊碑〉兼论蔡邕书碑说》一文中,先生说:“在敦煌发现的写本中常见有许多`应用文'的成篇样本,有如后世的《留青集》、《酬世大全》等书,是预备给撰写人模拟甚至抄用的。因此我很怀疑汉代撰写碑文的人已早有一套这种现成程式,或说是`夹带'、`小抄',用时一抄,加上碑主的姓名就够了。”并且更进一步说:“其实不仅刘熊一个碑如此,也不只汉碑中如此,凡是封建统治阶级自吹自捧的文字,实际上大都如此的。”[1](P114-115)以后世之文,证前代之事,以汉代之碑,论历代之文,先生上下古今的学术眼光,实非常人所能及。 启先生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也与众不同,“由于他个人的出身和经历,对旗人的家庭生活、风俗礼节,了如指掌,因而对《红楼梦》中人物间的关系———特别是细微处,理解深刻。比如他谈到,旗人家庭,小叔子和嫂子可以较为随便,所以宝玉和凤姐见面,有时候纠缠一阵。有人说这两个人有特殊关系,其事之有无,可置之不论。不过曹雪芹这样写是符合当时的习惯的,这些描述不足以作为上述怀疑的证据。”[7](P157)先生对《红楼梦》一书中的年代、地方、官职、服装、称谓及其他生活细节、生活习惯等的发微,之所以能够洞若观火,不正是因为先生在学术研究中融入自身的丰富知识和切实体验吗[8](P277-308)? 启先生还谈到,骈文、八股文现象的至今“依然如故”,这是他发奋研究汉语特征的原动力之一[9](P5)。正是因为打通古今,先生往往能够自然而然地引领学术前沿。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说的:“启功先生的关于汉语文学语言特点的论述,可以说是很‘现代’的。他从实际出发所得出的结论,恰好具有现代文学理论学术的前沿性。”[10](P20)  《说八股》 启先生生前,每每以英文不好为憾。但先生是在20世纪初中西文化大碰撞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对“中学”既有深切的挚爱和丰厚的积累,对“西学”也有透彻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因此先生的学术思想既不守旧,也不趋新;既对“中学”的积弊了然于心,也对“西学”的缺陷洞若观火。和一般学贯中西的学者不同,先生大抵是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或者说以中学为本,而兼采西学。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无疑是先生一生立身行事、立言行文的根本,而西方新近的学术思想则是滋润先生学术思维的雨露。正如先生所说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某些方法上,‘借英鉴汉’,又有何不可!”[9](P2)比如先生多年潜心于汉语现象问题,并非受西方现象学的影响,而是根基于中国传统的重现象、重直观的思维方式[11](P83-88)[12](P173-217)。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启先生有很多别出心裁的学术思想,竟然与西方现代学术思想潜相交通。例如,现代西方符号学盛行一时,先生虽对符号学没做过什么研究,却有着与符号学若合符契的学术思想。在《谈诗书画的关系》一文中,先生说:“与其说‘书画同源’,不如说‘书画同核’,似乎更能概括它们的关系。”“而所谓的‘核’,也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艺术上由于共同工具、共同思想、共同方法、共同传统所合成的那种‘信号’。”[8](P230-232)先生这里所说的“信号”,不就是西方学者所论的符号吗?又如,西方语言学研究历来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先导,先生对用“葛朗玛”来研究汉语的方法颇有非议,但是先生对汉语现象的关注,对汉语现象与汉语诗文写作、文化思维之间关系的关注,却走到了世界学术的前沿。《汉语现象论丛》一书“对汉语的研究主要是对传统语文研究的继承和发展,但令人意外的是暗合了国外语言学研究的路子。他对口语及语音的重视,使人联想起盛极一时、至今仍影响至深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它也是在口语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3](P72) 在学术思想的最高境界上,无论是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应该是可以相融相通的。启先生这种中西融通的学术思想,对我们今天进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三 无征不信的研究方法 启先生自言:“年逾二十,始受教于励耘先生(按,即陈垣先生),获闻学术流别及考订之学,得知无征不信为立言行文之根本。”[8](前言)的确,文献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立言行文之根本”,就是无征不信,实事求是,这是我国治学的优良传统。  所谓无征不信,其要在一个“征”字,即充分地占有材料,切实地运用材料,以进行实事求是的文献研究、文本研究。举凡考订文字,辨证文献,鉴定字画,启先生都继承了陈垣先生的治学传统,无不尽力“竭泽而渔地搜集材料”[1](P9)。先生所搜集的材料既有与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本证”,也有与研究对象间接相关的“旁证”;既包括流传的文献资料,也包括出土的碑刻资料。因此,先生的研究文章,无不旁征博引,以资料翔实,议论精严著称。 如清末李文田在汪中所藏定武本《兰亭帖》之后作跋,以此帖与《世说新语注》所记文字不相应为由,疑王羲之《兰亭集序》为后人假托之文。先生撰《〈兰亭帖〉考》一文,先用大量“本证”,证明今传《兰亭帖》乃王羲之的草稿,而“古人文集中所载,与草稿不相应和墨迹或石刻不相应的极多。且注家有对于引文删节的,也有节取他文或自加按语补充说明的”,因此李文田的论断“在逻辑上,殊难成立”。续用大量“旁证”说明:“三代吉金,一人同作数器,或一器底盖同有铭文,其文互有同异的很多;韩愈的文章,集本与石刻不同的也很多;欧阳修《集古录》,集本与墨迹本不同也很多,并且今天所见墨迹各篇俱无篇题;苏轼《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诗二首,流传有草稿本,前无题目,第二首末较集中亦少二句,盖非最后的定稿。翁方纲曾考之,见《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这都是金石家、文学家所习知的事”。有此精确的本证与丰富的旁证,《兰亭集序》非伪作,自成定论。但先生仍兴犹未已,进而推论李文田之所以致误的原由,指出:“于是再读李跋,见末记此为浙江试竣北还时所书。因忆当日科举考试,虽草稿也必须写题目,稿文必与誊正相应,否则以违式论,甚至科以舞弊的罪名。我才恍然明白李氏这时的头脑中,正纠缠于这类科场条例,并且还要拿来发落王右军罢了!”[1](P44-47)全文引证丰富,论述细致,具有雄辩的逻辑力量。  重视出土文献与考古发掘来研究历史文化,这是清代朴学家古文献研究的一个优秀传统。如钱大昕就特重“金石之学”,认为:“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14](卷二五)而以书面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证,更是王国维以降行之有效的学术研究方法。启先生在这方面又有所突破,他于碑刻资料之外,还独具慧眼地拈出法帖资料,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早在1961年,先生就撰写了《碑帖中的古代文学资料》一文,“在当时古典文学研究中不啻为空谷足音”[15](P153)。文章明确指出:“古代铭功纪事的石刻(包括墓志题名等)称为碑,尺牍书疏(包括诗文卷轴等)称为帖,也即是简帖的帖。把简帖摹刻上石,也称为帖。”而碑帖中关于文学史的资料,大约可分为三类:“一、文学家所书自己的文学作品;二、书家所书他人的文学作品;三、有关作家和作品的考证资料。”这些材料大约具有四项作用:“一、作品的校勘;二、集外作品的补编;三、作家、作品的史实考证;四、创作技巧的研究。”[8](P213-225)文章就这四个方面列举了大量事例,举证详明,考辨精当,充分体现出先生运用碑帖资料研究古代文学的独诣之处。由于先生精于书画之学,因此这种成功的研究事例在在皆是。这里仅再举一例,以概其余。世传文徵明原名璧,实误,因其兄名奎、弟名室,都用星宿名,且字均从土不从玉。对此,清同治时吴县叶廷琯《鸥陂渔话》卷一《文衡山旧名》已有详考。而启先生复以香港刘均量虚白斋所藏文徵明小楷书《落花诗》真迹为据,指出其署名皆为文壁,此案遂成铁证[1](P38-39)。 其次,启先生的“无征不信”,还表现在分析材料、解读材料时具有一种独特的眼光,既有广泛的覆盖面,又有深邃的穿透力。 启先生在进行文献研究时,善于运用自身丰富的知识储备,诉求于极为广阔的知识领域,因此不仅能从有材料处广泛搜集材料,还能从无材料处发现人所未见的材料。从有材料处广泛搜集材料,其例甚多。如先生说:“古籍中凡第一身自称作‘某’的,都是旁人记述这个人的话。因为古代人常自己称己名,没有自用‘某’字自作代称的。我们从古代人的书札或撰写的碑铭墓志的搨本中,都随处可以见到。”[1](P88)以此为据,便可断定明人张丑《清河书画舫》书中抄录的北宋米芾《宝章待访录》确是伪作,也可断定南宋张即之书《汪氏报本庵记》实非真迹,因为这两件古法书都从一个“某”字上露出破绽来。至于从无材料处发现人所未见的材料,更是先生学术研究的高妙之处。例如有人以文徵明书《落花诗》卷末未盖印章,便判定其为伪品。而先生却指出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写成后还未盖印就被别人拿走了;二是自己感觉有不足之处,再为重写,这卷暂置一旁,所以未盖印章。”而文徵明书《落花诗》卷末未盖印章当为第二种可能,这是因为此卷中徐祯卿等人的诗题中都称“石田先生”,而文氏自己的十首诗题却只题“和答石田落花十首”,分明是写漏了“先生”二字。又最后一首诗第三句“感旧最闻前度(客)”,写漏了“客”字,补写在最末句之下。先生认为:“任何人录写诗文,不可能绝无错字漏字时,所以没有的,只是不把有错漏字的拿出来而已。 这类事如在其他文人手下,本算不了什么问题,而在平生拘谨又极尊师的文徵明先生来说,便应算是一件大事。所以写完了一卷,不忍弃去,又不愿算它是`正本',便不盖章。”[1](P39)先生基于自身艺术实践的体验,对古人行为作真切的体会和细心的发覆,的确非常人可及!  启先生研究文献时,往往不是以运用罕见的材料解决问题见长,而更多地是以运用常见的材料解决问题取胜。这也得自于陈垣先生的真传:“所谓占有材料,并不是指专门发掘什么新奇的材料,更不是主张找人所未见的什么珍秘材料,而是说要瞭解这一问题各个方面有关的材料,尽量搜集,加以考查。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见解。”[1](P9)先生的古典文献研究,便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例如,先生指出:“解释诗文,必按某本所出某字,不宜主观地随便改字,这是著书、注书的人共同信守已久的原则… …名人诗中字句,并不是易讲者即坏,而难讲者即好。只是要‘名从主人’、‘字从版本‘而已。”[1](P136)研读古诗文,不必去刻意地追寻什么古本、秘本,而首先应以习传本为据,运用历史文化常识,考察它是否符合常理。例如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第一句“城阙辅三秦”,通行本作“辅三”,别本作“俯西”。先生列举习见的旁证,如《左传》所谓“京城太叔”,杜甫诗“城阙秋生画角哀”等,举重若轻地说明“城阙”的确可指“登楼所见的四野城市”,而不一定只有首都才得被称[1](P135-139)。这样就将不太好讲的诗句讲清说透了。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再次,启先生的“无征不信”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不迷信古人,不迷信古本,不信守死材料,而是识高心细,善疑发覆。正如郑樵《通志总序》所说的:“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5](P1)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和基础,在学术研究上,有时候甚至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具有更高的价值。 启先生读书,目光如炬,心细如发,常常能疑事所当疑之处,发人所未发之微。如苏轼狱中寄子由诗第一首结句:“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世行诸本皆如此,启先生却不袭故说,认为:“以文义揆之,世世俱为兄弟,此非东坡所能知,如为预祝之词,则下句应言`愿结'。佛家因果之说,谓有今之因,乃有后之果,而后之果,又为再后之因焉。诗意盖谓今生既为兄弟,此果也,又将成为来生再为兄弟之因。此云世世,竟成已知之数,又何用下句乎?”因此疑两“世”字中前一字当有误,或当为“此”字。后友人刘尚荣代查影印常熟翁氏所藏宋本《施顾注苏诗》,果作“此”字。又东坡《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启先生认为次二句文义殊费解:“`赋诗必此诗',谓每作一诗其字句必相同耶?则此人第二次所作,乃重抄第一次旧作,并不成为作诗矣。如其人欺读者,听者之不知其有第一首,而竟以旧作,累充新作,则其人非独不成其为诗人,直是鲜耻之徒矣。”因疑当为“赋诗必此语,定知非诗人”。虽检宋本此首,仍如其字,但启先生仍然认为:“即使天壤众本,皆刻`诗'字,亦难释其可疑之理焉。”[1](P181-183) 综上所述,启先生运用无征不信的研究方法,不仅得心应手,掉转自如,还匠心独运,自成一家。先生曾说:“时人用时法,操纵在己,故得左右逢源;后人效前法,体貌因人,易致按模脱墼,于是定型出而流弊见矣。”[1](P276)先生在古典文献研究方面,不正是“操纵在己”而“左右逢源”吗?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启先生以博大精深的学问,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卓越成就。无论是博学于文的学科意识,是会通化成的学术思想,还是无征不信的研究方法,都体现出启先生作为一位当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做出的突出贡献。这份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2005年7月26日,正逢启先生诞辰,不才小子,谨以此文敬祭于先师在天之灵!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总第191期) - 全文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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