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解释是郑俊怀对伊利股份大权旁落的恐惧已达到“非理性”的地步。公司东窗事发后，郑俊怀曾如是说：“我并不想做亿万富翁，但我像抚养孩子一样陪伴企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当我不在这个职位上的时候，我只想和我的孩子保持一丝血脉联系，仅此而已。”
类似的想法，当年的科龙CEO潘宁也有。可是，潘宁的MBO受到了广东容奇镇政府的阻挠，而郑俊怀没遇到这方面的困扰。呼和浩特财政局把第一大股东的地位曲线让给了郑俊怀为代表的公司管理层，又同意让启元公司成为第二大股东，这已是很帮忙了。若不是郑俊怀又去搞一个由几个人的家属控制的华世，而且祸起萧墙，引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当地政府是不会把郑俊怀送入监狱的。
郑俊怀对权位的非理性还表现在前前后后换了近十位副手上，他只信任几位后来被判刑的亲信。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潘刚，可能因为年轻能干被郑推举到了总经理的位置，但最终也和郑闹翻了。还有一位副手路长全在郑被拘后仍然对他忠心耿耿，但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发言看，郑也没向他交待过什么底牌。
郑俊怀在处理与副手牛根生的冲突方面也是极为失败的。郑俊怀1983年进入伊利的前身回民奶食品厂当厂长时，牛根生还是车间里的洗瓶子工人，在郑俊怀的提拔下，牛从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等一直做到生产经营副总裁。但到了1998年，郑俊怀感到牛根生功高盖主，加上周边亲信的挑拨和牛本人比较张扬的个性，使得牛失去了郑的信任。在一次会议上，牛说了一句也许会伤害管理团队团结的话，郑便脱口要求他辞职。
牛根生真的要辞职的时候，郑俊怀却表现出一副不接受的样子。到了牛第三次提出辞职时，郑俊怀在董事会面前仍显得不是他要让牛走的。牛根生的个性极强，将了郑俊怀一军，说：“既然老总在大庭广众之下说没这意思，那是我年轻气盛，考虑问题欠佳，我就把辞职报告收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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