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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前145－？）关於司马迁的生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他生於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见《史记》卷一叁○《太史公自序》的张守节《正义》，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载於《观堂集林》卷十一。一种认为司马迁生於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见《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司马贞《索隐》，李长之持此说，着《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载《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叁联书店1984年版第19页~23页）。本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国内学术界关於司马迁的生年有过两次大讨论，具体情况可参阅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102页。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史记》卷一叁○《太史公自序》称：“迁生龙门。”关於司马迁的确切出生地，有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两种说法。《太史公自序》裴駰《集解》引徐广说：“冯翊夏阳县。”张守节《正义》：“迁即汉夏阳县人也，至唐改曰韩城县。”（见《史记会注考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5195页）北宋治平元年（1064），韩城芝川修建司马迁的庙宇，通常都认为那里是司马迁的出生地。有人认为司马迁出生在韩城高门村西的龙门寨，见吉春的《司马迁生地浅\探》一文（载《人文杂志》1984年第3期）。司马迁生於山西河津的说法见於黄乃管的《司马迁出生在今山西河津县说》一文（载《晋阳学刊》1983年第6期）。文中引元代王世诚《河津县总图记》之文：“迁生龙门，居於太和坊。”并称：“太和坊，就是现河津县太阳乡西辛封村。”本书取韩芝川说。那里南临黄河，北面50里是着名的龙门山。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歷史文化底蕴。相传大禹曾在龙门凿山治水。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着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歷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前110），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司马谈多方求教，“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唐都系天文学家，能观星象。《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城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杨何之家。”杨何是景帝、武帝时期的《易》学大师，许多着名学者出自他的门下。《史记》卷一二一《儒林传》：“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弒也。’”日本瀧川资言《考证》：“《史公自序》云：‘太史公习道论於黄子。’黄生学黄老，黄老之学祖述黄帝，不宪章汤、武。”（见《史记会注考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4905~4906页）唐都是天文学家，汉武帝初年曾被詔测定二十八宿的角度和距离，后来又和司马迁等人一道制定太初歷。杨何是《易》学家，元光元年（前134）曾被朝廷徵聘，官至中大夫。黄子，又称黄生，司马谈向他学习的是道论，亦即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闢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幷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据《太史公自序》的陈述，“年十岁则诵古文”，从10岁开始诵读用籀文写就的文献。汉代通行的是隶书，籀文是先秦古文字，当时已不易读懂，司马迁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选书，得十餘篇，盖《尚书》兹多於是矣。遭巫蛊，未立於学官。安国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07页）孔安国任諫大夫期间，司马迁曾向他学习古文《尚书》。《史记》卷一叁○《太史公自序》称：“余闻董生曰”，引董生论孔子作《春秋》之语，与《春秋繁露·俞予》一文多类似，此处董生当指董仲舒，司马迁曾得到他的教诲。后来担任太史令，他又利用工作上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从《史记》提供的綫索来看，司马迁阅读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上至古老的有关叁代的典籍，下至西汉盛世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他都有涉猎。至于诸子百家的着作，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的史料，乃至朝廷的公文档案，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司马迁对于上述文献不是浮光掠影式地瀏览，而是认真地鉴别真伪，比较同异。比如，对于九州山川的记载，他认为《尚书·禹贡》是可靠的，而《山海经》等书则不可信。司马迁读过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发现的古文，认为其中关于孔子弟子的记载基本合乎事实。司马迁还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他不止一次地废书而嘆，幷且产生了为书的作者立传的衝动。 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歷，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关於司马迁青年时代漫游东南的材料，散见於《史记》的《五帝本纪》、《河渠书》、《齐太公世家》、《魏世家》、《孔子世家》、《伯夷列传》、《孟尝君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淮阴侯列传》、《樊酈滕灌列传》、《龟策列传》，而以《太史公自序》的记载最为详尽。对司马迁青年时代东南漫游路线有多种推测，看法不一。多数学者认为衹是一次，程金造则怀疑东南漫游可能是叁次：“《太史公自序》此一段文字，所述游方不同，时事亦当自异。‘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於鸿、湘’，为一方，为连续之事，或为一时。‘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嶧’，为一方，为连续之事，或又为一时。‘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此又为一时之事。”（见程金造《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司马迁青年时期东南漫游曾到过楚地，《春申君列传》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楚地，刘大杰释为姑苏（今江苏苏州），他写道：“（司马迁）再到姑苏，参见了春申君的宫室遗址，为五湖的风光所陶醉。”（见其所着《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162页）案，楚，当指西汉楚国，《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楚国，……县七：彭城、留、梧、傅阳、吕、武原、甾丘。”其地在今江苏徐州一带。西汉梁国与楚国相邻，梁在西，楚在东，故《太史公自序》中有“过梁、楚以归”之语。姑苏远在吴地，与梁悬隔，楚地非指姑苏甚明。《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於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史记会注考证》，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第3692~3693页）春申君初封淮北12县，15年后纔迁往苏州。司马迁所见春申君故城宫室，位於淮北，是春申君前期所建。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探访大禹的遗址，在长沙水滨凭吊屈原，在登封瞻仰许由的坟墓，在楚地参观春申君的宫殿。在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司马迁参观萧何、曹参、樊噲、夏侯婴等人故居，听故老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軼闻逸事。在漫游过程中，司马迁流露出对传统文化极其深厚的感情。“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泪，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司马迁有狠强的好奇心，喜欢对歷史真相探根求源。游览韩信故里时，他听当地人讲，韩信年轻时就胸怀大志，儘管家境贫寒，仍然把故去的母亲安葬在高敞地。司马迁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那里果然地势开阔，旁可置万家，证实了传说的可信。在战国时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他打听到所谓的夷门就是城东门，魏公子信陵君枉驾屈尊所请的侯嬴，曾经当过夷门监，即城东门的守护人。长途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歷史记载的理解。置身齐地领略到民性阔达，有大国之风。过薛地所见多暴桀子弟，而邹鲁多搢绅之士，两者大相径庭。司马迁入仕之后，曾出使西南，远到昆明。又侍从武帝东达于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到过北部边塞，登上了秦时所筑的长城；还参加了武帝带领羣臣负薪塞河的活动司马迁入仕以后的游歷地域，见於《史记》的《五帝本纪》、《河渠书》、《蒙恬列传》、《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 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歷史知识。周霸向他讲述过项羽的传说，公孙秀功向他讲述过荆軻刺秦王的具体情节，朱建之子和他评议过陆贾其人，至于卫青不肯招贤荐士的情况，则是苏武之父苏建向他介绍的。除此之外，樊噲之孙樊他广向他谈起过汉初几位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贾谊之孙贾嘉和司马迁有书信来往，冯唐的儿子冯遂和司马迁是至交。司马迁还亲眼见过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幷和李广之孙李陵同在朝廷任职司马迁的上述交游，分别见於《史记》的《项羽本纪》、《刺客列传》、《酈生陆贾列传》、《衞将军驃骑列传》、《樊酈滕灌列传》、《屈原贾生列传》、《赵世家》、《游侠列传》、《李将军列传》。上述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对某些歷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维妙维肖，富有生活气息。 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禪大典，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无法参加。这时，刚刚出使西南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到洛阳，接受了父亲的临终嘱托。司马谈固然对于无缘参加封禪大典而无比遗憾，更使他报恨终生的还是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殷切地说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着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向父亲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闕。”（《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修史的决心从此下定。叁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他在参与制定太初歷以后，就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史记》在东汉中期以前称《太史公书》、《太史公记》，或直称《太史公》。东汉后期始称《史记》。有关这一问题，陈直《太史公书名考》一文考证严密，文中共列九证，多有发明，据东海庙碑文字断定，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司马迁的这部着作已称为《史记》。陈文原载《文史哲》1956年第6期，后收入歷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214页。。但是，事出意外，天汉叁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向汉武帝解释事情原委而被捕入狱，幷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他忍辱含垢，继续写作《史记》。至征和二年（前91），他在写给任安的信中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叁十篇。”（《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定於武帝太始四年（前93），郭沫若、李长之俱主此说。郭说见於《〈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原载《歷史研究》1955年第6期，后收入歷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186页。李长之文见於《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叁联书店1984年版）第20页。程金造断定，《报任安书》写於征和二年（前91），见《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4~136页。《史记会注考证·太史公年谱》亦持此说。后一处说法本於清人赵翼，见其所着《廿二史札记》卷一（商务印书馆1985年本）：“此书正安坐罪将死之时，则征和二年间事也。”本书取后一种说法。《史记》一书的写作至此已经基本完成，从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开始写作算起，前后经歷了14年。司马迁大约死于武帝末年，即公元前87年前后关於司马迁的卒年，有死於武帝时期和武帝之后两种说法。见程金造《司马迁卒年之商榷》一文，《史记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123页。。 司马谈在向儿子讲述自己立志修史的动机时说道：“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餘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有感于自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系统的歷史着作出现，战国至秦汉许多重大歷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未能写入史书，因此，他要修定一部歷史着作，一方面继承古代史学传统，同时也弘扬有汉一代的辉煌。司马迁开始修史时，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和目的。他在和壶遂讨论修史的宗旨时引述父亲的观点，把修史看作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太史公自序》）。此时的司马迁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歷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美芝加哥大学余国藩在《歷史、小说与对中国叙事的解读》一文中，将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动机说成是和希罗多德的修史宗旨基本一致：“希罗多德式的记录方式，以一种自觉的博学手法，描摹了希腊以及其他民族的丰功伟绩，用来保留对於过去的记忆，并对抗时间的毁灭性（ _希罗多德，第1卷第1节）。这种方式在中国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145？~90？）那里找到了回应。他在《自序》中说：‘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之不述’，那他就‘罪莫大焉’。他对自己的不朽事业作出了如下的着名描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史记》卷一百叁十），由是观之，它所表明的大多是他本人婉然拒绝把自己的经歷比作孔子编纂《春秋》的行为，而是希望强调自身写作的真实性质。”（见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页）。经歷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的形体精神受到摧残，心情发生了狠大变化，他的修史动机也有所调整充实。他在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臏、吕不韦、韩非等人着书立说的动因时称：“此人皆意有所鬱结，不得通其道也”（《太史公自序》）。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着书的类型，是在经歷磨难之后通过着书抒发心中的抑鬱和不平。司马迁由于身陷囹圄、遭受宫刑，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歷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嘆联繫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司马迁修史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赋予《史记》这部书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部通史，又是作者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歷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因果关係的探索展示 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叁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叁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来说，世家与本纪的关係，犹如“二十八宿环北拱，叁十辐共一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如果说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宿；如果说本纪是车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轂的辐条。至于七十列传，则是歷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羣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十二本纪按帝王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歷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着作，在体例上衝破了以往歷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歷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歷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儘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歷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歷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繫，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諫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歷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合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游侠列传》、《佞倖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歷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藺相如列传》首叙廉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歷程，具有高度的歷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寧成传附郅都事，称寧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寧成事，杨仆传附王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吏羣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歷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係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狠精闢的。当然，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係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日本学者今鹰真《〈史记〉中所表现的司马迁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命运观》一文对於这个问题有深入论述，见徐兴海、今鹰真、尚永亮主编的《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7~290页。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復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綫。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本人也深有感慨地说：“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司马迁对许多歷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係的判断幷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厠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廡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厠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詬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厠鼠、仓鼠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綫，和主綫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商君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綫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商鞅自己也喟然嘆息：“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果，司马迁衹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日本学者樱井龙彦着有《〈史记〉的构思和结构——以‘物盛则衰’为中心史观而观之》，其中对《史记》叙事详略有所论述。（见徐兴海、今鹰真、尚永亮主编的《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与韩信将兵一样，是多多益善。无论是头绪众多的歷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餘。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絳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瞭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軻刺秦王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纪》）；写灌夫駡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採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閭巷之人的入传 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 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笔法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歷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叁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歷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司马迁本人“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报任安书》），希望借助于《史记》一书而扬名后世，实现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出于这种心态，司马迁对那些在歷史上虽有卓越表现、终因无人奖掖而难以扬名的布衣平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为他们鸣不平。他在《伯夷列传》中写道：“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篤学，附驥尾而行益显。……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司马迁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知名度的高低，乃至他是否能够青史留名，固然和他本身的业绩有关，同时也和是否有人宣扬提携密不可分。他在《游侠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在司马迁看来，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或凭藉王者亲属的血缘优势，或身居卿相之位，有的是二者兼备，他们显名诸侯，犹如顺风而呼，事半功倍。“至如閭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司马迁对儒墨等学派由于门户之见排斥这些出自平民的侠客而深感不公。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幷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徵。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叁公子在人格上有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準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徵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叁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酈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係，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徵。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徵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歷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徵，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徵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噲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竇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幷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苏秦列传》）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前往咸阳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赠钱叁百，唯独萧何送给刘邦五百钱。汉初封侯，刘邦为萧何益封二千户，用以报答先前多送二百钱的恩惠。（《萧相国世家》）韩信为布衣时从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济他数十日，韩信封楚王之后，“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淮阴侯列传》）魏无知向刘邦引荐陈平，汉初剖符定封，陈平列举魏无知拔擢之功，魏无知得到刘邦赏赐。（《陈丞相世家》）王陵对张苍有不杀之恩，“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张丞相列传》）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採取的都是这种做法。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无辜杀害，伍子胥奔亡吴国，借吴之力攻入楚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叁百，然后已。”（《伍子胥列传》）李广免官时夜行而遭霸陵尉呵斥，逼令李广宿于亭下。李广拜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李将军列传》）主父偃为齐相，到达齐地之后，向昆弟宾客散发五百金，从此和他们断绝关係，不许再入家门，用以报復他在贫困时所遭到的冷遇。（《平津侯主父列传》）知恩图报和以怨报怨是相互联繫的两个侧面，往往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体现出来。苏秦对于借给自己百钱的人以百金相偿，而对在危困时几次要离开自己的随从则一文不赏。（《苏秦列传》）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学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因此，对迫害过他的魏齐、须贾，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对搭救过他的王稽、郑安平，都请求秦王委以重任。（《范雎蔡泽列传》）叁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軻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餘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富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项羽在焚烧秦都咸阳后一心想东归，说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綉夜行，谁知之者？”（《项羽本纪》）项羽的这番话狠有代表性，道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司马迁也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苏秦富贵还乡，笑视兄弟妻嫂前恭后踞的变化，抒发对世态炎凉的感慨。（《苏秦列传》）刘邦当了天子之后回到故乡，慷慨悲壮高唱《大风歌》，坦露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高祖本纪》）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史记》中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復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採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徵，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噁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嗇，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復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儿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復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諫，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徵，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採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徵，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徵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酈生陆贾列传》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駡诸侯臣如奴僕。《樊酈滕灌列传》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实，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败逃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次把亲生儿女推到车下，后来的惠帝、鲁元公主有赖于夏侯婴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司马迁对汉高祖刘邦之所以採用旁见侧出的写法，显然是有所忌讳，不得不如此。信陵君是司马迁最欣赏的一位人物，在《魏公子列传》中称公子者凡147次，写了他一系列礼贤下士的事迹，塑造出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紧接着，在《范雎蔡泽列传》中，有一段和信陵君相关的故事：秦昭王为范雎报仇，追捕魏齐甚急。魏齐走投无路，和赵相虞卿一道向信陵君求援。“信陵君闻之，畏奏，犹豫未肯见。”魏齐听到这个消息自剄身亡，等到信陵君听从侯嬴的劝告决定接纳魏齐时，已经为时过晚。司马迁对信陵君爱之过深，他没有把这个有损于信陵君光辉形象的事情写入本传，而是採用旁见侧出法加以处理。《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徵，要把相关传记联繫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浓郁的悲剧气氛 强烈的传奇色彩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歷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歷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歷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像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歷史必然性。在《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係反復予以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準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动乱和楚汉相争，于是他大显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滎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关係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係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驾驭歷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产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歷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歷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理。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史记》也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据韩兆琦计算，《史记》全书写悲剧人物大大小小约有一百二十多个。（见韩兆琦等着《史记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131页），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歷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儘管他们的主张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藩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儘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歷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是司马迁着力描写的英雄人物，他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的是一个悲剧羣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幷为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儿而付出巨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衹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他赞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的伍子胥，塑造出一位烈丈夫形象。他笔下的虞卿、范睢、蔡泽、魏豹、彭越等人，或在穷愁中着书立说，或歷经磨难而愈加坚强，或身被刑戮而自负其材，欲有所用。所述这些苦难的经歷都带有悲剧性，其中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他在《伯夷列传》中慨嘆“天道是邪，非邪！”在《外戚世家》中反復强调“人能弘道，无如命何”、“岂非命也哉！”对于像萧何、陈平那样的幸运儿，司马迁认为他们的人生偶然性中体现出歷史的必然性，自身才能、对歷史潮流的顺应使他们扮演英雄的角色，命运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难解的谜。而从那些悲剧人物身上，司马迁更多感受到的是歷史和人生的不确定、不公平和难以理解。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吴起为了当上鲁国将军而杀妻，未为卿相而母死不归，名繮利锁把他变成一个刻暴少恩之人，最终也因此亡身，政治上的巨大功绩与人性的严重异化形成直接衝突。张耳、陈餘早年为刎颈之交，后来却反目为仇，也是利欲把他们拆开。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媼感蛟龙而生子，刘邦醉斩巨蛇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身不復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竇姬本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田单列传》的传主田单是一位智谋之士，这篇传记写了一系列的奇谋奇计，尤其是用火牛阵大破齐军一节，更是精彩绝妙。传记赞语又附奇士王蠋、奇女君王后的事迹，可谓奇上加奇。《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随，纵横变化，烟云繚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传记文学的开端 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 人文精神的弘扬 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与《史记》的渊源关係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着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着，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史记》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歷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歷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捨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詰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復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此，歷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駢儷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衝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史记》与小说的关係，得出了许多精闢的结论。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臺，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採自《史记》的故事李长之所列现存元杂剧取材於《史记》的16种剧目是：《元曲选》中的《楚昭王》、《赵氏孤儿》、《誶范叔》、《赚蒯通》、《伍员吹簫》、《冻苏秦》、《气英布》、《马陵道》、《元槧古今杂剧叁十种》中有《周公摄政》、《晋文公火烧介子推》、《萧何追韩信》，《脉望馆钞本元曲》中有《圯桥进履》、《豫让吞炭》、《伊尹耕莘》、《卓文君私奔相如》、《澠池会》。还有逸套见於《雍熙乐府》中者2种：《范蠡归湖》、《汉张良辞朝归山》，未计入16种之内。（见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叁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后来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復地开发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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