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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235）招集门客辑合百家九流之说编写而成的吕不韦，战国末衞国濮阳（今属河南）人，后为秦阳翟（今河南禹县）富商。在赵邯郸遇见秦公子子楚为人质，认为“奇货可居”。入秦，为子楚活动，使其归国嗣位，为庆襄王。因以不韦为相，封文信侯。秦始皇年幼即位，尊不韦为仲父，主政。因嫪毐事获罪牵连，罢官，流放四川，自杀。《史记》卷八十五有传。成书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关於《吕氏春秋》的成书时间，该书《序意》中“维秦八年……良人问十二纪”一句可为实证，据高诱注，“维秦八年”指的是秦始皇八年，即前239年，学界多从此说。但是这其中也有矛盾。一是此书《序意》衹讲《十二纪》而未及《八览》、《六论》；二是此篇《序意》正排在《十二纪》之后，《八览》、《六论》之前，即全书的中间；叁是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有“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的话。据此，陈奇猷认为《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成於公元前239年，而《八览》、《六论》则是在吕不韦迁蜀之后完成，此说备考。可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1885~1889页。关于《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据《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记，当战国之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都以喜养宾客名闻天下。吕不韦时为秦相，觉得以秦国之强而自己不如四公子是一种羞耻，就大招门客厚待之，养士至叁千人。当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等人着书名闻天下，吕不韦也让他的门客把各自的见识写下来，集论而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以为可以备论天地古今万物之理，号曰《吕氏春秋》，幷把它公布于咸阳市门，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即赏给千金。吕不韦在此书《序意》中也颇有信心地宣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的写作，乃是吕不韦依托秦国之势从文化思想上来和诸侯争强的产物，其中也许还有吕不韦为秦的统一天下而进行理论準备的用意。 《吕氏春秋》既为吕不韦众门客集体编成，内容自然不免驳杂，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杂家”。但“杂家”也幷非没有自己的理论侧重，相比较而言，在该书所取的各家学说中，道家、儒家、阴阳家思想更多些，因而有的人说它是新道家，有的人说它是新儒家，还有的人说它的指导思想是阴阳家。主张《吕氏春秋》为新道家的，如熊铁基《秦汉新道家论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范之《吕氏春秋选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主张为新儒家的，如张智彦《吕不韦》（见《中国古代着名哲学家评传》，齐鲁书社1980年版）；主张为阴阳家的，如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它与纯粹的儒道阴阳各家学说都有不同，在杂取各家为己所用的过程中，也对各家学说进行了发展和改造，从而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正是《吕氏春秋》一书的重要创造；同时也预示了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即将出现之际，诸子百家思想也逐渐从分到合，朝着为封建大一统建构理论的方向演变。 《吕氏春秋》有严密的体系，全书分十二纪，每纪5篇；八览，每览8篇；六论，每论6篇。再加一篇序文，共161篇（今存160篇）。全书条分理顺，篇章划分十分整齐，从结构上就把它组合成了一个所谓“法天地”的完整体系。这自然也就把各家不同学说巧妙地纳入了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编者在兼收幷蓄中颇具匠心，其中所表现的文章学观念已超出了先秦诸子。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着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叁个寓言。如《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辞采繁富的《諫逐客书》 体制独特的刻石文 在中华民族的歷史上，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赫赫武功很难有几个封建帝王可以与之相比。可是，这位在政治上具有雄图大略的一代开国君主，在文学上却没有做出成绩。相反，他推行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彻底毁灭了这个时代的文学激情，抹掉了这个时代的诗性光采。流传下来的长城歌谣悲伤凄婉。秦代长城歌谣见於晋杨倡《物理论》，酈道元《水经注》卷叁引：“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汉末诗人陈琳在《饮马长城窟行》中已经引用过它。《汉书·贾捐之传》在追述秦代兴兵广地时也有“长城之歌，至今未绝”的话。可见，这首歌谣应產生於秦代。为后世创作孟姜女哭长城这样批判秦始皇暴政的故事提供了最好的歷史素材。 秦代唯一可以称为作家的人物是李斯（？－前208）李斯，战国末楚上蔡（今属河南）人。从荀卿学，入秦为秦相吕不韦舍人。因说秦王并六国，拜为客卿。秦始皇统一六国，斯为丞相。定郡县制，下焚书令，变籀文为小篆。始皇死，与赵高定谋，矫詔杀公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为帝。后赵高欲专朝政，诬斯谋反，腰斩长安市。《史记》卷八十七有传。他的主要作品是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的《諫逐客书》。他是战国末楚国上蔡人，游说秦国献统一之计，拜为客卿。适值韩国苦于秦国征伐，乃使水工郑国说服秦国开凿水渠，企图耗费秦国人力而不能攻韩。事被发觉，秦国的宗室大臣认为，那些外来人大抵都是各诸侯国派来游说和离间秦国的，建议秦王把一切来自外国的客人都驱逐出境，李斯也在被逐之列，因此他写了这封信上书秦王。文章先叙述秦自穆公以来皆以客致强的歷史，说明秦若无客的辅助则未必强大的道理；然后列举各种女乐珠玉虽非秦地所产却被喜爱的事实作比，说明秦王不应该重物而轻人：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鼉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採。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锦\綉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挟战国纵横说辞之风，兼具汉代辞赋之丽。末尾作结，指出秦人“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的危害，有极强的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諫逐客书》最精彩的是中间一段，语辞泛滥，意杂詼嘲，语奇字重，兔起鶻落，可谓駢体之祖。李斯虽为羈旅之臣，然其抗言陈词，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成为后世奏疏的楷模。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幷刻石表功。现存刻石共有7篇秦刻石现存七篇：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邪臺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史记·秦始皇本纪》均有记载。本文所引系徐鉉重摹嶧山碑拓本，见严可均辑《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全秦文》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1页。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其中除琅邪臺刻石为两句一韵外，其餘嶧山刻石等6篇皆叁句一韵，文辞整飭简洁，读来朗朗上口，是秦文学的独创。如《嶧山刻石》：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詔，经时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庙，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溥惠，亲巡远方。登于嶧山，羣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羣臣诵略，刻此乐石，以着经纪。 此为东巡第一篇刻石文，首述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继言以始皇为号，最后歌颂他统一天下的功绩，表达出羣臣在抚今追昔中对他产生的敬仰。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都写得气魄雄伟，文字典雅，以浑朴为体，然而，各篇铭文又各具特色。《泰山刻石》其词庄严，其体精深硕大；《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或颖锐，或收敛，变化多端，而且都写得短小精悍。《琅邪臺刻石》则铺张扬厉，囊括幷吞之气，震荡于文字中间。《会稽刻石》亦篇幅较长，其中考验事实，称颂秦政，所言尤详。全文清峻为体，前后对比鲜明。刻石文的体制上承西周《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李斯在狠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以法家辞气。秦刻石文堪称碑铭之祖，汉魏碑铭，莫不被其遗则。 从陆贾到贾谊 《过秦论》的战国策士遗风 从贾谊到晁错 秦王朝虽然在文学上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政治上的失败却给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也使那些才华横溢的汉初文人有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先是陆贾，早在刘邦称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时时称说诗书，幷著文12篇纵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号为《新语》。陆贾，汉初楚人，生卒年不详。楚汉相争时以宾客身份佐助刘邦，有辩才。汉初曾两度出使南越，招諭尉佗。授太中大夫。著《新语》12篇，大旨为崇王道，黜霸术。《史记》卷九十七、《汉书》卷四十叁有传。接着是年轻的思想家贾谊（前200－前168），把汉代政论体散文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贾谊，汉洛阳（今属河南）人。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於郡中。二十餘，文帝召为博士。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张，又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受文帝赏识，迁太中大夫。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迁梁怀王太傅而卒，年叁十叁。《史记》卷八十四、《汉书》卷四十八皆有传。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叁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牘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叁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文中採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接着笔锋陡转，运用对比的方法，写秦始皇自以为这个有“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可为子孙“万世之业”的帝国，竟然会在转眼之间，被陈涉这个“瓮牖绳枢之子”，“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地灭亡，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而总结出秦亡的教训：此乃“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嚮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徵暴敛、严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为精闢之见。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衹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本末幷失，故不能长”。叁篇文章，就这样环环相扣地把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闢，见解不凡。文章取名“过秦”，实则是借此来警告汉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辙，故全文取一句野谚结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由此，我们不但能见到作为汉初思想家贾谊关注国家政治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还能见出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风彩。此文虽为说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畅，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贾谊另一类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牘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的主旨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文章先讲积贮的重要，接着指出当今天下“背本而趋末”，“公私之积犹可哀痛”的事实，幷预言国无粮食蓄积的可怕后果，最终得出结论，国家应该把“积贮”看作“天下之大命”。文章层次清晰，语言简洁，论述透闢，态度诚恳朴实而又带有真挚的感情，狠有汉代文章的特色。据说此文奏上之后感动了汉文帝，“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见《汉书·食货志》）。《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则是贾谊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他在文中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个方面指陈社会现时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着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一个人为了国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为一个有着深刻见解的思想家，精闢的论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说服力的力量。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贾谊是汉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杰出的文人。他的政论散文，全面地阐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晁错（前200－前154）是比贾谊稍后的另一个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晁错，汉潁川（今河南禹县）人。治申商刑名之学。文帝时拜为太子家令，号曰“智囊”。景帝时为内史，后擢为御史大夫，主张削减诸侯王权力。吴楚七国以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景帝害怕，将他斩於东市。《史记》卷一○一、《汉书》卷四十九有传。。他曾在汉文帝举贤良文学的对策中名列第一。匈奴屡次侵边，他于是上书言兵事，文帝狠赏识。他又上书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急务二事，其建议也被文帝採纳。他的名作《论贵粟疏》上承贾谊《论积贮疏》而发，进一步提出务农贵粟的主张。文章从古代圣王治国之法、当今农民生活状况、民贫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淮南子》 董仲舒、刘向的策对叙录 西汉散文的演变 西汉散文丰富多彩，除贾谊、晁错的政论外，还有许多重要作家作品。首先要提到的是《淮南子》。此书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招致门客编成。刘安，汉文帝弟，淮南厉王刘长的长子。文帝十六年，袭父封为淮南王。好文学，曾奉汉武帝命作《离骚传》。又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集体编写《淮南子》（原名《淮南鸿烈》）一书，元狩元年（前122），有人告安谋\反，下狱自杀。可参见《史记》卷一一八《淮南王列传》。，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一部大着述。原称《淮南鸿烈》，“鸿”是广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认为此书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可出于诸子百家之上，为汉代治国法典，实际是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东汉高诱说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高诱《淮南子注·序》，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1986年版第七册。大体不差。 作为一部理论着作，《淮南子》的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幷非一部抽象论道之书，其重点乃在于“纪纲道德，经纬人事”（《淮南子·要略》），处处紧密关合着现实。多用歷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如《原道训》开篇即言：“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以下就扩展开来，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极力描述“道”之所以为“道”；其间又广引禹、舜、共工、越王翳、蘧伯玉等歷史传说和神话故事，说明这些人何以失道而亡，得道而昌。再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紂”、“鲁阳挥戈止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女媧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歷史故事，来说明览观幽冥变化的道理，文风新异瑰奇。刘熙载说：“《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刘熙载《艺概·文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页。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飭。大量排比式的句子，与陆贾、贾谊等人的文章共开后世駢文之先河。如《要略》一篇，在这方面就极有特色。 西汉散文中文学成就比较突出者，还有董仲舒（前179－前104）、刘向（前79－前8）的策对叙录。董仲舒是西汉大儒董仲舒，汉广川（今河北枣强）人。少治《春秋公羊传》，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以贤良对策见重，拜江都相，再出为胶西王相。恐获罪，告病免官家居。着有《春秋繁露》等书。《史记》卷一二一、《汉书》卷五十六均有传。一生着述甚丰。其影响最大者，则为《汉书》本传中所载《贤良对策》叁篇。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汉武帝下詔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董仲舒连上叁篇对策，从政治上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幷用、重视德治的“更化”主张，从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这叁篇文章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深远，从文学方面看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此为应答策对之作，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回答清楚汉武帝提出的重要政治问题，拿出符合帝王要求的治国方略，绝非易事。而董仲舒因为有多年治《春秋公羊传》的根基和长期的理论思考，所以能够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把自己的一系列治国主张用高度精练概括的文字表述出来。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歷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畅，理致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素朴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这使它成为中国古代着名的政论文章。但董仲舒的其他文章则缺乏文学性，除散见于《汉书》中的几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比较艰涩枯燥。 刘向是西汉后期一个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散文家刘向，原名更生，字子政，高祖弟楚元王（刘交）玄孙。宣帝时任散骑諫大夫，元帝时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而下狱，成帝时更名向，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写成《七略别录》一书，为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学着作。另着《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五经通义》、《五经要义》，编次《世说》、《列女传》、《新序》、《说苑》，又有赋颂、奏疏等数十篇。《汉书》卷叁十六有传。，一生有着作多种。《说苑》、《新序》等书，杂举前代羣书軼闻琐事编录而成，寓以劝戒说教之意。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的意味，如《齐桓公出游》（《新序·杂事四》）、《楚庄王欲伐陈》（《说苑·权谋篇》）等，篇幅虽小，但叙事生动，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之先河。政论散文中，《极諫用外戚封事》歷数前代帝王任用外戚之弊，劝汉成帝不要让王氏擅权，显示出他对刘氏政权旁移的深深关切。《諫营昌陵疏》以歷朝贤君尚俭兴邦、昏君奢侈亡国的生动史事，力劝汉成帝去奢节葬，意蕴深刻，态度诚恳，说理透闢，是一篇极富教益的好文章。 刘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曾作出过突出贡献。每校毕一书，他都编目记录，还为许多书写了书录，这其中有些就是很好的文学散文。如《战国策书录》，不但详细介绍了该书的编校过程、书名的由来，而且还描述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政治变化，纵横策士游说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歷史。叙事中杂有议论说理，见解深刻，语言简洁，文笔生动。虽不及贾谊的《过秦论》雄峻，然从容浑厚，贯以劲气，似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管子书录》重点讲述了管子的人格志向和事业成就，一个古代优秀政治家的形象呼之欲出。《孙卿书录》则重点介绍了孙卿游学各地的经过，在高度赞誉其学问成就的同时又慨嘆诸侯不能用其人，人主不能用其说，言词痛切，感情深沉。 西汉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除上文所述之外，还有许多着名的作家作品，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东方朔的《答客难》、桓宽的《盐铁论》、扬雄的《解嘲》、《解难》等等。严可均辑《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中，就收有西汉334人的文章，这其中尚不包括那些行世的文集。 西汉散文以政论为主，成就也最高。它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歷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着书立说幷相互攻訐，就成为先秦诸子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如何巩固新兴政权和建立新时代的思想形态就成为他们所关心的新问题，这使他们的文章比先秦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达的自由度但却显得严谨质实。再从西汉社会发展状况看，由于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统治者崇尚无为之治，所以汉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餘绪，他们的散文代表了西汉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在后世也有深远影响。随着帝国政权的稳固和定儒家思想于一尊，武帝以后的政论散文向着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而那些以剖白个人思想心迹为主的书信体散文，如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枚乘的《諫吴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杨惲的《报孙会宗书》等，或痛陈事理，或自抒怨愤，或嬉笑怒駡，叙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为汉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出的奇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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