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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本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但他的仕鲁和周游列国，均以失败告终。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推行礼治德政，其学说的核心是“仁”。他一生汲汲於从政行道，都没能达到目的，退而从事文献整理和着述，为传播和保存古代文化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所创立的儒学思想形成了我国封建时代文化的核心，是我国民族文化精神形态的表现。 《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卷叁十，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第1717页）西汉时，《论语》有今文《齐论语》、《鲁论语》和《古文论语》叁种本子。西汉末张禹以《鲁论语》为基础，综合《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为《张侯论》。今本《论语》基本上就是《张侯论》。何晏《论语集解》是现存《论语》的最早注本。此外，朱熹《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也很著名。《论语》编辑成书在战国初年。《论语》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作为说理文，《论语》还很幼稚。不过，先秦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徵，在《论语》中已有萌芽。语录体是《论语》文体的基本特徵，它或是记录孔子的隻言片语，或是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的对话，都比较短小简约，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书中也有些较长的段落，如《先进》篇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详细记载孔门师生间的一场谈话，叙述清楚，有一定描写，表现了人物的不同个性，作为叙事记言文字，比较成功，但与说理文显然还有一定距离。而《季氏》篇中“季氏将伐顓臾”里孔子的几段话，针对性强，层次清晰，具有说理文的某些特点。《论语》这种在对话中说理的形式，直接影响了先秦说理文的体制。但语录体幷不是《论语》文学价值的主要方面，《论语》的文学色彩在于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以及深刻平实、含蓄隽永的语言。 《论语》衹记录了孔子言行的一些片断，而非孔子一生的完整表现，但《论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记载中，表现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此外，孔子弟子的形象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如耿直鲁莽的子路、安贫乐道的颜回、聪明机智的子贡等。但辑录者本意幷非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语录体写人毕竟也有局限。《论语》的文学性还体现在以形象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道理。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述而》）等等，形象简约地表达了深刻的哲理，令人回味无穷。《论语》中充沛的情感和丰富的语气词，使其语言更为委婉谭家健《〈论语〉的文学价值和影响》，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计算机室编“《论语》数据库”统计，《论语》中“也”、“矣”、“乎”、“焉”、“哉”等语气词分别出现532、181、158、88、61次。（见《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49页）。如“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简短几句包孕了真挚的情感，以及对颜回安贫乐道自在心境的赞赏。又如“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梦见周公。’”（《述而》）“矣”、“也”等语气词的使用，把对自身的无限感慨和对周公的无限思慕，表现得意味深长。 《论语》言近旨远、词约义丰的说理，形象隽永的语言，使它成为先秦说理文主要的形态。《老子》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是先秦说理文的另一形态。与《论语》出于孔门弟子纂录不同，《老子》主要是老子自撰老子其人其书，屡见於先秦典籍。《史记》卷六十叁亦有四百多字的记述。但老子的生平事跡仍是扑朔迷离，引起后人许多争论。有几点应当是比较确定的：老子，楚国人，姓李，名耳，字聃，曾任周守藏史。孔子曾与老子相会，并向老子问礼，由此推断老子应与孔子同时，而年岁稍长於孔子。后见周衰，遂去周而行，过函谷关，应关令尹喜之请，着《道德经》五千言，莫知所终。（《史记》卷六十叁，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139页） 与先秦其他诸子着作多出於一个学派合力编纂不同，《老子》主要由老子自撰，衹有少数语句出於后学增补。《论语》、《墨子》等已见引用《老子》之语，故其成书年代不会晚於战国初期。《老子》上下卷，上卷以讲“道”开始，下卷以讲“德”开端，故又称《道德经》。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两种帛书《老子》写本，则是以“德经”为上卷，“道经”为下卷。王弼《老子注》是千年来流传最广的注本。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探讨的是玄妙的形而上学问题，《老子》比《论语》更具抽象思维特质，它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老子哲学的理论基础是“道”，在探索宇宙原始、追寻万物本源时，幷未忘怀现实人生徐復观说：“在我国传统思想中，虽然老庄较之儒家，是富於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性格，但其出发点及其归宿点，依然是落实於现实人生之上。”（《中国艺术精神》，春秋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40页）陈鼓应说：“老子的整个哲学系统的发展，可以说由宇宙论伸展到人生论，再由人生论延伸到政治论。然而，如果我们了解老子思想形成的真正动机，我们当可知道他的形而上学衹是为了应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老子哲学系统的形成》，见《老子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页）。《老子》一书中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其文章犹如一组辞意洗炼的哲理诗，採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像诗，也像歌谣，常以比喻来表现深刻的哲理。如第六章描写“道”孕育万物、生生不息的情状云：“穀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以形象的比喻表现玄妙的哲理，文气跌宕流畅，句式连环相对。虽然就说理文文体来说，《老子》还缺乏充分展开的论述，还不是结构完整的说理文，但它和《论语》都注重情感和形象性，奠定了先秦说理文的基本特徵。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散文也是语录体，篇题仍是擷取首章首句的二叁字，每篇也不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论述。全书不仅记录孟子的隻言片语，更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復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辨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则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反映墨子的主要思想和代表其说理风格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10论墨子名翟，鲁国人（或说宋国人），生卒年不可确考。《汉书·艺文志》说其“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引《衡集》说墨子“当子思时，出仲尼后”。（《后汉书》卷五十九，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1版第1913页）孙詒让《墨子年表》则说他生活在周定王初年（前468年以后），至安王之季（前378年以前）。（《墨子閒詁·后语》，《诸子集成》第四册，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1版第13页）墨子的行跡，散见於《墨子》及其他先秦典籍中，大约他是一位手工业者出身的“士”。他收徒讲学，曾仕於宋，为大夫，游歷各诸侯国，宣传其学说。《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此说出处难考，可见应是儒者出身，后来在思想理论上与儒家分庭抗礼，创立了有狠大影响的墨家学派，世称显学。 《墨子》是墨家学说总集，不是墨子自着，而是门人弟子撰述。《汉书·艺文志》记载《墨子》71篇，今本衹存53篇。关於这53篇的时代和作者，情况颇为復杂。大约《尚贤》、《尚同》等《墨子》10论24篇，是墨子讲学的记录，集中反映了墨子学说和其说理文的特点，而被称为《墨辩》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是后期墨家作品。《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係语录对话匯编。《亲士》、《修身》、《所染》、《悟仪》、《七患》、《辞过》、《叁辩》是弟子们发挥墨子学说的杂论。《备城门》第11篇讨论防御术和守城设施。孙詒让《墨子閒詁》是今见最好的注本。这些篇目的标题都概括了论述的中心思想，也许是编辑者所加；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叁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大量的“子墨子曰”，表明这些仍是墨子后学对墨子讲学之辞的记录。衹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繫，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联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形成了。《庄子》中的许多篇章虽然围绕论题仍有不少对话，但许多篇章整篇不是问答式的对话结构，而是以多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成文，幷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辩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荀、韩之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有一个标明全篇主旨的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精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表明我国说理文体制已经成熟。从此以后，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 孟子和《孟子》一书 縝密纯熟的论辩技巧 气势浩然的文风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前372－前289）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着孟子，名軻，战国中期鲁国邹（山东邹县）人。或说其先为鲁国贵族孟孙氏，时其家已衰落，幼年家境贫寒。受业於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门人，是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师。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主张施仁政，行王道。为推行其政治理想，先后游说过齐威王、宋王偃、滕文公、梁惠王、齐宣王等。在齐曾一度为客卿，在其他各国也受到礼遇，但他的仁政学说不合战国时期急剧变化的时代要求，被认为是迂阔而不近情理，未能实行。晚年回到邹，专心於授徒和着述。（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343页） 《孟子》是孟軻及其弟子共同写定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汉书·艺文志》则着录《孟子》11篇。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仿而托之者也。”（《孟子正义》第9页，《诸子集成》第一册，中华书局1954年版）今本《孟子》7篇，伪出的4篇已佚。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是最早的注本，朱熹《孟子集注》和焦循《孟子正义》也狠有影响。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千百年后，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孟子的个性、情感和精神，看到一个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这正是《孟子》千百年来一直具有无穷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徵。孟子初到齐国，齐王以有病为托辞，不亲自来咨询政事，而是派人召见他，孟子也辞以疾，不去朝见。次日却出弔东郭氏，故意表明自己其实幷没有病。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一面替他周旋，一面要求孟子不要回家，赶快去朝见，孟子仍然不去（《公孙丑下》），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表现出傲岸的个性，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士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对战国时期士的地位有论述，可参看。（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2页）。孟子仕於齐，极力向齐宣王宣传自己的“仁政”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政”，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现天下大治。这种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藐视统治者，鄙视权势富贵，希望能够消除世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热忱，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所在，也是孟子精神世界最具闪光点的方面。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才使他具有刚正不阿、大胆泼辣的个性特点。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辩。在这些论辩中，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駡，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直的个性。 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徵。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徵，《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採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復詰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 王曰：“弃之。”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 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衹好“顾左右而言他”。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更有左右逢源之妙。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度，提出詰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公孙丑下》） “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未免牵强有些学者分析《孟子·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时，认为孟子运用比喻推理，是有意避开理论上的困难。这些比喻和类推逻辑结合在一起，不符合同类相比的逻辑法则。认为其推论，与其说是具有逻辑说服力，不如说是利用比喻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别而造成的感染力。（参见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93页~794页），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孟子》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壙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再如，“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狠强的戏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徵。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写起文章来，自然就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正如苏辙所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同时，《孟子》大量使用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準确。和古奥难懂的《尚书》及铜器铭文显然不同。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后来统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準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 庄子和《庄子》一书 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想像和虚构 形象恢诡的论辩 富有诗意的语言 先秦说理文，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庄子》。《庄子》33篇，分为内、外、杂叁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所作。外篇、杂篇出于庄子后学司马迁称庄子“着书十餘万言”（《史记》卷六十叁，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143页），《汉书·艺文志》称“《庄子》五十二篇”。晋时郭象在古本52篇的基础上，删去十分之叁，并为之作注，流传下来，成为定本，即今本《庄子》。古本唐以后散佚。今本《庄子》和古本《庄子》司马彪注本，都有内、外、杂篇之分。内、外、杂之划分，一般认为是郭象所为，或认为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学者门客，或认为是刘向。持此说者认为内七篇的篇名也出於刘向之手。崔大华《庄学研究》对此有辨析，可参看。（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52~55页） 《庄子》的作者，宋以前一般认为是庄周。从苏轼开始怀疑《杂篇》中的《盗跖》、《渔父》、《让王》、《说剑》非庄子所作。此后，歷代关於庄子内、外、杂篇的时代、作者争论纷紜，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所作，时代也早於外、杂篇。也有学者认为，内篇晚於外、杂篇，外、杂篇代表庄子思想，内篇代表后期庄学思想。（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还有学者认为，研究《庄子》应以《逍遥游》、《齐物论》为依据，打破内、外、杂篇的界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67页）刘笑敢亦主张内篇在前，基本为庄子作，并对其他各说进行了辨析，可参看。（见《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32页）。庄子的身世不可确考，从《史记》本传和《庄子》一书的记述中，可以大略知道一些。 庄子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庄子的生卒年，说法眾多。任继愈归纳为五种（《庄子探源》，载《哲学研究》1961年第2期第56页），各种说法的年代范围，大体都在公元前375年到前275年期间。庄子故里，《史记》本传衹说是“蒙人”，蒙属何国，在何地，亦有多种说法。汉代学者一般认为，蒙在战国时属宋国，其地大约在今河南商丘。也有人认为蒙是楚地，即今安徽蒙城，庄子是楚国人。还有庄子是齐人、鲁人等说法。还是以汉代学者之说为是。曾作过漆园吏漆园，《史记》以来，人们多认为是邑名。庄子为漆园吏，是说庄子作过漆园的邑吏。近人亦有认为是漆树之园的，认为漆园吏就是管理漆树的小吏。（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4页）还有学者根据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秦律杂抄》，认为漆园吏是指庄子曾任管理漆园种植和漆器制作的吏嗇夫。（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3页）。生活贫穷困顿，但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幷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大宗师》）。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徐復观认为，庄子之道与人生体验相结合而得到了悟时，存在一种艺术精神，而这种艺术精神成就了艺术人生。（《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44页，第49页）郑峰明则说庄子的哲理，不衹成就了艺术人生，更是所有艺术创作的指标。（《庄子思想及其艺术精神之研究》，臺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庄子》中自称其创作方法是“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寓言即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人们习惯于以“我”为是非标準，为避免主观片面，把道理讲清，取信于人，必须“藉外论之”（《寓言》）。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之言以自重。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之语言，这种言语层出无穷，散漫流衍地把道理传播开来，幷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本书採用的是有关“叁言”的传统说法。关於“叁言”还有多种解释，如有人认为“寓言”是借道家以外的儒墨之言来宣道，“重言”是增益之言，“巵言”是矛盾之言。（孙以楷、甄长松《庄子通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8~9页）。《庄子》一书，大都是用“叁言”形式说理。这叁种形式有时融为一体，难以分清。“叁言”之中，“寓言十九”（《寓言》），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庄子·寓言》篇中，自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史记》卷六十叁则说庄子“着书十万餘言，大抵率寓言也。”“十九”和“十七”的比例颇令人疑惑。其实，寓言中也包含重言的。如姚鼐所说：“庄生书凡托为人言者十有其九，就寓言中，其托为神农、黄帝、尧、舜、孔、颜之类，言足为世重者，又十有其七。”（见王先谦《庄子集解》“寓言”篇“重言十七”句注，《诸子集成》第叁册，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1版第181页）又，孙以楷、甄长松认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是指《庄子》中庄子自着的内七篇有寓言十九条，重言十七条。（《庄子通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1页）。《庄子》内篇及外、杂篇中的许多篇目，都以寓言为文章的主干阮忠将《庄子》篇章之法概括为游龙式、故事式、议论式叁类。而认为最重要、最能体现庄子风格的是《逍遥游》一类游龙式章法。（参看阮忠《庄子创作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78页）。大量运用充满“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的寓言，使《庄子》的章法散漫断续，变化无穷，难以捉摸。如《逍遥游》前半部分，不惜笔墨，用大量寓言、重言铺张渲染，从鯤鹏展翅到列子御风而行的内容，幷非作品的主旨，衹是为了用他们的有待逍遥来陪衬、烘托至人的无待逍遥，而“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这个题句，却如蜻蜓点水，一笔带过。《庄子》结构綫索上的模糊隐秘，幷不意味着文章结构缺乏内在联繫，而是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机体。《逍遥游》的主题是追求一种“无待”的精神自由的逍遥境界。《逍遥游》题旨有多种说法。郭象释为“夫小大虽殊，而放於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於其间哉？”支道林释为：“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鹏鷃，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於体外，鷃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於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则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见郭庆藩《庄子集释》第1页，《诸子集成》第叁册，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1版）现代之解说更是纷繁。《庄子研究》收四篇有关《逍遥游》题旨的文章，讨论了各种说法，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可参看。（復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72~434页）。文章先为主题作铺垫，然后是主题的阐发，最后结束在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的裊裊餘音之中。内篇中的其他作品，也是在明确的内在主旨的统领之下，以各种各样的寓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的展示，最后完全避开逻辑推理下判断，而以抒情诗般的寓言作结。《庄子》内篇，可以说是哲理抒情散文。 《庄子》一书的文学价值，不仅由于寓言数量多，全书仿佛是一部寓言故事集，还在于这些寓言表现出超常的想像力，构成了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庄子》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深奥玄妙，具有高深莫测、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来直接表达，不如通过想像和虚构的形象世界来象徵暗示。同时，从“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万物等齐一体，物与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庄子认识到了时间的无限，空间的无限，宇宙的无穷，他不仅站在个人的立场看待世界万物，也站在宇宙的高度看待世界万物，因而，《庄子》的想像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譎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北溟之鱼，化而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叁千里，摶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任公子垂钓，以五十头牛为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钓得大鱼，白浪如山，海水震荡，千里震惊，浙江以东，苍梧以北之人，都饱食此鱼。（《外物》）宏伟壮观，惊心动魄，写尽大之玄妙。杯水芥舟，朝菌蟪蛄（《逍遥游》），蜗角蛮触（《则阳》），曲尽小之情状。而骷髏论道（《至乐》），罔两问影（《齐物论》），庄周梦蝶（《养生主》），人物之间，物物之间，梦幻与现实之间，万物齐同，毫无界限，想像奇特恣纵，伟大丰富，“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叁篇“老庄”） 《庄子》诡奇的想像，是为了表达其哲学思想。“寓真于诞，寓实于玄”（《艺概·文概》），是《庄子》的主要特徵。南海之帝倏和北海之帝忽为了报答中央之帝浑沌的款待之情，为其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应帝王》），想像多么奇特大胆。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地说明了“有为”之害。“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脾为胁”的畸形形象（《人间世》），怪诞而不可思议，所要表达的是忘形免害、无用即大用的思想。《庄子》中奇幻的想像，不仅形象地表达了他深邃的哲学思想，而且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批判精神。蜗角之中，触氏、蛮氏相与争地，伏尸数万，旬有五日而后返（《则阳》），想像夸张之奇，令人难以置信。而这正是战国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曹商使秦，得车百乘，得意忘形，刻画了不择手段，谋\取利禄，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嘴脸。舐痔破痈，正是对这种小人最为辛辣尖刻的讽刺（《列御寇》）。而像“儒以诗礼发冢”（《外物》），对儒家诗礼的揶揄，也与圣知之法为大盗守的批判相一致（《胠篋》）。“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里却尽有分数。”（《艺概·文概》）《庄子》奇丽诡譎的艺术形象，是其哲学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其深沉情感迂回曲折的流露。《庄子》作者儘管主张忘情寡欲，心斋坐忘，但也有强烈的个性与感情。楚狂接舆歌中，表现出生于乱世的绝望和悲哀（《人间世》）；匠石运斤成风，流露了諍友惠子去世后，高山流水，无人再赏的孤独和寂寞（《徐无鬼》）。 《庄子》以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像，构成了瑰瑋諔诡的艺术境界，具有散文诗般的艺术效果，但《庄子》毕竟是哲理散文，和其他诸子说理文一样，属于议论文。衹是它的说理不以逻辑推理为主，而是表现出形象恢诡的论辩风格。《庄子》常以寓言代替哲学观点的阐述，用比喻、象徵的手法代替逻辑推理的论述。较少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让读者从奇特荒诞、生动形象的寓言故事中，去体味、领悟其中的哲理。而在论辩过程中，往往又表现出作者精闢的思辨能力。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如齐是非、等寿夭、合同异等等，从形式逻辑上来说，都近于诡辩。《庄子》中一些比较纯粹的议论文字，则注重逻辑推理，常运\用演绎归纳等逻辑方法，层层推论。但若仔细考察其推论过程，在逻辑上幷非十分严密。如《马蹄》、《駢拇》、《胠篋》等篇，都以一个假言前提为基础开始论述，但这些假言前提与推导出的结论，事实上幷无必然的联繫阮忠说：“庄子的理论推导有狠浓的主观色彩，他没有深入考虑论述在逻辑上的可行，而以直接比附取代客观的逻辑过程。”（见其《庄子创作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87页）。《庄子》的论辩，与其说读者是被其逻辑推理所征服，不如说是被奇诡的艺术境界、充沛的情感所感染。如《逍遥游》末两段，庄子与惠子辩有用无用，均为寓言。惠子先说大瓠“无用”，庄子认为他是拙于用大，又在寓言中再套寓言，以“不龟手之药”，说明“所用之异”，无用即为有用。惠子再以大樗为例，说明庄子之言“大而无用”，庄子以狸牲跳梁，死于网罟为例，说明汲汲追求有用之害，然后是一段抒情意味十分浓厚的结束语：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仿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因苦哉？ 不仅回答了惠子的“无用”之辩，而且十分形象，情感浓郁地描述出全篇所追求的心灵自由，精神无待的至人境界，真是得鱼忘筌，大辩不言。这样的辩论，超越了形式逻辑的规则，进入了“无言无意之域”郭象注《秋水》篇“不期精粗焉”句下。（郭庆藩《庄子集释》第253页，《诸子集成》第叁册，中华书局1954年12月第1版）。正因为这样，庄子哲学充满了诗意。 《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清人方东树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昭昧詹言》卷十二）庄子的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崛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如《齐物论》写大风：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譹者、穾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得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既有赋的铺陈，又有诗的节奏。而像《逍遥游》末段那样的文字，简直就是抒情诗。 严谨详密的论证 犀利峭刻的议论 植根现实的寓言 荀子，名况，字卿荀子名况，又称荀卿、孙卿，生卒年不可确考，约在公元前298~前238年之间，赵国人。50岁时，游稷下学宫（应劭《风俗通》卷七记为15岁），“最为老师”。曾“叁为祭酒”。后至楚，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其间曾回赵和入秦。后又回到楚国，春申君死后，荀况废居兰陵，着书以终。参见《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他与孟子都是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义学说，荀子则继承了孔子的礼乐学说，孟、荀各执一端以立论。孟子专就内在之仁，主张性善，荀子就外在之礼，主张性恶；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不轻利；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说有所批评，在批评各家的同时，又吸取百家学术的精华，融汇贯通，自成一家。荀子的学说范围狠广，包括政治、哲学、经济、文学等各方面，而且这些学说，都是和他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的。可以说，荀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思想家。《荀子》现存32篇《荀子》32篇，《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记作《孙卿子》。唐杨倞为之注，始称《荀子》，从《劝学》以下至《赋》26篇，是荀子自着。《大略》以下至《尧问》当是荀子门人弟子辑录。王先谦《荀子集解》、梁啟雄《荀子简释》是通行的较为完备的注本。，是其学说的集中体现。这32篇绝大多数是说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的产生有直接影响。 荀子认为“君子必辩”（《非相》），特别强调论辩的重要性。因此，与先秦其他诸子一样，荀子的说理文擅长论辩。但荀文以其说理的清晰，论辩的透闢，逻辑的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文中别具一格。思想的深邃丰富，理论的系统严整，使其不仅单篇行文縝密，而且全书各章相互照应，论证严谨周详。《性恶》篇开首即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提出了“性”和“伪”两个概念。人的天性在耳目之欲，声色之好，因而出现争夺、残贼\、淫乱等现象，要改变这种现实，必须用礼义进行教化，使人从善，幷明确界定“性”是“天之就也”，即先天自然本性。“伪”即人为，“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即后天通过礼义的学习而形成的道德观念。区分了“性”和“伪”之后，再进一步论证“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提出“圣人化性而起伪”，“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而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矣。”性恶论是荀子礼乐法术论的理论基础，故而不仅此篇论述周密，而且与荀子的整个理论系统相一致。由于性恶，故须教育，教育当以礼义为本；也由于性恶，故须施行赏罚，于是性恶论和隆礼重法的主张，就相互贯通，相辅相成。《荀子》在文辞上，也相互呼应，如《礼论》云：“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认为性是一种原始材料，如《性恶》篇中认为性是一种天然之情一致，而像《劝学》篇中“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等观点，也和“圣人化性起伪”的观点息息相通。总之，荀子之文思理严整，论证全面。为说明观点，层层论述，反復推详，一篇中首尾一贯，一气呵成，整体理论系统严密，各篇之间颇有照应，故而绵密严谨，恢宏博大，风格浑厚。 《荀子》大量运用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譬喻，深入浅出，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使深奥的理论浅显易懂。如《劝学》篇，几乎都是引类譬喻重叠构成，幷且譬喻的运用变化多端，或正反为喻，或幷列为喻，辞采繽纷。《荀子》还喜欢用大量排比句法，或以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调谐了音节，更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 韩非（约前280－前233）不仅是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也是战国末期集诸子学说之大成的思想家韩非为韩国公子，口喫，不能道辞，而长於撰述，为荀卿弟子。曾屡次上书諫韩王任用贤人富国强兵，韩王都不能用。“於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餘万言。”（《史记》卷六十叁，中华书局1982年11月第2版第2147页）其书传到秦国，受到秦王嬴政欣赏，发兵攻韩求韩非，韩非入秦。后受李斯诬陷入狱，被害。。他师承荀子，继承了荀子的哲学和政治学说，进一步发展成为刑名法术之学。他推崇老子，借鉴了老子的哲学思想，捨弃了老子的柔弱无为，对“道”赋予法术的内涵，主张刚强有为。他还继承了前期法家的法、术、势，幷将叁者冶为一炉，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着作收集在《韩非子》中《韩非子》，《汉书·艺文志》载有55篇，今本亦是55篇。大部分都出於韩非自着，但也有少量窜入的篇章。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等注本可参看。其文多是针对现实问题而发，对战国时期的社会现实有冷峻的观察，主张君主以法术威势制人，严刑峻法治国，其文峻峭犀利，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所向披靡。如《说难》论述对人君諫说之难，顺之以招祸，逆之而致祸，稍不留神便命丧身亡，列举諫说的种种困难，提出针对不同情况，採取种种不同的进言方法，对社会和人君心理进行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縝密透彻，犀利刻削，入木叁分。韩文中的长篇大论，如《显学》、《五蠹》、《孤愤》等，都写得波澜壮阔，发挥得淋漓尽致。而短篇往往则就一个问题深入论述，辞旨简洁爽利。如《难一》、《难二》、《难叁》、《难四》中的28个短篇，借评论史实批驳不同意见，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驳论辩难，仍是其冷峻文风的体现。《韩非子》以论辩的透彻，逻辑的严密，成为先秦说理散文论辩艺术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说理散文，最具文学意味的还是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的寓言故事。公木说《韩非子》中有寓言340则，位居诸子寓言之首。（公木《先秦寓言概论》，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29页）谭家健说为310餘则。（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第138页）。寓言在《战国策》、《孟子》中还衹是偶一用之，在《庄子》中虽连篇累牘，但都为阐明一个中心思想，寓言仍衹是议论说理文的一部分，而非独立的文学体裁。韩非才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像《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都是寓言专集。《韩非子》的寓言故事主要取材于歷史事迹和现实，狠少拟人化的动物故事和神话幻想故事，没有超越现实的虚幻境界和人物《韩非子》中的动物寓言狠少，衹有《说林上》的“涸泽之蛇”和《说林下》的“虫有虺者”、“叁虱相讼食彘”等。《十过》中的“晋平公好音”有点神奇色彩，但还不能说是神话。。和《庄子》中奇幻玄虚、怪庭神奇的寓言故事，风格截然不同。韩非寓言形象化地体现了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他也像庄子一样，取材于歷史，让歷史人物说话，改变歷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使之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孔子，在《庄子》和《韩非子》中都一反其儒者面目。《庄子·人间世》和《大宗师》中论心斋和坐忘的孔子，是一个醉心于道学的形象；《韩非子·内储说上》主张释赏行罚的孔子，则是冷峻的法家形象。而取材于现实社会和民间故事的寓言，更是韩非对社会现象深入仔细观察后提炼出的，如“郑人买履”、“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等具有的讽刺力量，“矛与盾”（《难一·难势》）等表现出的哲学智慧，都是韩非寓言思想深度的反映。 题材的平实，使韩非寓言不像庄子寓言那样恢诡譎怪，但韩非寓言在艺术上幷不平淡，而是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如《外储说左上》“棘刺母猴”： 燕王征巧术人。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霽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郑有臺下之冶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 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跌宕生姿。叁个人物各侧重其性格的一端，燕王的昏庸，卫人的狡猾，冶者的聪明，都表现得单纯鲜明，生动逼真。《韩非子》中的许多寓言，千百年流传不衰。“守株待兔”（《五蠹》）、“矛与盾”（《难一》）、“滥竽充数”（《内储说上》），以及“郑人买履”、“画鬼最易”、“买櫝还珠”（《外储说上》）等等，都以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膾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和形象化的说理方式 影响后世的创作风格 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语言范式 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之一先秦说理散文（尤其是道家和儒家散文），对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影响在思想方面，限於本书体例，不容赘述。。 先秦说理散文是我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章学诚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着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时文章已变尽，未必符合实际，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则是无疑的。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标志着说理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说等的因素。 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早期的语录体和对话体，虽不是我国说理文体制的主流，但后代不乏类似之作。从扬雄模拟《论语》而作的《法言》，到后代的佛教语录和理学家语录，都与《论语》一脉相承，而以问答的形式进行论辩，在后代说理议论文中，也不乏其例。成熟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更是我国说理文的主要模式，不仅在体制上，而且在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 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但无论是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认识，还是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使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不仅后代哲理政论文受其影响，颇有文学因素，而且，后代以描写抒情为主的文学散文也由此而孕生。 先秦说理散文中大量的寓言，本是为说理而存在，但由于其自身深厚的意蕴和生动形象的艺术特徵，所以能够脱离说理文字而独立，由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成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的优秀之作，对我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先秦说理散文中，以对话的方式描写人物，也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先秦说理散文大都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在后代许多文学巨匠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先秦说理文的影子。《孟子》之文深得唐宋古文家的推崇，他们的创作，亦深受孟子文的影响。“韩文出于《孟子》”，“东坡文亦《孟子》”，“王介甫文取法孟、韩”。（均见刘熙载《艺概·文概》）韩愈、苏轼等人的文章气势磅礴，显然与孟子文章有密切关係。苏洵曾自评其文得“孟、韩之温淳”（苏洵《上田枢密书》）。庄子散文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中都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都和庄子思想及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係。从曹植的《髑髏赋》、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之类文章中，都可以明显看出《庄子》的文风。唐代诗人中，李白超拔的想像力，豪放飘逸、意象奇特、大胆夸张的诗风，与《庄子》有一脉相承的关係。宋代文学家中，苏轼最得《庄子》散文的神韵，刘熙载以为苏轼诗“出于《庄》者十之八九”。（《艺概·诗概》）岂止是诗，东坡的文和赋，也多从《庄子》来。古代小说戏曲创作也深受《庄子》散文艺术风格的启示。从具有浪漫幻想色彩的《牡丹亭》、中国古典小说的巔峰之作《红楼梦》中，都可以看到《庄子》散文艺术精神的灵动表现宋效永《庄子与中国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侧重论述了庄学思想和阮籍、陶渊明、谢灵运、李白、白居易、苏轼、袁宏道、龚自珍等人文学思想的关係。。《荀子》和《韩非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较《孟子》、《庄子》稍逊。但在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文的风格。《韩非子》在先秦说理散文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后代说理散文在体式上大都不能出其范围。其散文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等人的文章，都是学习韩文的。 孔、孟、庄、荀、韩非等先秦诸子都是语言大师，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举凡后世常用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后世文学中或平实质朴，或华丽雕琢，或婉约隽永，或放纵恣肆的语言风格，在先秦说理文中都已可见端倪。而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不少至今仍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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