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到美国别州开会的时候，遇到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台湾律师，带着妻子和孩子到美国念博士。 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在美国与在台湾的生活，其实情况有些类似。他说到美国念博士，就算有领奖学金，但为了要撑起一家三口在美国的食衣住行，还是过得很辛苦。何况他为了博士学位，放弃了在台湾的薪水与执业环境，目前还不知道这么做是否值得。而且打算攻读博士时，年纪已不小，等拿到学位后回去不知能做些什么，台湾目前没有人在耕耘这块领域…… 听他讲起对于现在与未来的无奈与困境，我对他眨了眨眼睛：“你真的对你现在念的东西很有兴趣吧？”他回答：“是的”，听到了他的肯定回答，我歪着头，半肯定半疑惑地对他说：“你不觉得年龄焦虑是华人社会下的产物吗？ 你也在美国待了几年，你有感觉到西方人的年龄焦虑吗？” 年龄焦虑，或许是华人社会下的产物高中时被问大学想念什么，大学毕业前被问想找什么工作，开始工作了以后被问薪水多少、有没有男女朋友，接着会问什么时候要结婚？ 结婚以后什么时候要生孩子？ 这样询问的背后，或许带着的是关心；但我看到的，却是一直线的思考模式。每个人在提问前就先假设了你高中毕业会念大学、大学毕业会去念研究所或工作、有了男女朋友就应该要考虑结婚。 如果你冒出了一个不同于期待的答案，例如，已经快接近三十岁，且有了男女朋友却不想马上结婚……咦？ 亲戚的脸马上就垮了下来，似乎在说：“你这么做，真的很、奇、怪！”就算客气一点的亲戚没有讲出令人尴尬的话语，脸上不言而喻的表情也像是在说：不走常规路线的你，应该是脑袋不清楚吧。接着便会开始碎念：“为什么不快点结婚啊……” 每次听到这些关切，我都在心里冒出许多问号─为什么我念完高中就得念大学？ 为什么我有了男朋友就得赶快结婚？ 为什么结婚了就得要有小孩？ 人生，难道不能有其他选项吗？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这样的焦虑来自何处，起先，我并不很清楚，但出国后再回头去看，逐渐发现这些轰炸的问题既是罐头生产过程的直线思考，或许也是华人社会里年龄焦虑下的产物。 “年龄焦虑”来自何处？或许是深受孔子的影响：“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于是，“年龄”的限制就在华人文化里紧紧扎根─女性三十岁前若不结婚，就是“剩女”（我曾告诉西方友人关于“剩女”的背后涵义及其英文直译，他认为这种说法对女性太残酷）；男人三十岁必须拥有一份稳定工作，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大学毕业后要乖乖去找工作，出国游学就是心不定、打工度假就是当“台劳”。四、五十岁最好要拥有房子，人生要定下来，有个好对象牵手走一辈子。 在这样的社会里长大，我发现无形之中也为自己设了很多框架，过去的我总认为医学系毕业后就应该要去当医生，三十岁前就要结婚。对于改变，我也曾经踌躇不前。 而这框架对大学毕业生而言或许是：“我已经工作一阵子了，若是想出国念书的话，会不会太老了？”，对高中毕业生则是：“同学们都已经念大学了，若我去Gap year 会不会落后大家一年？” 在这样的思维底下，我们总是用年龄设定里程碑，每个年龄都被社会既定的里程碑绑定，当没有在既定年龄里达到那个里程碑时，我们焦虑的，或许不是年龄，而是隐含在年龄背后“没有到达”的失落，可是，谁有权可以定义你的人生里程碑？ 谁又可以为你找到梦想的里程碑？ 能够找到里程碑、定义里程碑的人，应该只有你自己，不是吗？ 活在自己的时区我在西方社会里逐渐看清东方社会的年龄焦虑后，总想为我们的社会提出这样的反思：晚了同侪一年两年，到底对人生有何影响？ 人生又不是一场竞赛，不是晚了别人念大学就输了；晚了别人进职场，也不代表未来的成就会比同辈低。 最近美国有一首很有名的小诗，我很喜欢，很多中文媒体把它翻译为“活在自己的时区”。部分节录如下：
比起年龄，应该焦虑的是─有没有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在美国待久了，发现美国人对于年龄的焦虑也不是没有，只是相对地，焦虑感比东方社会要低很多。某次和哈佛博士班学生聊天时，我发现在场的博士生几乎每个人都超过三十岁，有一位哈佛博士一年级生，在念完统计学系之后，先去非洲工作了两三年担任数据分析师，发现自己能力不足，快三十岁的他决定重返校园念书。 我问他：“在三十岁重回校园，你会有因年纪而来的压力吗？”他一脸奇怪的看着我，告诉我还好，因为他真的想学更多东西。那个时候，我在他眼里捕捉到想做什么事情究竟跟年龄有什么关系的疑惑。 有个朋友，他在美国完成了内科住院医师的训练后，却无法忘怀当一名外科医师的梦想，因此重新申请，目前正担任外科医师。我曾疑惑他的选择，毕竟美国医学院学费高昂，每个人身上都有庞大的学贷压力，而住院医师的薪水实在无法偿还学贷，在他明明可以升上主治医师、薪水三级跳之时，却选择回头去当个累人的外科住院医师；另一方面，当时的他年纪已经三十好几，如果是在台湾，重新当一名外科医师不仅对体力、年龄与已成家的他，牺牲的“成本”都太大。但他却告诉我，之前选择内科是因为可以兼顾家庭，但在过程中，却发现就算兼顾家庭，他还是不快乐，因为他向往的是另一个领域，如果一直往既定的方向走，耗费的“成本”其实更大，只因那并非自己所喜爱的事物。 于是我又询问一些西方友人，对于到达一定年纪后却没有工作，反而选择一条非典型之路(例如三十岁了，却做着与所学毫不相关、不稳定的工作），周遭的人会如何看待。友人告诉我，虽然有少部分的人会因此看不起那个正在探索、看似不务正业的人，但多数人还是很包容，因为探索与对未来感到困惑，都是人生的一小阶段。 在美国的这些日子，我逐渐明白，年龄到了就不该做什么的疑虑，或是年龄到了就该做什么的焦虑，其实是华人社会里的产物。比起这个，西方社会更在意─你有没有正在做你真正想做的事？ 不要用经济学的沉没成本来限制你人生的决定分享一个有趣的经济学理论─“沉没成本”。最常用的例子是，当你和在一起十年的男／女朋友感情变淡了，而你又已届适婚年龄，该怎么办呢？ 有些人会认为都已经在一起十年了，若这时候分手的话，好像很“划不来”，于是继续如鸡肋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地维持这段关系。 再换个例子。如果我买了一张电影票，进了电影院后发现这部电影难看无比，你该怎么选择呢？ 因为已经花了钱，就算再难看，还是继续看下去？ 或是，掉头就走，去做其他事情？ 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认为“既然已经花了钱，就算电影很难看，还是硬把它看完”，或“因为已经花了十年交往，现在却分手而没有结婚是件很可惜的事”都是不理性的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都是理性的），因为已经投注的“十年”，与已经买下的“电影票”，都是“不可回收”的成本。如果依旧抱持着“已经花了钱，就算电影很难看，也要把电影看完”的心态，你所花费的，将不只是“电影票”，还有“时间”；一旦发现电影很难看，马上掉头去做别的事，虽然“电影票”已无法回收，却仍保有“时间”。同理，也可以套用在交往十年却情已转淡的情侣身上，既然已投注的时间不可回收，就算真的结婚，往后的人生就要与没有感情的人共同度过，何不认清过往的投资不可回收，起码可以赢回自己的下半辈子。 而东方社会里的年龄焦虑，不也是如此吗？ 我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念ＸＸ科系了，现在转职会不会很“浪费”？ 我已经花了这么多年才爬到了主管的位子，现在转职，会不会很“可惜”？ 因为担心“浪费”、“可惜”，使得这两者都成为我们的恐惧，于是害怕改变，担心用手上的“成本”去交换一个不可知的未来。然而，在你害怕“浪费”、感到“可惜”时，不如想想经济学的理论：不要用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来限制人生的决定。 回头说说我遇到那位台湾律师的故事，在我对着他眨眨眼说：“嘿！ 你不也正在念着你所期待的知识吗？ 既然我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就让我们忘记华人的年龄焦虑，好好享受现在正在做着自己喜爱事物的感觉吧！” 听到这段话，他原先因为想到学成归国后烦恼的脸，瞬间舒缓许多。 “我懂。”他说。 我们都笑了，因为我们知道，自己都正努力摆脱华人文化在心里早已内化的年龄焦虑。 作者介绍｜Y.C.Hung 18岁以前唯一的梦想是当医生，在梦想即将实现时，却开始惶恐自己除了当医生之外什么都不会，也因为医学生时在哈佛医学院交换期间丰沛的学习经验，打开了视野，毕业后为了“想要追求更大舞台”，而选择出走台湾，在拿到医师证书后开始了人生的大冒险。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悦知文化《告别菜尾世代：大胆向世界递履历，我在哈佛体系的观察》（原标题：年龄不该是追寻梦想的阻碍） 责任编辑／林安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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