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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岁末年关，以前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在是每逢佳节必宰客。我国古代把政府一把手称为宰相，虽然此宰非彼宰，但宰客文化却源远流长：官方大宰，民间小宰。前一段雪乡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上帝”一时成了待宰的羔羊。其实，宰客这件事已不稀奇，从青岛大虾到三亚扇贝，再到哈尔滨天价鱼，为什么中国这片土地上盛行宰客，难道是因为韭菜特别多？按理说，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号称已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宰客事件发生？ 小农意识与熟人社会 中国上下五千年，农业社会占主导，“自给自足”是其经济特点。也就是说不需要进行过多的商品交易，就可以繁衍生息。在历朝重农抑商政策影响下，人们交易的范围一直很有限，即使有也是熟人生意。老祖宗留下众多遗产的同时，也把“小农意识”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没有参与更大范围的商业交易，没有频繁接触陌生人，不需要一种“契约精神”来规范，靠人情就可以解决问题。 雪乡宰客中，有一个群体不会挨宰，他们的名字叫“当地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对乡里乡亲和“陌生人”奉行的是两个标准。一个村庄里，同一个姓氏的我们称为“一大家子”，大家在一块劳动协作。稍微好些的，就是熟人了，大家凡事讲一个信义。但有人违背了怎么办？大家不会想着对簿公堂、诉诸法律，在熟人社会里有威望的人通常负责出面调解，其实大家遵守的不是商业规则，而是一种道德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往往是可松可紧的，当陌生人出现时，道德约束就表现得极为宽松，“一锤子买卖”也可以做，“过了这个村就宰不了这样的人了”成为共识，反正熟人们的利益没有受损，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商鞅变法与“自上而下”的权力 当年商鞅变法时，就希望通过法度来统一人们的评判标准，建立一个人人守法、守信的社会，为了表明决心商鞅还使出了“徙木立信”的招数：商鞅要公布新的法令，但担心百姓们不相信，于是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一笔巨款：十镒黄金。百姓的第一反应觉得是骗人的，最后有一个人将信将疑把木杆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加倍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没有欺诈。信任建立，秦国很快便颁布了法令，商鞅变法也为日后大秦王朝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即便商鞅贡献卓著，但依旧逃脱不了被车裂的结局，这一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社会的变法革新大多源于“自上而下”的权力，能否善终往往依赖皇权的庇护。既得利益者总会挑战已有的共识，较量的背后往往是权力的此消彼长，最后的结果就是“统一的标准”被少数权力破坏，强势部门往往更有话语权，造成了新的不平等。 现代社会中，银行也扮演了强势部门的角色。很多人都对“离柜概不负责”的银行提示语记忆犹新，意思就是在银行取现金要当面清点确认，一旦离开柜台，即使发现假钞也概不负责。那万一银行多给了怎么办？也概不负责吗？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案例：浙江慈溪秦小姐在某银行取22400元，银行却给了24000元。事后，银行向秦小姐讨要多给的1600元，遭秦小姐拒绝。银行以“不当得利”为由将秦小姐告上法庭。其实，不管是银行少给，还是多给，都要对金额负责，这才符合法律的规定。而所谓的“离柜概不负责”显然是银行单方面的霸王条款。如果长此以往，强势部门引发的不平等，会渐渐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 “外宾价”与契约精神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甚至还出现过“外宾价”，这种双价格体系直到现在一些宾馆、邮轮还在实行。外宾价，就是专门针对外国人的价格，即老外们不能和中国人享受一样的价格，这种价格歧视可以说是明目张胆的宰客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很多旅游胜地也有两种菜单价格，本地人来了有低价菜，外地人来了价格自动上浮。除了旅游行业，出租车行业也宰客频发。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评价一座城市是否友善，就是看当地出租车司机绕不绕远路。 中国人爱宰客，根源是缺少“契约精神”。契约精神的核心是平等、守信，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社会产物。商业社会的一系列产物，都在规范着人们的“契约精神”，比如明码标价的价签的产生。价签的出现，就是杜绝随行就市、看人下菜碟的买卖行为，真正做到童叟无欺。合同的出现也是“契约精神”的重要表现，不论是就业，还是商业交易，大家都要信守合同约定。如今，所有企业都想拥有好品牌、好口碑，品牌意识的觉醒也需要“契约精神”来保驾护航。 官家越是扰民，民间越上行下效；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各种罚款也越多，宰客也越多，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而越遵守契约精神的地方，经济越繁茶。但愿中国人爱宰客是未来的伪命题！ 本文作者李光斗：中国品牌第一人、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著名品牌战略专家、品牌竞争力学派创始人、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互联网金融委员会首席顾问、华盛智业·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创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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