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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天戟 按 还记得“文博山西”推送过的 中山国“三连击”吗？ 这是第一个华夏化的戎狄国家， 它嵌于燕赵之间， 国小而悍勇， 困顿且奋击， 曾长期与晋国等中原国家交战。 而它又一度湮没于史籍， 直到1974年一个寒冷的冬季， 孤狼长啸， 中山国现。 珍宝尽出。 其后， 关于中山国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 关于中山国的想象和猜测也迷雾渐散。 前不久， 又有河北博物院专家郝建文， 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经验， 撰文论述著名的“中山三器”铭文刻铸之谜。 今征得郝建文先生同意， 特刊出此文， 以览“战国八雄”之壮及“中山三器”之美。 上世纪70年代，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乡发掘了战国中山王厝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青铜大鼎、方壶和圆壶这三件器物上就有数以千计的铭文。  ▲夔龙饰刻铭方壶 其中大鼎的铭文最多，加上重文、合文共计469字。方壶的铭文次之，加上重文、合文共计450字。圆壶上的铭文最少，加上重文共计182字（不包括圈足部位的铭文）。其铭文数量之多、历史文献价值之高、器物制作之精，创下了三个世间之最，中山国从此名扬天下，引世人瞩目。 在出土的众多的青铜器中，还有一些器物也有铭文。那些圆头笔划、粗细比较均匀的文字，一看便知是铸的。有的文字，笔划某些部位重合，某些部位错位，且笔划粗细不一，显然是刻的。  ▲铸铭之中山侯铜钺铭文（局部）  ▲刻铭之中山王铜鬲铭文 而“中山三器”这三件铜器刚出土，上面的铭文，就被认为是在铸造好的青铜器上凿刻的。1995年，出版的考古发掘报告《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中，编著者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当人们从铜器上那些铭文的笔划中，看不到丝毫的凿刻痕时，先是惊奇，接着便是感叹不已，觉得古人太神奇、太不可思议了。
恩师张守中先生对中山国出土文物中的铭文悉心临摹，数易其稿，编撰了《中山王厝器文字编》，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引起了古文字学界和书法界的极大关注。这三十多年来，用中山篆书体来进行书法艺术创作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在全国性的书法大展中屡屡获奖。这些年来，中山三器也引起了书家们的极大兴趣。 三年前，我曾陪北京画院李凤龙先生在河北博物院观摩方壶和圆壶上的铭文。李先生在篆书方面，功夫下的颇多，尤其是中山篆体的书法创作，极见功底。站在隔着低反玻璃的方壶面前，他目不转睛，盯着上面那些铭文，逐字逐字看，不停地赞叹。后来，他围着展柜，转过来转过去反复观察，最后和我说：“下次再来，我要带个望远镜。” 方壶的出土，张守中先生印象很深刻。他说，那是1977年9月，当时他在河北省文化局工作，有专家去中山王墓的发掘现场，他都陪同前往。另外，现场发掘情况也需要及时向北京方面汇报，为此，他在现场临摹了方壶铭文（草稿）。 1978年，河北省展览馆首次筹备了中山国文物的展览。张守中先生说：“展览期间，北京专家夏鼐和李学勤先生带了很多人来，山西张颔先生也带来了10个人，另外，还有其他省的同行。河北省文化局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在会上，中国历史博物馆青铜器修复专家高英先生激动地说，铭文刻得真好，不知道古人怎么刻得那么好，让人难以想象。” 张守中先生说：“高英先生自幼得名师传艺。数十年里，所见青铜珍品无数，而在中山三器前，竟如此感慨。铜器上那1123多字（注：包括圆壶圈足铭文），直线挺劲、弧线圆润，看不到凿刻痕迹，确实不好理解。”  ▲铁足大铜鼎 四十年来，中山三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三器上的铭文，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个谜。 我常常琢磨，在青铜器上刻字，怎么会那么自如？古人雕刻技艺娴熟还好理解，但用的是什么工具就不好理解了。什么刻刀能刻铜如泥？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时我看到那些铭文，也问自己，或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那些铭文也许并非直接在铜器上凿刻的，而是铸造的。我和同事李鑫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和我的想法一样，那些铭文可能就是铸的。
2017年3月，中山国的文物要去旅顺展览，包装文物时我负责拍摄文物保护现状照片。得知这批文物中有圆壶，我很激动。能零距离观摩圆壶上的铭文，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灯光下，随着圆壶在文物保管员手中慢慢转动。我睁大眼睛，仔细地盯着那些铭文，希望能有所发现。 那些铭文笔划的底部比较平滑，略呈“U”字形，确实没有一点凿刻的痕迹。更奇怪的是，有的字口边缘受挤压微微隆起。难怪，我在三器拓片上，看到好多字的字口边缘，墨色明显加重。  ▲ 中山王圆壶铭文局部  ▲ 中山王圆壶铭文拓片 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难道说，刻这些铭文时，铸造铜器的铜水尚未完全凝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古人怎么能操刀刻字呢？古人的手也是有骨有肉的啊！ 我把照片在电脑上放大后，看到了三条细如发丝的竖线，好像是为安排那些字打的“格”。再观察那些字的笔划，哪笔在前哪笔在后似乎都能看出来，甚至，在哪儿接笔也看的清清楚楚，硬笔书写的感觉很明显。我更加怀疑这些铭文不是在铜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上刻（写）好后铸造的。
我突然觉得，鼎是国之重器，那些在青铜大鼎的造型设计和铭文的布局上，会反复推敲、深思熟虑后，最后，或许还会请国王敲定。那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应该都是事前安排好的。绝不会等铸造好了，才“忽然”想起给器物刻上那么多的字。 大鼎是这种情况，方壶、圆壶也应一样。  ▲ 中山王大鼎铭文（局部） 依照常理，如果让我承接这三器铸造的任务，我肯定会找最省劲、最出效果的办法。上千的铭文，是在铸造好的青铜器上雕刻还是在模子上加工好再铸造，我认为谁都会选择后者，古人也不例外。
张家口有我一位专门做铜雕的老朋友傅大巍，他是中国铜雕篆刻工艺美术大师。他手工雕铜、错金、错银的手艺都非常好。我给他发去两张圆壶铭文照片，他看后马上告诉我，字是在铜器上刻的。 我将疑问告诉他，让他再仔细看看。他思索了一会儿，说：“你说的对，那些字不是在铜器上刻的。我用白钢刀在铜上刻东西，紫铜粘，延展性好。而古代青铜很硬，发脆。我曾在一件青铜器上刻过一个字，非常难刻。一刀下去，第二刀就打滑，需要打磨再刻。而且，字口边缘形不成那个隆起。再说了，这铭文没有凿刻的痕迹，尤其笔划的转弯处是那么圆润自如，看不到刀痕。如果是在青铜器上刻字，那是不可能的。” 我曾陪同山西从事考古工作的同行田建文先生，在我们河北博物院参观中山国文物。看了那些青铜器和展板上陶工名字拓片，他说：“这些铜器，非常有可能是从我们山西侯马铸造的。” 在山西侯马青铜时代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万块陶范，内含花纹的达数千块，非常精致。还出土了铜刻刀、骨刻刀刻模工具。当时手工业工匠都是世袭的，他们世代为业，技艺娴熟，陶范上那些细细的花纹都能表现得那么好，像中山三器上的铭文，在陶模上刻下来更不在话下。 我对照着铜器上的铭文，看着出土的那些刻刀，突然觉得，要是让我来做那些铭文，用那个弯头的铜刻刀就可以搞定。那些字口边缘微微的隆起，应是刻字时陶模将干未干，受刻刀挤压所致。这样一来，那些字说是“写”上去的，似乎更贴切。  ▲ 图四、侯马铸铜遗址出土陶模  ▲ 侯马铸铜遗址出土刻模工具（骨刻刀）  ▲侯马铸铜遗址出土刻模工具（铜刻刀） 看来，那些文字不是在青铜器上直接刻的，而是在模具上刻好（或者说是“写”）好后，再翻模，然后铸造的。和常见铸铭不同的是，其字形修长，笔划两头尖细、中间粗细均匀，富有装饰性。 这样说来，它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奇，但也并不是说，因这些文字是铸造的，中山三器的价值就被削弱了，相反，它为我们展现了古人娴熟的雕刻技艺和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中山三器，依然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子次圆壶上的铭文铁画银钩精美绝伦 郝建文 1967年生，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曾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进修，现供职于河北博物院陈列研究部，从事古代壁画临摹研究工作，副研究馆员，中国壁画学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图：河北博物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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