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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老师谈传统文化 | 揭阳名宦姚柬之

 风吟楼 2018-01-27
 



  文/彭妙艳


清代揭阳(我指的是今揭阳市境)知县,值得后人称赞、怀念以及“研究”者不少。前几天我写过蓝鼎元,他是其中的一位;现在想来“追思”姚柬之,以为也是“合理”的事。因为在为数不少的揭阳“循吏”中,姚可称其中的所谓佼佼者。

关于姚柬之其人其事,过去的光绪版《揭阳县续志》、《大清宣宗皇帝实录》,以及一些别集如孙子俊《吟香馆诗钞》(稿本)、《晚晴簃诗汇》等,或多或少有所记载,而以《揭阳县续志》本传为详。这些材料孙淑彦在编《揭阳历代县代考论》姚柬之条时多有援引。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到姚柬之这个两任揭阳知县的清末人物基本轮廓。

近日,过去未尝有人谈及的姚柬之的《伯山日记》的出现,以非常具体的文字,记述其第一次履职揭阳的情况,非但可以丰富前述所谓“轮廓”,使其更加有血有肉,对于道光时期广东的社会、经济的研究,也有难得的“第一手资料”的珍贵价值,在决定对其进行校点出版之后,我拟把相关的资讯辑说,以加实加广加深乡人对于当年这位父母官的认识。



《揭阳历代县代考论》依据《揭阳县续志》,而称姚柬之于道光十三年(1833)秋九月上任,翌年春正月调离,由普宁知县陈恩普接任。按照《伯山日记》,则姚柬之道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就因赴任揭阳,开始了在省城拜谒相关长官与部门之旅。因为恰逢过年,他的这个拜谒过程可算漫长而周密。上接督抚,下至在穗任官的浙籍同乡或道光二年同年,几乎一一有所过访。直至正月十一日辰时才正式坐船离穗东行,同日至增城。沿途免不了也访友问事,直至二月初三日总算进入潮州府治,卯时起程,改陆路,行三十里至揭阳的万里桥。再行五十里至登冈,始有北寨巡检顾侃来来接。县府前来迎接的书役也同时到达。于是饭后继续登程,过鸾坡渡,有辅厅的人员来保驾护航。抵城关,见故人萧朴亭已在等待,同入东门,至书院“宿焉”。初六日,“拜印,任事,”开始了揭阳知县之旅。

《伯山日记》记其揭阳知县之旅,从二月初三日入境,四日入城,六日接印起,至十四日结束,十天左右而已,可能还有续集,但因没有刊刻不得而知。

虽然仅仅记载了十天的日程,但在这十天中,姚柬之处理了一系列案件,也对当时揭阳严重的匪患与械斗之风进行非常全面而深入的思考。这十天的所为和所思对于后之来者治理揭阳,应当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和参考意义,甚至对于当时社会管理与建设的探索,也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好像上任的第一天(二月初六),即着手于清匪的工作:“传谕诸役曰:本县此来,戢暴安良,锄奸保富而已。揭阳之害,无如乌枪手,今本县途中所见此匪,最多腮有疤痕,易于识认。今发一签尔等,速为擒拿,以所拿之多寡,为汝等之殿最。”果然巳时坐堂,戌刻就报抓获了潘阿富、吴阿求、彭阿、黄阿有、欧阿鹄、刘阿帚、陈阿凤、黄阿哑、郭有荣等12人。打黑首战告捷。

第二天因为是“忌辰”不理刑名,而处理其他事务,等到第三天,“谒庙”时,因有陈子义者出首其子赌博,当即拘讯,开赌场者郑阿朝以及前天拘捕的潘阿富等一一进入讯问程序,获知这群“烂崽”(当时称光棍)近年来一直横行乡里,杀人十二三人,“凌迟加割数刀”都不足以泄民愤,但考虑到这些受雇的乌枪手都是生活所迫,所以最后采取罚款以赔偿受害家属,拘禁一段时间以改造其行为,重在教育广大民众的处理方法,企望通过这样的执法,来使抢杀之风可息,“文教可兴,而海滨邹鲁之风亦可渐次再见于仁宪之手”。针对当时严重的“大乡欺凌小乡”以致出现频繁械斗的情况,姚柬之考虑到治本之法是对参与者的犯法区别对待,认真落实抑强扶弱,扬正祛邪的措施,这才能保障长治久安,民能乐业,社会经济可以兴旺。

在初九日起对烂匪吴阿求、彭阿等人的提审中,发现并非所有烂匪都面有疤痕,也有部分是没有的,要据实对待,不能仅仅以这标志造成冤案错案。使对乌枪手之患的处置有了新的办法出世,当然,也有了因为妥善处理而获得的新局面。



除了快速高效地办理了以潘阿富、吴阿求等人的乌枪案,陈子义、郑阿朝等人的聚赌案,张阿鉎、方正利等人的抢劫案外,还在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方面有着新的举措。期间包括对于点卯迟到的提巡河役责以四十板的处罚,以儆效尤,包括要求坐堂悬牌,使告状人按先后顺序“正身伺候”,以保证诸如“两造一同投递者俾可即时断结完案,以清讼尘,而免株守”。

日记的最后一日即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的记载,很可以看出了姚柬之的办案能力和办案效率:

卯刻,坐堂受理,呈词,共收呈词八十四纸。有孀妇郭林氏因媳自缢,母家讹诈不准殡殓。当堂口训,并无呈词。随委捕厅率仵刑往殓尸,亲具结,片刻省释。遐迩诵之。

由此,可见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所称姚柬之“继任揭阳,断怀疑狱,治械斗,政声卓越”并非虚词。《揭阳县续志》本传更是有着办理几个具体案子效果的记载。反映了在清代末叶的社会大动乱时期,有着姚柬之这样的地方长官来英明施政,从而保障了地方的平稳安定,真是揭阳之大幸。



对于姚柬之这样的历史名宦,采用竖碑立传的传统方式予以纪念或者运用其他现代手段加以表彰,都应该属于地方文化建设这样有着实际意义的事情。

于是,《伯山日记》之类的出版印行,就显得不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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