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同贵州军事史》《贵州军事志》等文献，皆记载了咸同战乱期间，唐炯在贵筑水田坝（今乌当区水田镇，下同）办团的史事：“举人唐炯，在省城东北水田坝办‘忠孝团’。团分十二局，募壮勇百数十人，教以战守。” 唐炯的“忠孝团”，是他自家出资，在贵筑县召集水田坝当地的青年壮勇办起来的。那支赫赫有名的“忠孝团”，与丁宝桢的“联乡团”、赵国澍的“石坊团”和高以廉、高以庄的团练一道，环顾省城周边，担负着保卫贵阳的重任。 唐炯之父唐树义，字子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出生于遵义，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中举，从政之后是一位体恤百姓、品行高洁的清官。与唐树义深交者，大多名流显宦。例如，清代名士吴文镕、黄辅辰、黄彭年、曾国藩、左宗棠、骆秉章、胡林翼、王柏心等。世人敬仰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既是唐树义的上司、伯乐，也是他的好朋友。无论林则徐顺境逆境，唐树义皆与其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坦荡相依。 清道光二十年（1840）秋，林则徐因“虎门销烟”获罪，相继遭到革职和流放等不公平的处置。道光二十二年（1842）夏末初秋，林则徐发配新疆途经甘肃。此时，唐树义正好任兰州道道员。当年的《林则徐日记》中，留下了他途经兰州期间，与唐树义（子方）有关的点点滴滴—— “（七月二十六日），壬申。晴。早晨在行馆饭后行，因兰州道唐子方（树义）已嘱杨翠岩在此另备有馔故也。 （七月二十九日），乙亥。晴。早晨饭后行。……又五里至省城东关，此关为省会之外城，计十四里，其内城仅七里。自制军以下皆迎于外城之蓝山书院，在城之大小文职无不来迎者，武员则于十里外排队，亟辞之。在蓝山书院小坐，进城。行馆在兰州道署，缘道署中尚无人住也。到寓后客来络绎。下午往各处回拜。西宁办事大臣法（丰阿）亦于是日进城。 （七月三十日），丙子。晴。昨日回拜各处多未遇，今日复往晤富海帆、程玉樵（德润）、王西舶（兆琛）、唐子方诸君，在海帆处饭。 （八月初三日），己卯。晨阴，大雨逾时，午后稍霁。司道程玉樵、王西舶、唐子方、云兰舫同来，约明日在玉樵处小集。下午拜客。 （八月初五日），辛巳。阴晴相间。唐子方来。自辰至酉手不停挥，而笔墨仍未能了。” 清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石达开指挥太平军西征进犯武昌，湖北按察使唐树义兵单将寡全军覆没。正月二十三日，唐树义在湖北武昌金口江面上投江殉国。约一个时辰后，唐树义遗体漂浮至岸边，旋即被当地居民殓葬于金口下游长江边。同年十一月，曾国藩率湘军收复武昌，湖北巡抚衙门将这一消息发函通知了唐炯。唐炯闻讯，立即往湖北寻找父亲遗骸。在左宗棠、胡林翼、王柏心等父亲老友帮助下，唐炯几经周折，终于找到父亲遗骸。次年二月，唐树义遗骸运回贵阳，葬于今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成山墓园。 清宣统元年（1909），唐炯及其妹夫张之洞去世后，外界再也无人知道成山唐氏墓园的具体位置。“成山在哪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山”二字渐成世纪之谜。 2014 年 3 月 21 日下午，在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竹林村后山，唐树义墓碑残片出土。成山唐氏家谱密码由此揭开：成山在乌当！ 2014 年 3 月 25 日，唐树义碑阴残片出土的第 4 天。这也是“贵遵高速公路复线”施工范围内，搬迁所有建筑、坟墓的最后登记期限。按照规划图，即将修建的公路要从成山唐氏祖墓群中间经过。 最后时刻——亦即3月 25 日上午，乌当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郭琳接待了来访的冯飞，并在其提交的一份《紧急呼吁书》上做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此后不久，区人大、区政府连续出台措施保护成山文化遗址。乌当区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对乌当区人民政府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情况报告的审改意见》，要求政府将唐家大院、朝阳寺、唐氏家族墓葬群尽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唐家大院、唐氏祖墓、朝阳寺被乌当区人民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省政府有关部门对已经动工修建的“贵遵高速公路复线工程”线路做出调整，为“唐炯家族墓”改道。  一、成山草堂 唐树义、唐炯父子建于贵筑水田坝的成山草堂，当地俗称“唐家大院”，历史文献里又称“成山别业”。成山草堂曾经是一座规模宏大、传承有序的乡间别墅，世代由长房长孙继承管理，其职责是祖墓的看管和保护、维修。 出于保护祖宗墓地的需要，唐氏家族后人对别业的具体地点三缄其口，对外仅以“成山”二字虚以掩饰。知其底细者寥寥无几，仅限唐氏至亲密友，如清代的郑珍、莫友芝、陈钟祥、黄彭年、王人文、张之洞，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杨覃生、凌惕安等。其中，王人文曾任“护理四川总督”，张之洞曾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二人皆唐家女婿。 ——关于成山草堂，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载：“成山草堂，在府城东北四十五里蔡家寨，道光二年（1822），唐树义葬其父于成山，遂于墓附近筑室曰‘成山草堂’。同治初毁于寇乱，光绪中其子炯重修。”短短数十字，记载了一处地址、一座建筑——“府城东北四十五里”的蔡家寨和建在这里的成山草堂。牵涉到近代贵州三大家族中的成山唐氏祖孙三代：清代廉吏、原广东阳山知县唐源准；清代名宦、诗人、湖北布政使唐树义；清代名宦、太子少保、云南巡抚唐炯。 唐源准（1767—1820），清代名宦，字以平，号直圃。唐源准于清嘉庆三年（1798）中举，清嘉庆十三年（1808）起历任广东阳山县知县；署英德、清远等县知县，钦州知州和廉州海防同知，世称“阳山公”。唐源准与清代贵州著名学者花杰（字晓亭）、黄燮（字理亭）为同科举人，且都交谊深厚。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初三日，嘉庆皇帝驾崩。噩耗传至广东，广东阳山知县唐源准闻之悲痛欲绝，不数日竟撒手尘寰随驾西归。阳山民众奔走哭吊，若丧慈母。 唐树义青少年时，随父辗转于各任职地读书求学。嘉庆二十一年（1816），唐树义返籍乡试中举。道光六年（1826）起，唐树义先后在湖北、甘肃等省担任过知县、同知、知府、道员、布政使、按察使等职，并曾以湖北布政使署理湖北巡抚一职。 根据《贵州通志·古迹志》的记载，成山草堂的诞生，主要是源于唐源准落葬成山。关于葬父的过程，唐树义在其著作《梦砚斋遗稿》中有详细记载，题为《先府君葬地记》—— “……嘉庆甲戌（1814年），葬我母王太孺人于贵筑城北凤凰哨西。其风顺地厚，自信于古人卜葬之法颇不相背。顾距今九年，宅兆已固，惧动魄体，不敢合葬先君。因别卜吉于兹。 兹山土色皆红，容棺处间黄白赤泥，人咸称为福地。……且距省会四十五里，异日，虽势家亦无从夺焉！” “异日，虽势家亦无从夺焉！”翻译成白话文，大致意思就是：将来，任何一种势力或者任何人，都无法抢占（或破坏）我成山墓园这块风水宝地。 如此说来，唐树义从一开始就非常自信。令人惊讶的是193个年头后，老人家自信的论断得到了佐证，“成山草堂”、成山墓园和唐炯当年办团的朝阳寺，分别被列为乌当区和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与现实相互照应，在“距省会四十五里”的贵筑水田坝演绎出这样一个事实，确实有点儿不可思议！ 二、从《播雅》到《黔诗纪略》 清代名宦、著名诗人唐树义的文学情结，决定了两部贵州文学巨著的的命运，这两部作品，一部叫《播雅》，一部叫《黔诗纪略》，这两部作品是我们贵州——也是整个清代中国文坛的两部文学名著。除这两部作品外，唐树义还曾经资助学者周作揖编纂《贵阳府志》。 唐树义是清代著名学者。史料载其“工诗词，好与名士交游。郑珍、莫友芝等，均系待归草堂座上宾”。唐树义生前著述甚多，传世至今的有《梦砚斋遗稿》。 道光年间，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以编纂《遵义府志》闻名天下。时人称颂《遵义府志》为“天下第一府志”。 郑珍是唐树义的表侄，道光初年，郑珍二十出头时即以卓越的文学天赋受到唐树义好评。此后数十年，叔侄之间常有书信往来，唐树义鼓励郑珍发奋读书，为国家出力。莫友芝、郑珍因《遵义府志》一举成名，并被名宦曾国藩赞誉为“西南巨儒”。但郑珍始终牢记表叔的教诲，丝毫不敢懈怠。 《遵义诗钞》是贵州历史文献中一部重要的诗歌总集,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郑珍为编纂《遵义诗钞》，曾花费数十年时间，往返遵义附属各州县，收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改土归流起,至清咸丰三年(1853年)的民间诗作，作者共计二百二十人，时间跨越二百五十年。《遵义诗钞》成书时，合计有诗作二千零三十八首。 咸丰初年，官至湖北布政使的唐树义告病还乡。他以自己多年的积蓄，在贵阳修建“待归草堂”，并在遵义老家修建“唐氏宗祠”。在此期间，唐树义得知郑珍编辑《遵义诗钞》一事，遂过问详情。郑珍将誊定抄清的初稿呈送表叔就教。唐树义赞叹不已，爱不释手，决定出资帮助郑珍刻印刊行，并亲自把《遵义诗钞》更名为《播雅》。 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天国大军进逼武昌，唐树义奉诏出任湖北按察使。在湖北官署，唐树义抓紧时间为《播雅》作序。次年正月二十三日，唐树义在湖北金口投江殉国。此时《播雅》尚未刊印，唐树义的噩耗传至贵州，黔地士子无不感伤万分，郑珍更是悲痛欲绝。他在家里恭设表叔唐树义灵位，每日虔诚奠祭。其间郑珍曾作诗四首，深切表达自己对表叔的怀念。诗句中有“人间知己到公休，从此通明懒下楼”的哀叹。 唐树义殉难后，其子唐炯继承他的遗志，继续资助郑珍编纂《播雅》，在唐炯的帮助下，《播雅》正式刊印问世。郑珍把唐树义的遗作编为一卷，殿诸《播雅》之后。因此，刊印行世的《播雅》，由早年的 24 卷增为 25 卷。 莫友芝编纂的《黔诗纪略》，也是受益于贵阳成山唐氏的另一部文学巨著，这部诗歌总集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与《播雅》同等重要。咸丰三年，唐树义辞官回贵阳赋闲时，曾允诺《黔诗纪略》。唐树义湖北金口殉职后，其子唐炯子承父志，起起落落历时十六年，资助莫友芝完成了该书的编纂校订。 曾国藩创办湘军，曾邀聘莫友芝担任幕僚。清同治九年（1870年），莫友芝出任扬州书局主校刊，此时，唐炯以四川总兵身份，率部援黔剿匪。其间他寄白银五百两给莫友芝，作为《黔诗纪略》的刊资。清同治十年（1871年），莫友芝辞世后，其子莫绳孙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将《黔诗纪略》付梓。 唐树义、唐炯父子前赴后继，资助郑珍、莫友芝刊印问世的《播雅》、《黔诗纪略》，是两部重要的文学巨著，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们在灿烂的历史星空下熠熠生辉，撑起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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